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6647
四川简史 [:1706652311]
1706656648
五、史学和考古学
1706656649
1706656650
民国时期四川的史学界，既有偏向传统方法治史的刘咸炘、蒙文通，也有接受新方法的郭沫若、徐中舒、任乃强等学者。同期的四川考古学界也开始运用田野考察的方法，比较著名的是考古学家冯汉骥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的考古发掘活动。1946年出版的郑德坤所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就引用了很多民国时期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用于书写四川的历史，可以说，四川的考古和历史学关系非常密切。
1706656651
1706656652
（一）张森楷与《二十四史校勘记》
1706656653
1706656654
张森楷（1858—1928年），四川合川（今重庆合川）人，青年时曾就读于锦江书院，1893年中举人，1901年创办四川省蚕桑公社，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为川汉铁路公司成都局总理。身为实业家的张森楷同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涉足经学、小学，而尤长于史学。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总计达27种、1100多卷，其中包括《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通史人表》296卷、《史记新校注》133卷、《历代舆地沿革表》《历代职官沿革表》等，并主修《合川县志》。其史著中最有名的是《通史人表》和《二十四史校勘记》，后者被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采纳多条。
1706656655
1706656656
（二）刘咸炘与《推十书》
1706656657
1706656658
刘咸炘（1896—1932年），四川双流人，对史学有着独到精深的见解。刘咸炘所涉学术领域极为广博，几乎遍及哲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方志学、校雠目录学、书学等领域。所著《推十书》，乃其平生论著的总集，共231种、475卷、600余万言，鸿篇巨制，时所罕见。他的史学纲宗是“读史须明大势，不局于褒贬，还须明了作史圆神之法，才能有真史实”，认为治史贵在明史体，究史义。刘咸炘要求史书必明史体，史体明，方能得真史书；史书得，才可明史法；史法明，可究真史学。
1706656659
1706656660
刘咸炘治史学，最重史旨。他认为读史最重要的是得史旨，在史实的基础上注重阐发“史意”。在史学观上，刘咸炘继承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并从义理上进行了充分发挥。他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乃在于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学”，提出“人事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群学和史学，且两者密不可分。由此足见其所谓“人事学”，实际上接近于现在的人文学。刘咸炘“人事之学”的大史学观以传统国学为根基，又融合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从而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人文学或人本思想，是他史学思想中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文内涵。刘咸炘强调历史是一种“察势观风”之学，认为“好观盛衰之际、风俗之变，即史学也”，“史本纪事，而其要尤在察势观风”。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皆在风中”。事实与风气，一表一里，互为影响。刘咸炘的“风”论既有对宏观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和审视，又有源于实践和高于实践的理论提炼和概括。
1706656661
1706656662
在治史方法论上，刘咸炘强调以道家方法治史，即以“执两”“御变”之法研究历史发展进程，“疏通知远”，“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具体到史实，“则特重以‘贯通之识’‘察势观风’，即以天人一贯、道器不二、体用相涵的观点，通观一时代或一地区之‘风势’（时风、土俗、民情、政势等），纵观‘时风’，横观‘土风’，势有大小，风有主从，互相促动，互为因果。纵横两观，既能洞察大势，以大包小，又能因小见大，不遗细微”。在此基础上，刘咸炘进一步提出“明统知类”的治史方法，通过考察古今著述的源流演变，其目的就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后推十合一，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
1706656663
1706656664
刘咸炘还在方志学中体现出“经世致用”的事功观。他认为地方志与国史不同，应该自有其精神与体例，“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认为修志应该像修史一样，秉笔直书，善恶无漏，只有做到这一点，地方志才能更好地补充国史。
1706656665
1706656666
为了践行重视地方志的观点，刘咸炘专门写了一部《蜀学论》，全文两千多言，以答客问形式，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蜀学的内容和特征。他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蜀学的学术特征则可用以文史见长和崇实而不虚两点来概括，进而认为蜀学的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是近代蜀学“复兴”以来从宏观角度探讨“蜀学史”的论著，是“蜀学史”研究中最富代表性的篇章，表现出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新史学的特征。
1706656667
1706656668
（三）蒙文通与“古史多元论”
1706656669
1706656670
1706656671
1706656672
1706656673
《古史甄微》
1706656674
1706656675
蒙文通（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著名历史学家，是晚清民国间四川著名经学怪才廖平的学生。他在先秦两汉史学、诸子学、六朝史学、两宋史学、道家和道教学、宋明理学、古地理学、古代民族史、古代社会经济史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成名作是《古史甄微》。该书在史学思路上受到老师廖平的影响，重视分辨古代人物、人群的历史地域背景。他以古代西方历史为例，指出罗马、希腊等古代文明在地理、民族、文化方面均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各地、各族的源流必然有差异。在书中，他提出种族、地理、文化三元的概念，将中国上古民族分为海岱的泰族、河洛的黄族、江汉的炎族三个部分，认为东部沿海的泰族最早，而整个中国文明是这三个族共同融合创造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其实就是这些不同族之间此消彼长的互相竞争、取代为王，直到夏朝才定于一尊。蒙文通这一“古史多元论”的学术观点非常独特，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三皇五帝一元继承的旧说，又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古史辨否认尧舜禹存在的观点。面对当时流行的古史辨思潮，他处处批评古史辨派动辄轻率怀疑古代文献的行为。他认为很多所谓的“伪书”，其所据以作伪的材料不必尽伪。所以他大量使用了《晏子春秋》《孔子家语》等被高度怀疑为伪造的文献，表现出与古史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新颖学说。
1706656676
1706656677
在后来的《古史甄微》中，他又认为中国最早的古族偏向东北方位，所以泰山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后来又转移到中原的嵩山系统，最后周朝又转移到华山系统，所以整个过程是从东向西转移。将中国文化的最早起源定在东部，而不是西部，这是有意识的专门针对晚清以来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根据该说，黄帝是伊拉克人，彩陶之类都是从西亚传入。显然，这种学说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而自东向西传播的观点，则强调了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特质。另外，作者在书中认为周人灭商，是联合了西部的戎狄集团，批评周人东征对殷人过狠，此外也不同意周人的贵族世卿制度。虽然蒙文通尊爱儒学，但显然并不是无条件地赞颂，而是有一种现代史学的眼光。
1706656678
1706656679
（四）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1706656680
1706656681
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先秦史、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利用《周易》《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结合当时能见到的最新甲骨文、金文资料，对夏商周三代社会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生产力”最终决定“上层建筑”。以史学的方法，勾勒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通过对甲骨卜辞研究认为商代是“母系社会”，后来又改为“奴隶社会”。考察周代的铁器，认为周代是“奴隶社会”，后来又改为“青铜时代”，并研究了井田制，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制”。
1706656682
1706656683
在考古方面，郭沫若的著作《卜辞通纂》中选录甲骨129片，正编“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800片，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考释，每一项后又做有小结，使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每一类甲骨文的内容，还可以从每项卜辞的内容里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这部书与《卜辞通纂》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仅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28000多片甲骨中，选出1955片精品编纂而成。《殷契粹编》一书在内容的分类上，大致与《卜辞通纂》相同，也对书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释。此外，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以周代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为主要线索，再参证铭文的体裁、风格以及青铜器的纹饰，将它们综合起来，作为进行两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的主要依据，从此开创了一个科学地研究两周青铜器的先河。此书自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震惊，半个多世纪以来好评如潮，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备经典著作。
1706656684
1706656685
（五）徐中舒与“古史多重证”
1706656686
1706656687
徐中舒（1898—1991年），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徽安庆）人，著名史学大师。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徐中舒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与四川大学的协聘，任教四川大学历史系，后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
1706656688
1706656689
在漫长的治学过程中，徐中舒吸收了清末桐城学派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治学精髓，形成自身独特的、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
1706656690
1706656691
其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徐中舒在文献研究方面造诣精深，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徐中舒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为支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1706656692
1706656693
其二，古史多重证法。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深受王国维影响，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印象深刻。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徐中舒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
1706656694
1706656695
其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深厚修养，还能娴熟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历史研究，故其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早期著作《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古诗十九首考》等即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
1706656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