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6590
四川简史 [:1706652309]
1706656591
三、文学艺术
1706656592
1706656593
（一）抗战前的文学艺术
1706656594
1706656595
民国时期四川涌现了众多文学家，著名的有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罗淑、周文、陈翔鹤、李宗吾、赵熙等。
1706656596
1706656597
赵熙（1867—1948年），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善于传统古典诗词的写作，晚清光绪时期的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和御史，在民国时代多从事传统诗词、文章、戏曲方面的写作和研究，一生作有3000首诗。赵熙在民国时代，自我定位是清朝遗民，写的《竹林》诗：“天一山前重许源，花前能辟此君轩。凌霜不改清虚节，使我苍然忆故园”，表达自己对胜朝的忠诚节义。赵熙对于国家命运也有强烈的感情和关注，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死去，赵熙写道：“焚灰化水，怎医遍金创？虫沙万队，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表达了对袁世凯复辟的讽刺。面对四川乃至全国各地战乱的状况，他忧心忡忡地写出了大量诗歌，如“此生见否谁能说，忍泪花前去住身”，充满了悲哀，渴望“手挽中华望霸才”，能够挽救国家。在东北沦陷后，他写了《山城杂诗》感叹“独有哀声听不得，四更悬命到屠门”，“天下正多无法事”，表达了对局势和国家命运的关注。
1706656598
1706656599
四川著名历史学家刘咸炘（1896—1932年）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诗歌创作思想是坚持传统的儒家诗学，说自己读诗词、戏曲、小说的方法是继承了章学诚的观点。他的诗歌创作，情感真挚，用语古雅，如《题亡妻像》“可惜非男子，何须咏《硕人》。寿征虚鸟爪，玉立爱长身。屡影终难惬，微颦觉较真。六年方识熟，一纸伴孤呻”，表达了对亡妻真挚的感情。在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中，作者坚守传统文化，被视为迂腐的儒者，于是作者在另外的诗中写下了“侈口迂儒无剑气，秃头道士有丹方。生涯说与秋风听，故纸堆中是乐乡”，表达自己毫不介意，只有秋风能理解自己的人生，自己在故纸堆中快乐即可的思想感情。在诗歌创作思想上，他的《诗初学》中主张诗歌要深隐内涵，用词即使浅显，也要深藏深厚的意思。诗要远离浅薄鄙俗，但也要避免浮华的辞藻，要坚持有深度的风雅。
1706656600
1706656601
四川传统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代表人物吴芳吉（1896—1932年），字碧柳，号白屋，重庆江津人。他的创作时代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新派文学主张彻底打倒传统古典诗歌，而传统派则抱残守缺，拒绝新形式的尝试。吴芳吉则主张中西融合，古今汇合，借助于西洋的诗歌思想，但在形式上不抛弃传统诗歌，进行融合和创新。他的作品如《曹锟烧丰都行》：“曹锟烧丰都，难为女儿及笄初。何处阿娘去，荒田闻鹧鸪；阿爷死流弹，未葬血模糊；阿哥随贼马，伏枥到边隅”，描写了北洋军和护国军交战，战乱对民众造成的痛苦。《赴成都纪行》：“父老向我言，停午战方休。群盗喧城市，破狱出徒囚。官兵前捕剿，良莠并行搜。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以生动通俗的笔调书写了四川战乱的悲剧。吴芳吉的诗歌写作，多用文白夹杂，通俗易懂，调和新旧，具有独特的色彩。
1706656602
1706656603
民国早期四川著名的散文要数李宗吾（1879—1943年）的《厚黑学》，他自称“厚黑教主”，其《厚黑学》讽刺了秦以来很多帝王的权术，认为脸皮厚、心眼黑的野心家往往会成事。所谓先“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然后再“厚而硬，黑而亮”，最终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形无色”的境界。此后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如《三国》中曹操心眼黑，刘备脸皮厚等，辛辣讽刺了秦以来政治生态的恶劣部分。
1706656604
1706656605
新文学方面，四川新诗创作的著名人物是郭沫若（1892—1978年），他创作了诗集《女神》，其主要诗歌的精神是强烈的激进反传统意识，如《天狗》一诗：“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表达自己摧毁旧传统的强烈冲动和渴望。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童年》《反正前后》，描写远离家乡、跨出国门的人生，也描述了传主于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与见闻。
1706656606
1706656607
著名的作家李劼人（1891—1962年），他以四川方言写作小说，具有浓郁的四川文化特色。他写作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小说，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四川为背景，以史诗的宏大叙事描写晚清四川的社会，在四川方言写作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文中多次出现东大街、盐市口、春熙路、骡马市、总府街、督院街、新南门、武侯祠、青羊宫、文殊院等有代表性的成都地名，充满了浓郁的四川特色。另外，四川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巴金（1904—2005年），他先后写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攻击小共同体的传统宗法，描写四世同堂大家族的衰败，鼓励年轻人和家庭决裂。
1706656608
1706656609
（二）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1706656610
1706656611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齐聚陪都重庆，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出了众多的成果，配合抗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林语堂、田汉、胡风、叶以群、张恨水、茅盾、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姚雪垠、罗家伦、端木露西等人齐聚四川，他们用笔作为刀枪，在国际、国内的舆论界和文学领域宣传抗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繁荣爱国文艺，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1706656612
1706656613
1937年8月，林语堂（1895—1976年）在《泰晤士报》发表了文章《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强调高度士气和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侵略者所征服，并得出“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预言。他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文章，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的支持，在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描写了日寇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巨大苦难。1939年底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的短短半年内，即销售五万多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该书的献词上写道：“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并指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
1706656614
1706656615
老舍（1899—1966年）在抗战期间，曾创作著名话剧《张自忠》，歌颂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该剧选取了临沂之战、徐州之战、随枣之役和最后的殉国几个片段，集中表现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身先士卒、严明军纪、体察下情、嫉恶如仇、自奉简朴、深得民心，特别突出了他身上英勇无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战死疆场的爱国精神，宣传并激励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抗战期间，老舍还先后去过万县、成都、青城山、灌县、昆明等地，了解各地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情况，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讲。
1706656616
1706656617
著名作家张恨水（1895—1967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写作了小说《太平花》，是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抗战小说。次年又完成短篇小说、诗词、剧本的合集《弯弓集》，作者在《跋》中表明“弯弓”对应“射日”，以笔作剑、抗击日寇。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漏雨的简陋住宅中，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如《巴山夜雨》写抗战时期民众的流离失所，生活的悲哀和苦难。他将自己的简陋书斋命名为“北望斋”，意为北望中原，体现了他盼望早日收复北方沦陷的山河，恢复大好河山的爱国精神。
1706656618
1706656619
田汉（1898—1968年）创作了京剧《岳飞》，描述了岳飞鄂州练兵、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收复江山、祭祀巩陵等历史片段，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象征抵御外辱的精神，激励抗战的士气。在全剧结尾，岳飞高呼“众将官，乘此直捣黄龙，消灭民族敌人去者！”向观众传达同仇敌忾的精神，使人热血沸腾，鼓舞人们与日寇进行斗争。他还创作了京剧《江汉渔歌》，用金军入侵影射日本侵略者，描写汉阳城的曹太守充分发动军民，连普通渔翁也参与了抵抗，宣扬了全民抗战才有胜利希望的思想。
1706656620
1706656621
除京剧以外，川剧也是抗战时期戏剧的重要表达形式。1940年，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多次组织川剧、京剧和各地方戏剧艺术家之间进行交流，以采取更好的方式宣传抗日。重庆的川剧艺术家张德成、刘承基、魏香庭、杨友鹤等都积极参与，投身于救亡戏剧的演出，在1942年组建了川剧演员会，演出《滕县殉国记》，再现了滕县保卫战的壮烈；而《扬州恨》影射了日寇对中国的残酷侵略与征服；《弦高犒师》则歌颂了春秋时代郑国商人弦高的爱国行为，鼓励现实生活中的工商业人士学习先贤，积极参与救亡。此外，还有《卢沟桥头姐妹花》《台儿庄大捷》《八百孤军》等剧目，也广受好评。这些川剧陆续被四川各地剧团学习、上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1706656622
1706656623
除了文学、戏剧，四川抗战时期的绘画艺术家也投身爱国事业。著名川人画家张善子（1882—1940年）在重庆以画老虎出名。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张善子画了一幅《猛虎扑日》表达对日寇的愤怒。图上二十八只猛虎，正扑向落日。老虎象征了中国二十八省，生龙活虎；落日代表奄奄一息的日本，走向灭亡。此外，他还创作了《飞虎图》赠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感谢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陈纳德便将美国飞行志愿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画面制作了旗帜和徽章分发部下。
1706656624
1706656625
四川简史 [:1706652310]
1706656626
四、思想与文化
1706656627
1706656628
民国初创时期，伴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一些清朝遗老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上主张尊孔复古，四川思想界也不例外。
1706656629
1706656630
1913年夏，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致电袁世凯，请求下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被袁世凯所称许。曾经是改良派代表人物的宋育仁也主张清帝复辟，在北京宣讲尊孔复古并上书袁世凯，暗示请袁世凯辅佐溥仪。袁世凯认为宋育仁的上书对其不恭，下令将宋育仁押解回川。后来，宋育仁便在廖平主持的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主持教学，发起四川国学会，兴办《国学月刊》杂志，整理国故。他认为中华文化有自身的本位和主体性，不能简单地以“科学客观”态度抹杀或忽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关怀；他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封建与民国的共和制度之间是一脉相通的，二者根本不构成矛盾关系。
1706656631
1706656632
新文化运动中，四川最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吴虞。吴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1905年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在成都县学、府学和四川政法学堂担任教习。1910年，吴虞的母亲因为长期和父亲争斗而抑郁去世，他父亲将其驱赶到乡下老家依靠几亩薄田维生，他对父亲的仇恨极深，在日记中几十处将自己父亲称为“老魔”。后来他对父亲提起诉讼，并写了《家庭苦趣》四处传发，将家庭矛盾转化为公共事件，被民国初期的四川文化界、教育界称为“士林败类”。吴虞受此刺激，加上他原已接受了近代西方平等民主的观念，因而更加痛恨传统礼教，坚定彻底地反对儒学。
1706656633
1706656634
吴虞对中国传统礼教持一种绝对否定的激烈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矛头指向儒教的等级制度，把封建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批判，认为我国不能脱离宗法社会，“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而“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他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孝”是为了防止作乱，而清朝的法律就等于是儒家学说，教忠教孝的结果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所以要反孔非儒，才能实现军国社会。他还发表了《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说孝》《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等文。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导致“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他赞赏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观点，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这一结论，认为传统礼教祸国殃民，而且效率是洪水猛兽的上百倍。他认为六经导致中国人跪拜在圣贤、帝王的威势下，成为“奴隶之生活”。他坚持认为孔教不合于时代潮流及共和原则，必须对它进行猛烈批判。五四时期，吴虞异常激烈地反传统，当时就被公认为与陈独秀齐名的反孔“健将”，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1706656635
1706656636
1706656637
1706656638
1706656639
马一浮和复性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