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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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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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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教育，虽然还有少量传统私塾，但主要是继承了晚清以来的教育改革，推行现代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初等教育方面，主要教育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卫生等，规定小学教师必须是师范毕业。但民国前期的四川小学较为缺乏合格的师资，即使是相对富裕的灌县、温江等地，合格的师资也较为缺乏。这一方面是因为师范类教育比较滞后，没有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教师的聘用制度比较混乱，导致师资队伍不够稳定。此外，小学教员的工资微薄，如20世纪30年代，多数教员的工资只有法币十几元甚至最低只有两三元，无法吸引到优质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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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战时期，四川省教育厅提出“战时教育”，要达到每个乡镇有中心学校，每个保有国民学校，让全省百分之九十的学龄儿童入学，大力推行教育。1937年全省各类初等教育学生只有23万人，而到了抗战晚期的1944年则达到了120多万人。除了初等教育之外，四川还推行民众补习教育，实行扫盲教育，仅陪都重庆一地就有5万人接受了扫盲教育，降低了文盲率。此外，在川边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现代学校，传播文化知识，构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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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四川的中等教育也快速发展。1937年，四川的中学学生人数是6.3万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四川的中学生数量达到了20万人以上。在新设立的西康省，也建立了24所中学，有5000多名学生。除了政府积极推广公立教育外，民间也兴办了商业化的私立学校，如成都的树德中学、重庆的南开中学、自贡的蜀光中学等。此外，四川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各类技术人才。1945年，四川的职业学校共有69所，其中重庆作为直辖市有24所，西康省有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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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高等教育也有所发展。1924年建立的成都大学，设有中文、英文、历史、经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专业，是西南地区著名的一流高校。到1927年，晚清兴办的四川五大专门学堂，即四川通省法政学堂、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四川藏文学堂、四川通省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改组为公立的四川大学。1931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下设文学、法学、理学、农学等11个系。此外，四川还有重庆大学以及教会兴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到抗战时期，分布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著名高等学府纷纷内迁，主要迁徙到成都、重庆、昆明和贵阳等地。迁到成都的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等，同济大学迁到宜宾的李庄，武汉大学迁到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三台。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医学院等迁移到重庆。抗战期间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是全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大量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为四川培养了众多人才，整个抗战期间全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共有8.6万人，其中四川学生几乎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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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还涌现出两位著名的教育家。一位是四川人晏阳初，他在法国工作时就曾在海外华工中开办农民劳工识字班，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表彰，他也因此坚定了为平民教育奋斗的理念。晏阳初认为，中国的民众贫困、愚昧、懦弱、自私，这是四种病态，需要首先针对底层农民，先识字扫盲，再增加其生存技能、公民意识、卫生观念等。1935年，蒋介石、刘湘邀请晏阳初在四川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晏阳初提议建立了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以新都县为实验区，帮助农民设立讲习班，学习识字和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抗战期间，晏阳初在重庆建立乡村建设学院，推广平民教育，把教学和实验相结合，学院的目标是“开发民力，建设乡村，除尽文盲，作新民”。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是安徽人陶行知，他曾经留学美国，为了兴办平民教育，放弃了教育行政官员的待遇，深入基层，创办乡村学校，并在重庆北碚开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1945年兴办的社会大学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将教育用于广大的社会，推行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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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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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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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政统一前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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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辛亥革命以后，舆论更为自由，各类团体纷纷兴办自己的报纸，出现了《西顾报》《蜀醒报》《蜀江报》《蜀风报》《天民报》《四川独立新报》等众多报纸。但在二次革命以后，由于北洋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加强，四川的新闻业变得相对沉寂。这一时期，四川比较著名的报纸是《公论日报》，吴虞、谢无量等人都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这份报纸还从英国路透社购买新闻，传播国际上的最新新闻。在这份报纸上，四川作家李宗吾还在上面连载自己的《厚黑学》系列文章，大胆“揭穿”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成功的秘密，语言讽刺辛辣，观点惊世骇俗，读者哗然，轰动四川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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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论日报》以外，四川人也喜爱《四川公报》，尤其是该报纸的副刊《娱闲录》。这份副刊里面经常用各类幽默的文笔嘲讽当下新闻，并且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例如在川东发生饥荒的时候，就有一篇文章《代川东饥民饿死鬼上玉皇大帝表》，模拟饿死饥民的口吻，向玉皇大帝发誓，说下辈子要是得到一官半职，就绝不会素餐尸位，坐看饥民饿死。又如说当时军队乱发军票，就有篇《消纳军票策》说军票可以改良为冥币，可以烧成钱灰去制止钱瘾的发作等。又如听闻政府要和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就有人写《拟国民庆祝会公启》，虚构了“二十一条”签订后“普天同庆”的景象进行讽刺。该副刊在1915年改为《四川群报》，著名作家李劼人担任主笔，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1918年该报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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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群报》被封禁以后，李劼人又创办了《川报》，筹集专项经费，请自己的几位同学担任驻外特聘记者，曾琦驻在日本东京，王光祈驻在北京，周太玄驻在上海，这样就能最迅速地获取国内外各地发生的新闻。《川报》的立场是拥护新文化运动，在文化偏保守的四川属于比较独特的立场。驻扎在北京的王光祈，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游行且目睹了火烧赵家楼的情景，当天下午就通过电报局向成都发回了消息，《川报》便以最大字号将该消息发表在显著版面上。此后《川报》多次报道五四运动的新消息，五四运动开始在成都的舆论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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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各路军政实力派也都曾兴办过报纸，如刘湘兴办过《济川日报》《万州日报》《革命周报》《革命画报》等。除了纸质媒体的新闻以外，刘湘还在重庆创办有广播电台，1934年建成后开始播音，传播新闻、歌曲和川戏。另外，刘文辉也创办有《四川日报》《新川报》《新四川月刊》《军人周刊》《川康日报》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四川日报》，是1922年夏秋之季在成都创办的，后成为刘文辉二十四军系统的机关报。该报的立场是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反对内战并大量报道国民革命军的相关军事、政治新闻。此外，王隆基办过《大中华日报》，鲜英、罗仪三办过《新蜀报》，邓锡侯、田颂尧等人也设立过自己的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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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政统一后和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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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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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政统一之后，刘湘继续兴办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川省政府公报》，该报从1935年创办一直到1949年，一共出版了838期，时间长且影响力很大。该报纸主要传播四川省政府的文件、电报、法令、公牍、布告、批示、最新的会议记录等新闻信息。刘湘亲自撰写了该报的发刊词，认为川政统一后，四川要隶属于中央政府，需要将普遍性的政府信息迅速传播到各地基层。该报刊登有《刘湘主席的就职宣言》《四川省政府成立纪实》《蒋委员长出席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训词》等最新的政治类新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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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是全国新闻和舆论的中心，大量新闻媒体、通讯社和刊物云集于重庆。重庆比较出名的是《商务日报》，该报纸属于商业报，主张扩张商务，利国利民，不偏向于某一派的中立立场，强调本地工商业的利益，主张在商言商，重视工商业方面的信息和动态。此外，该报也介绍现代科学知识和新文化，有爱国立场并主张川政统一，号召抗日救亡。另外，重庆还有《新蜀报》，在1935年被国民政府收编，一直发行到1949年。该报在抗战时期，以笔作刀枪，及时传递战况，分析时局，为爱国抗日呐喊，宣传抗战文化，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该报也常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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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的报纸有邓锡侯创办的《成都快报》《新新新闻》，后者的经理人是成都著名的媒体人陈斯孝。由于经营得当，该报的发行量非常大，盈利丰厚，因此在繁华的商业中心春熙路修建起了当时成都最高的大楼——新闻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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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大量报纸媒体来到四川，著名的有《中央日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南京晚报》等。抗战时期倾向于国民党观点的新闻报纸有《中央周刊》《民意》《妇女运动》《成都快报》《兴中日报》《党军日报》《成都中央日报》《复兴日报》《新闻夜报》，以及中国青年党创办并从武汉迁入的《新中国日报》。倾向于共产党观点的报纸有《华西日报》《大声周刊》《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捷报》《民声报》《华西晚报》《时事新刊》，以及中共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持中立立场的刊物有《大同日报》《新新新闻》《成都新民报》《轰报》《飞报》《南京早报晚刊》《新民报晚刊》《成都晚报》《新世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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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重庆最主要的通讯社有国民党的中央社。中央社高价购买了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等世界性通讯社在中国的发稿权，国际新闻的稿源十分充足。成都《新民报晚刊》自设有电台收稿，苏联宣布对日开战的消息，就是该报自行收稿，并最早在大后方发布消息的。另外，不少外国通讯社也在重庆派驻了新闻机构和记者。除了上述通讯社外，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苏联的塔斯社、《消息报》，法国的《巴黎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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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因此抗战时期的四川新闻对当时国际上的介绍和分析视野都更广。如《新民报》设有“半周增刊”，专门从国际方面的格局入手，分为国际时事和敌国信息两个部分进行介绍，报道分析国际上最新的局势，以及敌国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动态。例如，该刊登载了从日文刊物中翻译的日军陆军少佐的自白，撰文《敌军的畏战心理》，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已经令貌似强大的日军有了软弱和畏惧的一面，以鼓舞我方民心士气。又如捷克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后，《时事新刊》就发表文章，认为英法以为向德国示弱，牺牲小国利益就能换取和平，是一种软弱和妥协的行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获得和平的，反而会刺激对方更大的野心，欧洲大战必然爆发。事后证明，该刊对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也表明，当时四川新闻媒体对国际局势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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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四川还设有新闻广播电台。1938年中央广播电台迁徙到重庆，从英国采购的三十五千瓦短波发射机部件，分批从香港、广州、武汉、宜昌等地通过江运运抵重庆。1939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复播。对内面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对外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名义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上的支持。该电台开办有英、俄、日、法、马来、缅甸、荷兰、法、西班牙、越南语等十种外语节目，还开办了国语、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上海话、藏语、瑶语、蒙语等节目。除了新闻之外，还有一周大事、评论、教育、音乐、儿童、家庭等栏目。除了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之外，成都还有广播电台和国际电台的成都支台，在西昌设有西康广播电台。另外，四川也还有一些私营的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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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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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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