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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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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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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和重庆是民国时期四川的两个商业中心，商业伴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规模不断增长。成都最有名的商业街是民国时代兴建的春熙路，至今仍然是繁荣的商业中心。春熙路最早是由杨森主持修建的。1924年杨森主政四川，下令把清朝的旧衙门全部拆除，在此修建了一条南北向的街道，其后又修建了东西两条街，名叫春熙路东段、西段、南段和北段。“春熙”二字出自《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的句子，命名为春熙路，以描述这里人来人往、商业繁华的景象。除了春熙路以外，他还拓宽了盐市口、东大街的街道，形成了新式的商业区，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共同构成了成都现代式商业中心的基本结构。在这些商业黄金路段上，分布有百货行业，仿制品行业，照相、图书、茶楼、糖果、理发、钟表、报业、鞋帽、卷烟、茶叶、西药、中药、运输、金融等众多行业。由于商业的发展，春熙路周边地段的商业用地非常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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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春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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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来，重庆城市和商业发展较快，各类洋货、国货通过长江水运出川、入川。刘湘主政重庆时期，社会较为稳定，设立有重庆商务督办公署，负责当地工商业的管理，包括公司、商号的注册登记，以及市场监管等项目。到了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抗战前重庆的商业企业只有一千多家，在抗战期间猛增到二万五千多家，包括了百货、金融、服装、绸布、烟酒、食品、印刷、制革、五金等众多领域。重庆现代的商业中心解放碑，抗战时期原名督邮街，在1939年经过拓宽改造，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在督邮街分布有国货公司、元宝公司、冠生园、西大公司、《新华日报》营业部、国泰大戏院、皇后舞厅等商贸、娱乐和社交中心，被称为黄金的十字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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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金融，在战争环境下较为混乱。北洋时期中国银行在成都、重庆都设立有支行，设立有准备金，发行兑换券。但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北洋军强行从银行提取作为准备金的银圆，导致兑换券大规模贬值，很多人蒙受损失。此外，各路军队也纷纷发行军用票，但是不预设准备金，伴随着军队所及到处推行，带有强制军费性质，很多时候军用票几乎等同于废纸，实际上也是战争对金融的破坏。此外，熊克武等人也发行过纸币，但随着杨森在战场上的胜利，熊克武发行的纸币又被废除。真正较为稳定的货币是含银量较高的银圆，但杨森执政时期，将银圆的含银量从九成降到七点二成，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铸造过含银量较低的银圆，其实是对财富的一种掠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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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不再使用银圆，将全国发行货币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法币产生初期，币值稳定，受到了四川人的欢迎。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的办事处，维持战争期间四川的金融秩序，管制物价。抗战期间四川金融较为稳定，四大国营银行在四川各地建立了一百多个分支机构，成都和重庆继续作为四川的两大金融中心，国营、民营金融机构对工商业多有贷款融资。但长期的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内战，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巨大，法币的发行量猛增，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购买日常用品也要用大捆的纸币去购买。国民政府尝试发行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进行金融改革，但最终都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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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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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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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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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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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教育，虽然还有少量传统私塾，但主要是继承了晚清以来的教育改革，推行现代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初等教育方面，主要教育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卫生等，规定小学教师必须是师范毕业。但民国前期的四川小学较为缺乏合格的师资，即使是相对富裕的灌县、温江等地，合格的师资也较为缺乏。这一方面是因为师范类教育比较滞后，没有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教师的聘用制度比较混乱，导致师资队伍不够稳定。此外，小学教员的工资微薄，如20世纪30年代，多数教员的工资只有法币十几元甚至最低只有两三元，无法吸引到优质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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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战时期，四川省教育厅提出“战时教育”，要达到每个乡镇有中心学校，每个保有国民学校，让全省百分之九十的学龄儿童入学，大力推行教育。1937年全省各类初等教育学生只有23万人，而到了抗战晚期的1944年则达到了120多万人。除了初等教育之外，四川还推行民众补习教育，实行扫盲教育，仅陪都重庆一地就有5万人接受了扫盲教育，降低了文盲率。此外，在川边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现代学校，传播文化知识，构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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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四川的中等教育也快速发展。1937年，四川的中学学生人数是6.3万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四川的中学生数量达到了20万人以上。在新设立的西康省，也建立了24所中学，有5000多名学生。除了政府积极推广公立教育外，民间也兴办了商业化的私立学校，如成都的树德中学、重庆的南开中学、自贡的蜀光中学等。此外，四川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各类技术人才。1945年，四川的职业学校共有69所，其中重庆作为直辖市有24所，西康省有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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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高等教育也有所发展。1924年建立的成都大学，设有中文、英文、历史、经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专业，是西南地区著名的一流高校。到1927年，晚清兴办的四川五大专门学堂，即四川通省法政学堂、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四川藏文学堂、四川通省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改组为公立的四川大学。1931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下设文学、法学、理学、农学等11个系。此外，四川还有重庆大学以及教会兴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到抗战时期，分布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著名高等学府纷纷内迁，主要迁徙到成都、重庆、昆明和贵阳等地。迁到成都的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等，同济大学迁到宜宾的李庄，武汉大学迁到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三台。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医学院等迁移到重庆。抗战期间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是全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大量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为四川培养了众多人才，整个抗战期间全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共有8.6万人，其中四川学生几乎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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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还涌现出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一位是四川人晏阳初，他在法国工作时就曾在海外华工中开办农民劳工识字班，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表彰，他也因此坚定了为平民教育奋斗的理念。晏阳初认为，中国的民众贫困、愚昧、懦弱、自私，这是四种病态，需要首先针对底层农民，先识字扫盲，再增加其生存技能、公民意识、卫生观念等。1935年，蒋介石、刘湘邀请晏阳初在四川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晏阳初提议建立了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以新都县为实验区，帮助农民设立讲习班，学习识字和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抗战期间，晏阳初在重庆建立乡村建设学院，推广平民教育，把教学和实验相结合，学院的目标是“开发民力，建设乡村，除尽文盲，作新民”。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是安徽人陶行知，他曾经留学美国，为了兴办平民教育，放弃了教育行政官员的待遇，深入基层，创办乡村学校，并在重庆北碚开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1945年兴办的社会大学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将教育用于广大的社会，推行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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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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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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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政统一前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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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辛亥革命以后，舆论更为自由，各类团体纷纷兴办自己的报纸，出现了《西顾报》《蜀醒报》《蜀江报》《蜀风报》《天民报》《四川独立新报》等众多报纸。但在二次革命以后，由于北洋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加强，四川的新闻业变得相对沉寂。这一时期，四川比较著名的报纸是《公论日报》，吴虞、谢无量等人都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这份报纸还从英国路透社购买新闻，传播国际上的最新新闻。在这份报纸上，四川作家李宗吾还在上面连载自己的《厚黑学》系列文章，大胆“揭穿”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成功的秘密，语言讽刺辛辣，观点惊世骇俗，读者哗然，轰动四川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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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论日报》以外，四川人也喜爱《四川公报》，尤其是该报纸的副刊《娱闲录》。这份副刊里面经常用各类幽默的文笔嘲讽当下新闻，并且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例如在川东发生饥荒的时候，就有一篇文章《代川东饥民饿死鬼上玉皇大帝表》，模拟饿死饥民的口吻，向玉皇大帝发誓，说下辈子要是得到一官半职，就绝不会素餐尸位，坐看饥民饿死。又如说当时军队乱发军票，就有篇《消纳军票策》说军票可以改良为冥币，可以烧成钱灰去制止钱瘾的发作等。又如听闻政府要和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就有人写《拟国民庆祝会公启》，虚构了“二十一条”签订后“普天同庆”的景象进行讽刺。该副刊在1915年改为《四川群报》，著名作家李劼人担任主笔，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1918年该报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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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群报》被封禁以后，李劼人又创办了《川报》，筹集专项经费，请自己的几位同学担任驻外特聘记者，曾琦驻在日本东京，王光祈驻在北京，周太玄驻在上海，这样就能最迅速地获取国内外各地发生的新闻。《川报》的立场是拥护新文化运动，在文化偏保守的四川属于比较独特的立场。驻扎在北京的王光祈，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游行且目睹了火烧赵家楼的情景，当天下午就通过电报局向成都发回了消息，《川报》便以最大字号将该消息发表在显著版面上。此后《川报》多次报道五四运动的新消息，五四运动开始在成都的舆论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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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各路军政实力派也都曾兴办过报纸，如刘湘兴办过《济川日报》《万州日报》《革命周报》《革命画报》等。除了纸质媒体的新闻以外，刘湘还在重庆创办有广播电台，1934年建成后开始播音，传播新闻、歌曲和川戏。另外，刘文辉也创办有《四川日报》《新川报》《新四川月刊》《军人周刊》《川康日报》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四川日报》，是1922年夏秋之季在成都创办的，后成为刘文辉二十四军系统的机关报。该报的立场是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反对内战并大量报道国民革命军的相关军事、政治新闻。此外，王隆基办过《大中华日报》，鲜英、罗仪三办过《新蜀报》，邓锡侯、田颂尧等人也设立过自己的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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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政统一后和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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