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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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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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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巴蜀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巴蜀民众都使用中原人听不懂的语言；服装、发型和中原不同，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有尊崇“五”的精神观念，崇拜巫鬼，丧葬中多有船棺葬，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但随着秦汉以来被纳入郡县，尤其是伴随着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入，以及文翁等中原士大夫对中原文化的弘扬，巴蜀原来的本土文化逐渐向中原文化靠拢，产生了齐鲁一般兴盛的中原文化氛围，民众中也出现了中原式的姓氏。但传统巴蜀文化并非就此完全消失，而是内化到新时期的巴蜀文化之中，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其精神底蕴仍然具有浓郁的巴蜀特色，而这种交融和创新，实际上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外延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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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统治巴蜀的100多年时间里，秦的统治者并没有直接抛弃巴蜀文化，而是利用巴蜀文化的巫鬼信仰等为秦的统治服务。例如，秦郡守李冰用巴蜀氐人巫师杨磨领导族人开凿羊摩江；蜀人有崇拜“五”的神秘主义巫鬼文化，开凿都江堰就造了五只石牛来镇压水怪；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并不直接使用秦人尊崇的“六”，而是使用蜀人崇尚的“五”，也是为了利用蜀人的信仰和习俗，服务于秦的统治，降低治理成本；秦国为了修造成都城，还利用了蜀人崇拜巫师的特点，聘请蜀地土著巫师，用神龟占卜的方式选择修城地点，因此也有“龟城”之说。这些都是利用了蜀地社会重视巫鬼、崇拜巫师权威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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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统一六国文字，推行秦篆。但在巴蜀地区，对于巴蜀长期使用的巴蜀文字，则网开一面。一些巴蜀地区的墓葬中，同时出土有巴蜀文字的铜印和秦朝半两钱、汉字铜印，这些都表明秦统治者虽然在巴蜀推行秦篆，但也没有禁止巴蜀贵族、民间继续使用巴蜀文字。秦统治巴蜀期间，反而是巴蜀符号出现数量最多的时期。甚至一直到东汉，一些巴蜀崖墓中也还有巴蜀文字的出现，如青神县瑞丰场东汉崖墓、宜宾长宁七个洞崖墓中还有古代巴蜀的手指纹、花形纹等文字符号，表明巴蜀文化并未完全断绝，而是融合到了中原的文化系统之中。《三国志》说东汉的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里面造作道教“符书”，赢得了百姓的信仰。这些符书，很多就是古代的巴蜀文字。百姓对这些文字有神秘感，因此多有信仰，也将其放在崖墓里面，作为镇墓的符号，有巫术的意味。这也表明，东汉时期四川还能见到古代的巴蜀文字，但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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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文化崇拜巫鬼，从宝墩文化的神庙、三星堆祭祀坑到金沙祭祀中心，都呈现出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在巴蜀文化被逐渐纳入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轨道上以后，这些崇尚巫鬼的巴蜀文化精神底蕴，并未随着语言、文字、服装的中原化而完全消亡，而是内化到了新时期巴蜀文化的底层之中，与中原系统相互交融，形成了两汉三国以来巴蜀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汉代以来蜀地多神祠，如江水祠、方山祠、青石祠、兰祠等，古老的蜀地神龟占卜也依然存在，蜀人采矿、开井、种果桑等也都要延请巫师作法。蜀汉名臣谯周的祖先是巴地賨人的巫师，因此其家族也特别擅长天文、谶纬。此外，巴蜀墓葬中广泛流行的青铜摇钱树，更是独特巴蜀文化的体现，与上古三星堆神树崇拜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巴蜀大地上浓厚的古蜀文化底蕴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使得其成为道教的发祥地。张道陵在鹤鸣山修道（“鹤鸣”本身也和古蜀的鸟崇拜之间存在关联），利用巴蜀文字符号作为符箓，以古代巴蜀文字的印章作为道士的法器，将巴蜀的传统与新的话语、组织形式相结合，产生了道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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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后，蜀人开始使用中原姓氏，如东汉石碑《繁长张禅等题名》中，记载蜀地的原住民“夷王”“夷侯”“夷民”等都在用中原的姓，如夷侯有李伯宣、杨伯宰、牟建明、杜臣伟、杜永严、资伟山、屈孟辽、李伯仁、□长生、爰□世之类。这些蜀地原住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在使用中原式的李、杨、杜、屈、资等姓，显示了中原文化对蜀地的强烈影响。但是又区别于当时中原人根据《公羊传》讥二名的观念，不是只用单字命名，而是双字命名，又显现出巴蜀原住民独特的文化习惯，区别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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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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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翁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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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巴蜀地区的文化仍然和此前的古蜀文化有较多联系，从中原的角度来看，便是有“蛮夷风”，重视古老的巫鬼祭祀，文化落后。汉景帝时期，朝廷任命文翁担任蜀郡太守。他在任职期间，不但重视水利工程，而且大力提倡学问和教育，为巴蜀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翁看到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于是兴办教育，先在巴蜀选出张叔等十多个聪敏有才干的基层小官吏，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深造，又把他们派到京城的太学里面，跟随太学博士学习法律和儒家经典。文翁减少蜀郡的政府开支，用省下来的钱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送给太学里面的博士教师，以作学费。几年以后，这些巴蜀青年才俊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其中一些优秀的青年后来成为郡守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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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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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借助朝廷的教育资源，文翁还在巴蜀创办教育机构。他在成都修建了公立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文翁石室”，招收各县贫困但资质好的年轻学子，免除他们的徭役，学成后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郡县一级官府任职，让学问普通的学生担任基层官员。另外，他也选出一些学生在自己身边做事，每次到各县巡视，都会带着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学生一起去，让他们宣传教化和法令，时常在官府出入。各县的人见到这些青年学子都觉得很荣耀，便争相抢着想成为该校学生，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够入学。长此以往，巴蜀的民风得到很大的改善，巴蜀人到京城求学的人数和齐鲁之地的一样多。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还将文翁在地方兴办学校的办法推广到全国。文翁在蜀地逝世以后，巴蜀的官民为他修建了祠堂，每年祭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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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兴学以后，巴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等众多人才。文翁所创办的郡学石室，一直在使用，其遗址存留到了明末才被张献忠所毁灭。在文翁以后的东汉，蜀郡太守继续维持了石室郡学的教育。2010年在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东汉《李君碑》中，就记载说“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缉熙，巟（荒）学复殖。改行沾濡，莫不叹息”，意思是蜀郡太守提倡教育像齐鲁一样，发扬儒学、墨学，恢复了郡学教育，让人们感叹他的德性。在历史上，著名的文人都歌颂过文翁的功绩，唐代杜甫的诗中赞美“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宋代诗人陆游则歌颂“蚕丛角歌吹，石室盛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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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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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禁止私学，学在官府，百姓以吏为师。当时的巴蜀教育，只有“以吏为师”的官学，学习《仓颉》《爰历》《博学》等识字课本，以及各类法律文书。西汉早期，巴蜀的教育基本仍保持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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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在四川兴办了郡学，武帝时期这一模式被推广全国，到了王莽时期，弘扬儒学，在郡以下继续建立学校。东汉是太学生刘秀建立的王朝，因此他重视学问。光武帝、明帝时期都继续扩大官办的州学校、县学校、乡学校，主要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州、郡的学校相当于大学，县、道的学校相当于中学，乡的学校相当于小学，乡学只是学习识字课本如《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以及教《孝经》一类简单、篇幅小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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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天府广场出土的另一块东汉石碑《裴君碑》看，李君以后的太守裴君，也是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的，“孔修畔学，恢兴七[艺]”，意思是大力提倡办学，恢复儒家教育的各类技艺。参与立碑的公职人员中，有大量公立郡、县学校的在编教师。如蜀郡江原县就有守师王腾、守师任唐、守师龙圃等一共32名在职教师，其中有“《诗》师杜□”等3人，应该是在县学教授《诗经》的在编教师。在广都县县学编制中也有两名“《诗》师”，负责教授《诗经》。在临邛县则设置有“《春秋》杨□、《春秋》王延、《春秋》王方”3人，应该是教授《春秋》经的在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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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君碑》的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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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郡守的权力很大，类似古代的诸侯，可以自行任命郡内的所有公务在编人员，因此这些各县的在编教师，和郡守“裴君”之间在当时人观念里面属于君臣关系。《裴君碑》只有江原、广都、成都、临邛四个县的在编教师参与了立碑，纪念郡守的恩德。主要是因为这四县的教师正好这年到期续聘，由新郡守裴君续聘，所以有了君臣关系。其他几个县的在编教师还没有到续聘期，可能是前任聘用的，所以没有参加立碑活动。从这件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来，东汉的郡学、县学教师是由太守直接聘用的。县学校的师资非常丰富，一个大县城可以有几十名在编教师，他们负责传授《诗经》《春秋》等课程。从这些资料看来，东汉时期巴蜀的公立教育非常发达，政府重视办学，师资力量也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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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传世的东汉碑文拓片《学师宋恩等题名》记载蜀郡的在编教师、学校行政人员等情况，教师分为易掾、易师、尚书掾、尚书师、诗掾、春秋掾等，可见蜀郡学校的规模庞大，分别按照五经进行教学分类。教学、行政的在编教师、人员都有明确的分工，显示了教学机构的专业性。从《华阳国志》记载的东汉成都县令冯颢办学，招收了800名学生的规模来看，汉代蜀地官办学校的规模非常大，师生众多。庞大的教学规模，为蜀地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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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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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随着文翁兴学和整个巴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公立教育以外，也开始出现私立教育。如严君平就在郫县平乐山讲授道教学说，培养出了扬雄这样的著名思想家。到了东汉时期，四川的私立教育更为发达，出现了大量有名望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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