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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宋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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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于显德七年（960年）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靖康二年（1127年），宋朝被金朝所灭。两年后，宋高宗逃往江南，在杭州重建宋朝，景炎四年（1279年）被元朝灭亡。史学上将汴梁时期的宋朝称为北宋，杭州时期的宋朝称为南宋，合称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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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后蜀，四川地区纳入宋朝版图。北宋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使分裂动乱的中国重归统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并且，北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视发展经济、文化。南宋虽然退守长江流域，但更加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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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取得蜀地之后，依路、州（府、军、监）、县（监）三级行政区划进行治理。咸平四年（1001年），将四川地区划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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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朝廷视四川为征服战争的财源基地，横征暴敛，将后蜀府库财物尽送京师；忽略四川地域传统，忽视团结蜀人，押解后蜀皇帝、官员及族人至京处置，为了征战而征发蜀人；北宋军人还在蜀中杀人劫货。于是，很快便激起民众反抗。先有全师雄领导蜀兵起义，后有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甚至北宋官兵也爆发了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得到蜀中广泛响应，攻克了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令宋廷极为震惊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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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起义和兵变最终都被宋军镇压了，但也让宋廷受到了教训，认识到起义是由于“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引起的，“非蜀之罪，非岁之罪，乃官政欺懦，经制败坏之罪”。于是，朝廷改变了对蜀地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维护四川地区社会稳定。这些措施包括肃清吏治、安抚百姓、团结蜀中士大夫、合理增设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军队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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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对四川的刻意经营，四川政治局势逐渐从动荡走向稳定，社会安定，民众积极从事生产、贸易活动，文人雅士乐居成都，四川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逐渐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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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四川经济高度繁荣，不仅发展程度超过了唐代，而且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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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农业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得益于水利灌溉的大发展，不但整修了原有的水利工程，还新修和扩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并且，在此基础上大力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在耕作技术水平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宋代四川也有显著提高，仅次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成为宋代重要的稻米产区。官府印刷颁发了一些农书如《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帮助农民提高耕种和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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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手工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达到历史上的高峰。这些手工业主要包括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造纸和印刷业、制瓷业、制糖业、酿酒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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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以蜀锦与蜀布织造为特色。四川丝织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宋代一大丝织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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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盐业技术进步。宋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多沿用唐时的大口浅井，工艺落后，井壁易坍，严重限制了井盐生产的发展。11世纪中期发明新的凿井工艺，发明了卓筒井，四川井盐产区迅速扩大，产盐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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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茶叶生产有较大发展，有八大产茶区，而以成都府路所在的川西平原四周为产茶中心。四川茶产量在两宋时期超过了东南地区（包括淮南、江南、荆湖、福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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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重要的产纸区之一，出产的纸主要是麻纸和楮纸，还有皮纸（桑皮纸）、还魂纸（旧纸回造）等，成都是四川麻纸的生产中心。蜀纸的优点是厚重、坚韧、洁白，而且耐折，不易磨损，因而印刷用纸尤其是书画用纸，大都使用麻纸和楮纸。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用蜀纸印制的，后来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也都用蜀纸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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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的印刷中心之一。入宋以来，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四川印刷业得到极大发展，是当时全国三个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宋代蜀刻本数量多，流传广，校勘精，内容可靠，还具有板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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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及外销高度发达的时期，这时四川生产的瓷器虽然不如定窑、汝窑、钧窑、官窑、龙泉窑及景德镇诸窑的瓷器那么著名，但也具有很高的品质，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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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瓷器生产地域广泛，巴、蜀之境皆有，尤以成都平原的瓷窑数量最多，以邛窑、思文窑、磁峰窑、玉堂窑等窑的产品质量最高，主产白瓷、青瓷、黑瓷三个系列，享誉川内外。其中，邛窑是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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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甘蔗的种植，遍布涪江、沱江流域的遂州、梓州、汉州、资州等地，制糖业十分发达，产量大，质量高，种类多，有砂糖、乳糖、冰糖（糖霜，又叫糖冰），其中冰糖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首位，地域上则以遂宁出产的糖最多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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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业是四川的传统手工业之一。宋朝原来规定，由国家对酒进行专卖，酿酒业受到限制。但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为解决川陕军费，改变了对酿酒业的管理，任何人只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就可经营酿酒业。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川酒的生产和发展，南宋后期，四川酒税占全国酒税的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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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商业高度繁荣，农村场镇集市蓬勃开展，城市商业更加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纸币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都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各地巨商大贾云集成都，大批购买和交易各种货物。成都每年上缴的商税数额巨大，仅略低于杭州，位列全国第二，是全国第二大商业城市。此外，四川还有许多商业城市纷纷崛起，著名的有梓州、遂州、果州、利州、夔州、渝州、会州、泸州、嘉州、绵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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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四川兴教育，城乡大建学堂，书院建设盛极一时，以魏了翁在蒲江兴办的鹤山书院最负盛名。四川文坛兴盛非凡，人才济济，知名者众多，尤以苏舜钦和眉山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最为著名。流寓或宦游于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不少，著名的有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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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学发达，在前代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新儒学，即理学。四川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史学也同样如此，宋代史家辈出，史著宏富，而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多出自蜀中，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巴蜀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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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宋代四川在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石刻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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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进步方面，宋代四川在天文、地学和历算方面人才济济，有发明设计浑天仪的张思训，有绘制《苏州石刻天文图》《地理图》的黄裳，创作数学名著《数书九章》18卷的秦九韶等，对我国古代天文、地学和历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宋代四川医药名家辈出，著述宏富。名医中，以单骧、史谌、李鋾、皇甫坦、石藏用、唐慎微等人尤为著名。医著丰富，著名的有十四五部，可分为药物学和医学两类。其中最重要的是杨子建的《十产论》，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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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四川社会稳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北宋灭亡、金朝大军压境而逐渐成为过去。整个南宋时期，四川都处于战争的前线，先是抗击金朝军队，后是抗击蒙古（元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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