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7558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0]

1706657559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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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61 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取决于分家析产的时机。在分家之际，如果父母在世而诸子尚未完婚，其成长极限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一子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主干家庭”（stem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二子或二子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直系家庭”（lineal family）；如果父母已经去世，而诸子中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联合家庭”（joint family）。在这四种家庭中，第一种属于小家庭，后三种属于大家庭。由此可见，分家前的家庭能否发展为大家庭，主要取决于父母是否在世及诸子是否已经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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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63 唐以后的法律规定，父母或祖父母在世及居丧期间，子孙不得别籍异财。[2]据此推论，分家前的家庭结构，应当是父子兄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这种法律规定往往形同虚设，并不具有保护大家庭的作用。早在宋代，福建民间为了逃避重役，往往“父子兄弟自分为户”，甚至“嫁遣孤孀”以降低户等，而地方官“以增户课税”，并不追究民间是否依法分家析产。[3]这就表明，民间的分家时机与分家方式，不是以官方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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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65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明初福建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异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可能与当时动乱不安的政治环境有关。《闽南何氏族谱》的《清源何氏世系》记载：“我家翁靖之公复迁于温陵，有子添清、添治、添润、信祖、信福、信哥、信奇。添清名登仕籍，不能备御赛甫丁阿里迷可之乱，乞骸就第，惧祸全家，乘桴浮海，即同安顺济宫左而居之。时卧席未暖，又因鞠阿里智逃军，勾清着役。清恃其位号，互相催迫，治、润逃回晋江，祖、福、哥、奇望绝计穷……匿名易号，移逸于漳之浦邑南溪。”继元末战乱之后，明初福建又有倭寇之警，何氏兄弟再次为逃避军役而分徙四方。据《泉漳何氏世家行状》记载：“大明之改符易号时，祖、福兄弟颇有殖籍于浦邑。洪武九年防倭事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凡我血属不能保其不星散鸟飞。”另据《何浔本宗世系》记载：“及洪武九年，边尘告急，顶补防倭，抽役三名……哥、奇二人相率而逃之何沧。至洪武十二年，抽捕太急（时国初用法严峻，有罪难赦），哥又逃之何地，奇又辞世，其子名怎，不得已顶当伯父何宗治役。”[4]由此可见，在元末明初动乱时期，大家庭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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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67 明初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军户和盐户，鼓励民间分立户籍，这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大家庭的发展。泉州《陈江丁氏族谱》的《四世祖仁庵府君传》记载：“国初更定版籍，患编户多占籍民，官为出格，稍右军、盐二籍，欲使民不病为军而乐于趋盐。公抵县自言有三子，愿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实，而鼎立受盐焉。”这种一家分立数籍的做法，实际上往往是强制推行的，而军户更是来自于抽丁及罚充。据《闽书》记载，明代福建军户甚多，“视民户几三之一，其丁口几半于民籍”。明人论曰：“夫军户何几民籍半也？盖国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5]对于被编为军户的人家来说，分家析产是在所难免的。建阳县《清源李氏家谱》的《童公祖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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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69 余为黄廷告买免富户事，编南京留守司中卫所百户赵亨下军……有长男展通、女福奴住坐祖宅，后带领次男展达在卫应役。因宣德年间，为吓失军伍事，奉本卫批差勾延平、建宁二府逃军，展达同余给引回籍，住四个月，敬请亲知评议，将前项田地、动用家常，均分与孙崇福、顺意、镛、铛、泰等，高低各从出资添贴。外有田地五十四亩，充作军庄，永作军前盘缠，轮流各房收管，供应军用并外坊长身役。自用支持不涉各子，自行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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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71 李氏虽然迟至宣德年间才正式分家析产，但由于李童及其次子长期在外服役，原来的大家庭实际上早已解体。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共有关系，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大家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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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73 明初的打击富民政策及里甲重役，对大家庭的发展也是相当严重的威胁，往往迫使民间提前分家析产。崇安县《袁氏宗谱》的《寿八公遗文》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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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75 洪武三年间，始与兄景昭分析祖业，家财尽让与兄。既未有子，新朝法令森严，但求苟安而已。……自后生男武孙，又陆续买田二千余石。……洪武十五年间，为起富户赴京，不幸被里长宋琳等妄作三丁以上富户举保，差官起取，无奈而行。户下田多粮重，儿辈年幼，未能负任，诚恐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切思光景如此，又要分赴京住坐，又抱不平欲告宋琳等不公，遂谓男武孙曰：“即日现造田粮黄册，不乘此机，将低田亩多者写与他人，脱去袁进图头里长，只留袁成一户田粮，以谋安计，更将田粮居一里之长，又当上马重任十年图头各役，将来必陷身家矣。”武喜所言得当。如是，将户下田千有余石，尽写与三贵等里李增等边为业，袁进户内过割升合无存。除写与他人外，尚留实在膏腴之田，计苗米九百五十石。当年赴京领勘合，就工部告状，转发刑部拘问得理，将宋琳等八家断发充军。冬下回还，再生一男名铁孙。……勉强于洪武二十一年，告白祖宗，将原田并又买到张八等田一千一百石内，抽出四百五十石与男武孙收管，又将田土四百五十石付幼男铁孙收管，又将田五十石付与妻李氏并残疾女琪娘收管，又将田土五十石付与次妻并残疾男斌孙收管。……余外田土一百余石，自己交收养老，并不载粮，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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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77 袁氏于洪武二十一年分家之际，由于诸子尚未成年，其家庭结构仍是核心家庭。分家之后，由诸子分别组成的新家庭，实际上都是不完整家庭。那么，袁寿八为什么要“勉强”为诸子分家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户等，避免充当富户及里长之役。与此同时，建阳县的周子原，“廪有余粟，库有余财”，而诸子“年尚幼艾”，却匆匆为之分家析产，“俾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6]。这就表明，在赋役不均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免役特权的平民来说，事实上很难维持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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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79 明中叶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福建民间大家庭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永春县《桃源康氏族谱》记载：“我族远祖不可知矣，但家传有洪武三年户田帖，系安溪感化里民籍真福，生昆保，尚载有弟未成丁，因避乱分散。独孟聪公崎岖在永……迨成化元年乙酉，尚居锦斗芦丘。于稽其时公年六十三，长子福成年三十三、次子福瑞年二十七、三子福清年二十三，长孙宽养不可考、次孙观养甫六岁、三孙公保以（于）是年始生。……由是复徙洪山，托迹于十二埕。至成化八年壬辰，福成公始入户陈贵，顶其绝甲陈佛成户籍？收其随甲田租一百二十石，并其绝甲黄伯孙美安地基及院内废寺墉后头山林等处，皆于是焉得之。”可见，这一时期的户籍编审已经流于形式，民间可以自由迁徙及相互顶替户籍，而里甲组织则演变为赋役的承包单位。康氏于成化七年十二月立有《承当甲首字》，其略云：“安溪感化里民人康福成，因本处田土稀少，后来永春县六都住耕田土，今蒙造册，情愿供报六七都九甲里长陈宅班下甲首。三面言议，将伊洪山门口垅秧墌等段计田八十亩，该年租一百二十石，载田米四石二斗，并废寺地山林，一尽送与康福成兄弟承管。或是现当，约定协当两个月日；或差遣远近长解，路费依照班下丁米科贴；若间年杂唤使费，约贴银八钱，不敢后悔。”又有成化十年的《里长送田字》云：“立送田人六七都里长陈贵等，愿将绝甲陈佛成户租民田……出送甲首康福成，前去十年冬下为头管掌，递年随业理纳。……日后但遇均徭，随时征贴里长派科粮派，及带无征贼米五斗。此系二比甘愿，日后各无反悔。”在此情况下，由于每个家庭的赋役负担相对固定化了，与实际的人丁事产并无直接联系，从而也就不再危及大家庭的正常发展。康氏于成化初年已形成直系家庭，至承当甲首时仍未分家，大致是由第二代三兄弟构成的联合家庭。成化十七年，康氏因长兄去世而分家，但原来的大家庭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分出了一个第三代的核心家庭，仍然保留一个第二代的联合家庭。其《阄书合同字》云：“今共议均分田地：一所坐落洪山尾安并鱼池仔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付侄宽养管掌，一所土名洪山废寺墌地基并门口大池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分在福瑞、福清二人管掌，各自起盖居住……永为子孙承管，理纳户役，不许侵夺地界。”[7]在此前后，永春县刘安村的刘氏家族，也形成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据记载，刘氏第八代仲资，生活于永乐至弘治年间，“综家勤俭，与弟同炊，终老不渝，共盖祖屋并置田租二百余石”；仲资子季清，生活于正统至正德年间，“与堂弟季宗同炊，共置田租若干石，房屋三座”；季清子世伯，生活于成化至嘉靖年间，“与堂叔季宗共置田一顷余，屋四座”。至季宗、世伯之后，这一延续上百年的大家庭已分房数十，始有分家之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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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81 明中叶以后大家庭的发展，还表现为收养义子之风的盛行。嘉靖年间，同安缙绅林希元在《家训》中说：“本户先世因人丁稀少，有将养男收入册籍者，以相帮门户也。”[9]这种“养男”即义子，其名分虽有别于亲子，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奴仆，而是一种特殊的家族成员。惠安县《龙山骆氏族谱》的《二世祖孚仲府君传》记载：“凡云头祖业，悉分诸养男管掌，并赐同姓，共收入籍，其一体同视之心又如此。”[10]可见，在分家之前，“养男”与亲子是同居共财的。明代后期，由于福建沿海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收养义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闽书》卷三八《风俗》记载：“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赀。或得窭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苦。”崇祯《海澄县志》的《风俗略》亦记云：“生女有不举者，间或以他人子为子，不以窜宗为嫌。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赀四方，往来冒霜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己子安享其利焉。”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此也颇为嘉许，如理学家蔡清在《寄李宗一书》中说：“借人钱本，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11]这种收养义子的做法，必然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从而提高了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清乾隆初年，邵武县李价人立有一件拨田给“义男”的《遗嘱字》，颇能说明义子与养父家庭的关系。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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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83 立拨田产价人，因先年养有一义男，其父季应松，汀州宁化县人氏，寄居邵武县勘下双宿村，因家贫无奈，生有一子名乡惠，年方九岁，于康熙三十七年间，托得中人双宿欧美、堪下张以奈、本市陈子实，引至三十三都李价人名下，养为义男。当日应松凭中领去价人礼银三两正。此子改名李鸿成，自当听价人役使效力。兹因抚养长大，先年已亲代婚娶，生子三……每人训书三年，衣食抚养，可谓劳心费力矣。今鸿成年五十七，三子俱已长成，理应分炊。但价人产业无几，经凭族依律例，分给自己续置有水田一百坪，拨与义男鸿成承受。……倘鸿成父子日后有不测之意，荡弃田产，必须遵命价人子孙，不得擅自私弃与人。若有此情，任凭价人子孙立刻将所拨田产收归，鸿成父子不得恃强霸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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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85 由此可见，在“分炊”之前，价人父子与鸿成父子共同构成了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据族谱记载，李价人只有亲子一人。因此，如果没有收养“义男”鸿成，最多只能组成一个主干家庭，而在收养鸿成之后，其家庭规模得以扩大，逐渐发展为直系家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收养之风的盛行，一些没有后嗣的小家庭，也有可能发展为大家庭。例如，康熙四十八年，侯官县林胤昌在《遗书》[13]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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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87 立遗书父林胤昌，前娶九都余氏，到门十载，并未添一男女。昌年已近四十，其弟又未完亲，且家贫不能再娶。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籍称立嗣等情。（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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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89 在清代福建，有不少宗族禁止“血抱螟蛉”，只许在近亲之内为无后者择立继嗣，以免导致“乱宗”及使本族资产流入外人之手。然而，由于立继大多是在被继承者年老或去世之后才确定的，而且嗣子易于受到其本生父母的支配，不足以弥补绝嗣家庭的缺陷。因此，无后者往往乐于抱养“螟蛉”之子，而不愿意采取择立继嗣的做法。清代后期，有些宗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对收养义子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光绪年间，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记载：“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去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这就表明，在家族内部，“养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论及明清福建大家庭的发展，不可忽视收养之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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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91 清代福建大陆地区的分家习俗，一般是在第二代均已完婚之后，才正式议及分家析产。因此，分家前的家庭结构，一般是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根据笔者所见分家文书，只有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提前分家析产。例如，同治三年福州陈氏的分家文书，就是属于此类事例。兹摘录主分者的《序言》[1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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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93 盖闻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以多财遗子孙哉！惟仰叨先荫，渥受国恩，积廉俸之余，为俯畜之计。今养疴梓里，不耐烦劳，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爰将原承祖遗及余续置产业，除提充公业外，为尔曹匀配阄分，列为诗、书、礼三房。第念诗房食指较繁，特以两份分之；书、礼两房尚未授室，各以一份分之。虽各掌尔业……勿因货财而致伤和睦，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勿骄吝而免怨尤，勿怠荒而崇勤俭。兄若弟互相友爱，则和气萃于家庭，外侮何由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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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95 主分人是个“养疴梓里”的休假官僚。分家前，第二代三兄弟中只有一人已经完婚，可见其家庭结构为主干家庭。据《阄书》开列的有关产业，陈氏家资颇为丰厚，拥有价值数万两的当铺、纸栈及大量田产。那么，导致这一家庭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主分人自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今养疴梓里，不耐烦劳”；二是“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看来，陈氏的家计相当复杂，而诸子又不足以信赖，这是导致分家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主分人在分家时还对诸子提出了“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的告诫，可见第二代三兄弟有嫡庶之别，这无疑使分家前的大家庭中隐伏着更深刻的矛盾。可以设想，既然主分人在家时都因综理家事而“不耐烦劳”，那么他一旦离家赴任，就更是难于维持正常的大家庭生活了。因此，对于这种富贵双全的官宦之家来说，其家内矛盾可能比平常人家更为尖锐和复杂，大家庭的发展也就可能遭受更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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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97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只有着重孝悌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办得到，教育的原动力与经济支持力缺一不可，一般人家皆不易办到”[15]。这种观点固然有些道理，但也未必尽然。我们曾对浦城县洞头村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作过调查，发现该家庭在土改前并无固定产业，主要靠租种山地和造纸、砍柴、烧炭为生，属于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棚民阶层。然而，正是由于家境贫寒，才迫使家庭成员长期相依为命，通力协作以求生存。[16]在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例如，康熙五十三年的闽清某姓《阄书》[17]记载，分家时仅有少量田产，“抽于母作针线之资，百年之后留作烝尝”，而诸子仅以“屋宅地基三份品搭均分”。咸丰五年的浦城县房氏《分关》[18]记载，除了把少量田产留作“父母养膳”之外，三子仅以住房及家具什物“抽阄品搭均分”。最典型的要算林则徐父辈的大家庭。据《林阳谷先生析产阄书》[19]记载：“父身列黉官，未经中式，并生五男，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十余年间……父游学山东、河南等省，母为余长兄芝岩公娶谢氏。未几祖母归天，母胡孺人继逝，余第五弟天裕亦夭亡。父游学方归，为余次兄孟昂公娶妇郑氏。缘外欠颇多，利息重积，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逾年之间，父亦逝世，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既无田产可分，自无阄书可据，兄弟四人，各散谋生，自食其力。”可见，在林则徐的祖父去世之前，尽管家庭经济早已破产，却仍然极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此后，尽管兄弟四散谋生，大家庭在实际上已经解体，但也并未完全切断经济上的联系。如云：“长兄芝岩公逝世，一切棺椁、衣裳、治丧、葬埋之事，系余捐资料理。族戚因长兄之子元庆系余胞侄，劝给月间伙食，限以年数，立有字据。余将上手无产可分，亦无阄书可据等语，插入字中，免致将来唇舌，经族戚画有花押。”这就表明，在近亲之间，相互资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正是大家庭长期存在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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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599 清代福建大家庭的普遍发展，不仅导源于崇尚孝悌的文化传统，而且是与当时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这是因为，清代福建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具有较明显的自然分工性质，家庭仍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单身男子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也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家立业。为了避免在分家后出现不完整的家庭，就必须等到第二代均已完婚之后再分家，因而分家时的家庭多为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另一方面，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胶着状态中，维持一定规模的大家庭，有助于广辟财源，改善家庭经济结构。清代福建规模较大的家庭，大多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有机结合。试见下引长汀县四堡乡《范阳邹氏族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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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601 （邹建瀛）生子五人，长曰珩赐，年未弱冠，随侍伯父适湖北，入荆州之署，常请教命，后因例职业；次曰环赐，技勇冠军，蒙彭学宪取进游泮；三曰璿赐，年富力强，身亲稼穑；四曰琅赐，逊志时敏，闭户潜修；五曰球赐，长途踯躅，步东粤以经商。各勤乃事，无有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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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603 （邹孔茂）王父委操家政……统一庭三十余人，或耕、或读、或商，悉能上承亲志，俾之各勤厥职，以毋荒于嬉。数十年间……无不筹画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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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605 （邹大贞）因习儒未卒业，壮游姑苏，操计然术。……丈夫子五人，或读、或耕、或牵车服贾，率属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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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7607 （邹继祖）君生子七人，秀者使之读，否者使之耕，强者俾之努力，弱者使之株守。……至于祖业无多，盖藏亦薄，君能奔走经营，渐成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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