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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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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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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雕塑与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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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巴蜀地区的雕塑艺术非常发达，包括了各类泥塑的陶俑、水田、建筑模型。著名的汉代说唱俑，造型生动，能体现当时巴蜀人民的乐观性格。另外，也还有石雕的李冰像，成都市天府广场新发现的石雕犀牛，崖墓、石棺中的各类神灵等，以及荥经县出土石棺上著名的“中华第一吻”、芦山县的石兽、渠县的石阙等。绘画方面，最著名的是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蜀汉漆器上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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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彩绘木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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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十多个彩绘木俑，以木雕琢而成，施以彩绘，穿着曲裾深衣，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些木俑都在纺织机旁边，从木俑的不同身姿和身上的铭文推测，它们极有可能表现的是分工不同的纺织工人。完整的织机模型与姿态不同的木俑，可能是汉代蜀锦纺织过程的模拟再现。另外，墓中还出土有针灸穴位的漆人，类似的漆人也见于绵阳双包山汉墓。漆人身体上准确的穴位，一方面体现出当时针灸的发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代雕刻技术的精确性。绵阳双包山汉墓中，还出土有雕刻的漆车、漆马和各类漆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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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也多有石雕，《华阳国志》说李冰治水期间曾造了三个石人、五个石犀牛。2013年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天府广场钟楼下的秦汉地层中挖出了石犀牛，其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石犀牛的耳朵、眼睛、下颌和鼻子仍然清晰可辨，局部装饰卷云图案，四肢短粗，身体浑圆，造型独特。石犀牛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达8.5吨，是目前成都市区出土的最早最大的圆雕石刻，具有极高的考古和艺术研究价值。石犀牛的雕成与治水有关，同时也体现出秦汉时代石工高超的雕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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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秦汉石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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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石犀牛外，都江堰出土的石人也颇有特色。1974年在都江堰发现了李冰的石像，高2.9米，是汉代四川水利机构所造。石像的底部有榫头，五官端正，面带笑容，头戴冠，身穿长衣，腰间束带，拱手垂袖，平视而立。石像衣襟中间和左右袖上有隶书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时间是建宁元年（168年）。1975年，都江堰又发现了手持铁锸的治水工人石像。石像手持汉代工具铁锸，但缺失了头部。此后在2005年发现了两尊石像，在2014年又发现一尊无头石像，都是用本地砂岩雕造，身穿汉代深衣，宽襟重袖，双手置于前垂拱而立，是典型的汉代圆雕石刻造像。都江堰众多治水石像的发现，显示了汉代四川石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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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安芦山县的樊敏阙陈列有9具大型陵墓圆雕东汉石兽。石兽造型为跨步前行姿态，昂首挺胸，曲腰垂尾；头上分为双角、独角、无角三种；肩上有的无翼，有的为双翼；有的头似狮、似虎、似羊，形态各异，作张口吐舌姿态，威猛凛然，似有举踵欲奔、静中则动的气质和威严凶猛的神秘色彩，多取材于汉代神仙信仰中的奇兽，是四川汉代雕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此外，芦山县的王晖石棺也非常著名。该棺造型雄伟，棺体、棺盖分别为整块红砂石雕造，以高浮雕工艺在棺盖首及四壁分别雕刻五图。前和刻双门，左门紧闭，右门半掩，门缝中刻一头戴步摇、衣带飘拂、腿胫有鳞片的仙童，做迎候之状。门上盖首刻饕餮含环，身有背鳍和腹鳞的龙，右壁刻一虎头龙身、肩有双翅、身有环节和腹鳞的螭虎。两个动物都曲身扬爪，做凌空腾飞之状。后和刻一蛇缠龟身、两尾相交、两首欲吻之玄武图像。这些奇异的神灵是引导墓主灵魂飞升仙界的，体现了汉代四川雕刻艺术的发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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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蜀汉漆画“季札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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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方面，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蜀汉漆器上有众多人物绘画，其中一件漆盘上画有“季札挂剑”的历史故事。该漆盘出土时尽管有破损，但图案精美，由黑、红、黄三色漆组成的犀皮漆的花纹，构思典雅，精美异常。其描绘的是春秋时吴国季札挂剑的故事，画面生动，反映了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绘画和漆器工艺的高超水准。另外，还有一件漆盘，绘有著名历史故事百里奚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重逢的画面，还有孔子的儿子伯鱼悲哭自己母亲去世的画面，融合了历史故事与儒家伦理，显现了巴蜀地区绘画工匠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独特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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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四川中江的塔梁子东汉崖墓中，也有彩绘壁画如胡人舞蹈图、墓主宴饮图等。这些壁画是在石壁上凿框作画，内容是墓主的居家、宴会、表演之类，具有极强的连贯性。壁画表现生动形象，颜色鲜艳，红、黄、黑、白、绿等多种色调一应俱全，胡人的舞蹈显示了当时巴蜀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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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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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蜀文化时期，巴蜀地区就有发达的音乐礼制传统，到秦汉统治巴蜀时期，又向蜀地输入了中原音乐的元素，呈现出交融的特征。音乐配合舞蹈，巴蜀原有的巴渝舞一类舞蹈文化，也在此背景中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形成了秦汉时期独特的巴蜀地区音乐舞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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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时期常见的礼乐配置是酒樽配合铜编钟，这种组合既见于巴蜀印章，也见于茂县牟托一号墓的实物资料。在百花潭出土战国铜壶纹饰的宴乐图上，也表现有编钟演奏的画面。在秦统治巴蜀期间，编钟音乐继续作为重要乐器在巴蜀使用，如重庆涪陵小田溪一号墓就出土了14件一组的青铜编钟，其中8件有错金的纹饰。在小田溪二号墓中，则出土了1件编钟。在绵阳发掘的西汉双包山一号、二号墓葬中，出土有一批陶编钟，属于模仿墓主生前使用的乐器，另外也有编磬，是和编钟一起演奏的乐器，共同组成了金石之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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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钟以外，巴蜀的乐器还包括琴瑟、洞箫、笛子、吹竽等。如成都天回镇出土的汉代陶俑，就有吹笛子和吹竽的形象。在合川县沙坪的东汉画像石墓葬中，也有吹洞箫的俑。在新津、雅安、绵阳、新都、乐山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吹箫的陶俑。在乐山大佛景区崖墓出土的吹箫陶俑，头戴着西部少数民族“胡人”流行的尖帽子，吹着长笛，应属于吹奏羌笛的形象，也反映了当时四川和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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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说唱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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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不见于古蜀文化，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在汉代，蜀人擅长弹琴，著名的蜀人司马相如就是鼓琴的名家，因为琴艺高超，而得到了卓文君的欣赏。成都至今有琴台路，就是纪念汉代蜀地文化史上的这一段佳话。在他的《美人赋》中也提到了《幽兰》《白雪》这些琴曲。汉代四川思想家扬雄著有古琴书《琴清英》，该书现在已经失传。根据学者所搜集的该书佚文，记载有两首琴曲的故事。一首《雉朝飞》，讲卫女殉情而死，她的褓母哀伤地奏起她生前常用的琴，忽见坟墓中飞出两只雉鸟，双双飞去。另一首《子安之操》，讲尹吉甫的儿子不堪继母的虐待，投河而死，其父听到船夫悲歌，以为是儿子的声音，于是写作了这首曲子。此外，还有孙息弹琴的故事。汉代人弹琴的形象，在四川各地的考古发现中也广泛分布，在成都天回镇、绵阳、资阳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的抚琴俑，在雅安汉代高颐阙上也刻有“师旷鼓琴”图，四川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弹琴瑟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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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还多有汉代的说唱俑，表现的是结合了音乐、说唱、舞蹈、滑稽等各种娱乐在内的表演形式。如在金堂出土的汉代说唱俑，表情夸张嘻笑，上身袒露，裤子下滑，嘴歪眼斜，手持击鼓说唱表演；有的上身裸露，乳部丰满下垂，裤子下滑到小腹以下，臀部坐到圆鼓上，两腿蜷曲，脚踏在鼓上，抬起一条腿表演，表情夸张欢笑，富有滑稽色彩。类似的说唱俑在四川各地多有发现，如成都天回山、曾家包，郫县宋家林，新都马家山，绵阳九龙山、孔雀村，乐山大弯嘴，金堂一致村、李家梁子，重庆鹅石堡等。这些俑可以分为持鼓说唱和未持鼓两类，坐俑一般都蹲坐在鼓上面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