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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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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晋时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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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统治初期，成汉国的一些遗民不甘被江左的东晋政权所统治，爆发了多次反叛战争。在反叛战争的影响下，巴蜀地区的政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巴蜀民众生活困苦，社会发展几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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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统治益州的最初20年中，益州曾经发生过三次反叛朝廷的事件。汉国灭亡后，原汉国旧臣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人集结余众1万余人，起兵反抗东晋，被桓温率领的军队击败，王润等人被杀。349年，益州刺史周抚率兵击溃自称为帝的范贲，暂时平定了益州的动荡。351年桓温又助周抚平定了肖敬文的反叛。其后周抚在益州统治了19年，对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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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晋王朝一次次平定了反叛，但也大量消耗了东晋内部的力量，为北方前秦政权南侵巴蜀创造了机会。373年冬，前秦首领苻坚在已经占据北方的情况下，出兵攻取东晋控制下的梁、益二州。但苻坚在淝水之战中遭到失败，前秦实力大打折扣，最终在385年东晋复取守备空虚的成都城，巴蜀再次归于东晋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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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统治后期，东晋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各势力间争权夺利，致使政局动荡，巴蜀地区出现了又一次动乱。405年，参军谯纵在绵竹伏击晋军，晋兵损失惨重。谯纵乘机进一步向成都进攻，益州营户李腾开城迎谯纵，谯纵率军进入成都城，杀益州刺史毛璩及其家人，自称成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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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纵据蜀以后，以弟谯洪为益州刺史，以谯明子为巴州太守，扼守巴蜀东面，防御东晋军队从长江水路进攻巴蜀地区。义煕二年（406年）和义煕四年（408年），东晋两度遣军讨伐谯纵，均未能克。义煕八年（411年），东晋权臣刘裕令朱龄石为元帅，统领各大将军从江陵出发以水路再次伐蜀。谯纵得知晋军从南、东两面合围成都，自知无法抵御，遂放弃成都，向北逃奔，在逃跑中被谯道福杀死。朱龄石攻破成都城，历时8年的谯纵之乱遂告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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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朝时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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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年，东晋权臣刘裕强迫晋恭帝让位，自立为皇帝，定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刘裕去世后，长子刘义继位，很快被徐羡之等人废杀，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立为皇帝，史称宋文帝。宋文帝倡导宽俭政策，成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以益州刺史刘道济为首的贪官污吏却横行无忌，扰乱市场，限制布、丝、绵等的交易，同时实行铁器专卖，垄断物资交易，致使商人不满，百姓难活，导致益州发生长达5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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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年，赵广领导的起义军快速集聚，赵广率领部众数万人围攻成都，未能攻克。次年，赵广再次集结军队攻成都，对成都施行围困的策略。成都城内粮草断绝，刘道济病死城内。但起义军未能抓住大好时机，反而被官兵偷袭，退守广汉。刘宋不断派兵与赵广起义军交战，义军主力严重受创，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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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时期，益州刺史陈显达采取高压和残暴的方式治理巴蜀，在大度村（今四川乐山）对不服管理的民众进行屠杀，还对其他男女老少展开乱杀，激起民愤。为稳定巴蜀局势，齐武帝时不再任用武将治理巴蜀，任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并采取宽容态度，招抚反叛的劫帅，益州的混乱紧张局势得以控制。萧鉴在益州任官8年，政绩明显，为益州的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益州成为“西方之一都”，被后世史家所赞誉。萧鉴之后的益州刺史刘悛则是一个十足的贪官，他大肆搜刮钱财，同时也巴结各高级官员，在民众中的口碑极差，最终遭到了罢免并受到后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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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时期，益州刺史邓元起治蜀时，施行善政，秉公为民，刚正不阿，对地区政局平稳创造了条件。南梁的最后一任益州刺史是梁武帝的第八个儿子武陵王萧纪。在萧纪治蜀的17年中，采取正确的发展措施，益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局面，对益州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551年，原南梁将领侯景废梁自立为帝，朝廷内部发生动乱。萧纪乘机于552年在成都称帝，改元天正，派兵东下江陵，欲夺帝位。此时北魏利用梁朝乱局，遣兵南下抢夺梁朝领地。王足所领魏军破梁军，进一步逼近成都。而西魏则趁萧纪南下之时进攻蜀地，南梁的益州刺史萧伪投降，自此益州被纳入西魏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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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年，西魏大丞相宇文泰病逝，世子宇文觉继任太师等职。557年，宇文觉废魏帝自立，建立北周政权。北周宇文宪为益州总管时，善于绥抚，关心政事，得到蜀人的喜爱。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益州归入隋朝的版图之下。至此，历时2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全国再次归于统一，巴蜀地区也从纷乱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得以获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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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时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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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治时期虽短，但对巴蜀政局的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巴蜀的政局较为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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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朝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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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时，充分利用了巴蜀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优势，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基于此他十分注重对巴蜀地区的掌控，用自己的亲王镇守四川，任命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总管，封为蜀王。开皇二年（582年）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总揽四川地区的军政大权，确保中央王朝对四川地区的控制。行政制度上则在四川地区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对之前的州、县进行省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控制各“夷僚”地区。如在四川的西南地区设置嶲州（今四川西昌）和戎州（今四川宜宾），一方面加强对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管理，同时也为进一步控制西南夷地区和向南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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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治理四川期间，骄奢淫逸，终日享乐，对巴蜀人民进行残害，并强迫僚人充当宦官和奴婢等。他还大兴土木，不断扩建成都府，胜似天子。在为官上任用小人，对人猜忌，干预军务。由于其奢淫的生活，加上民不聊生，隋文帝对其十分失望，加之太子杨广的诬陷，隋文帝免去杨秀的刺史一职，并任用独孤楷为益州总管，贬杨秀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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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时期，蛮横暴政，民怨沸腾，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均有爆发，乱局越发明显。但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浪潮没有波及四川，四川的经济社会在乱局中仍得到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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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前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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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四川地区的郡县长官自保守官，静观政局变化。随着李渊攻入长安，四川各地的郡县长官和豪族、绅士，纷纷遣人前往长安，表达归顺之意。自此巴蜀地区顺利归于李渊的控制之下。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起唐王朝，巴蜀地区归于唐王朝的管辖治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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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一统天下后，根据治理之需，多次对地方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巴蜀地区的行政建置也发生很大变化。唐高祖时期，四川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太宗时将天下分为十道，剑阁以南的地区称为剑南道，嘉陵江以东的地区属于山南道。玄宗时期又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天的四川境内。肃宗时期又分剑南道为东、西两道，代宗时期又合为一道，但不多时日，766年又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两川，之后并未有所变动。唐代时，唐人又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称为“剑南三川”，简称为“三川”，有时也被称为“山剑西道”。剑南的三道构成了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山南东道和黔中道的部分区域也在四川行政区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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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管理，唐王朝在四川境内设置统领边防部队的军事机构。618年唐高祖在四川设置益州总管府，统一管理军队。662年，高宗又升益州都督府为大都督府。玄宗开宝七年（719年），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令剑南支度、营田、松、当、姚、嶲州防御处置兵马经略使升为剑南节度使，集兵权、行政权于一身，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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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中央王朝极为重视巴蜀地区的治理，委派的各官员能较好执行相关政策，加之社会经济的恢复，造就了巴蜀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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