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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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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三章 宗族组织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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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唐美君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宗族是世界上少见的亲属组织，其重要特性之一是同时兼有血缘、地缘及“共利”这三种社会组织原则。[1]这一见解揭示了宗族组织的多元特征，对笔者颇有启发。然而，如果我们的认识只是局限于此，就有可能把不同类型的宗族组织混为一谈，更无助于说明宗族组织的历史特点及其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就每一具体的宗族组织而言，不可能同时兼有三种组织原则，而是三者必居其一。因此，可以把宗族组织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三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本章着重考察各种宗族组织的不同运作机制，并分析其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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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继承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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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式宗族的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各自的继嗣关系。由于继嗣关系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因而可以说，继承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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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式宗族的形成，主要与财富及社会地位的共同继承有关，可以说是不完全分家析产的结果。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遗产继承制度，是以分割继承为特征的。但在实际上，民间为了缓和分家析产对于传统家庭的冲击，往往采取分家不分祭、分家不分户或分家不析产的方式，对宗祧、户籍及某些财产实行共同继承，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保持协作关系，从而也就促成了从家庭向宗族组织的演变。试见清嘉庆十四年泰宁县欧阳氏《分关》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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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予家聚族于斯，子姓期于繁衍，祀事犹宜先修。用是敬抽醮田米伍拾贰石贰斗，以为祖考茂辉公、祖妣龚孺人春秋祭扫之费。祭品规仪，详载册幅，永为长、贰、叁房人等次第轮流值祭者耕收，不得争先恐后，并无许私税盗卖。如有等弊，执册公论；倘有不遵，定当官惩。至于族姓繁盛，费用不敷，惟祭有定品，饮福分胙随时变通。惟愿世世子孙备物备仪，致爱致悫，幽以顺于鬼神，明以睦乎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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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鉴于历代，仍设保甲，使户口有所稽，赋税有可考。每保有长，公举充当；每甲有户，附于里长。其所称里长之名，则各姓始祖编入者为长，后世子孙轮值者，又谓为排年管里，专督一年催科。其里中册里作单，图差催粮常礼，俱要经手查办。至于十年排班轮值乡祭社坛，费用不等，饮福分胙，在所必需。予家编入在城二图七甲，与叶姓同为里长，廖又继入，十年经办一次：叶七月十五日上班办祭，欧十月初一日为主祭，廖次年三月清明主祭。虽本里神坛右边原遗有些店租，值祭者分收，及甲户相帮，实不敷用。是以予置田米贰石，永为欧阳一姓排年管里田。历岁租数，除开每年册里、图差常礼以及完纳本田粮额外，约总贮得租谷叁拾余石，排至十年之期，尽数核办祭品，各规详后。其照管之法，即与经收众业者同。惟愿后日子孙无侵蚀、无耗散，每届祭期竭忱办理，庶几神其鉴我，本甲之人亦籍是以讲信修睦，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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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田之设，所以作育人材，使其砥砺廉隅，愤志读书，庶几足入朝廷选也。……予家祖父来泰迩时，未遑谋生，敢云力学？予竭尽精力，不恤劳瘁，始获置田宅，永为杉易土著，纳粮与考，无非欲光前而裕后耳。予自维恒产堪以自给，诚恐佚则忘善，是以治家之暇，即时于汝曹兄弟叔侄劝惩并施，急切望其克底于成。今上叨天庇，汝曹不负予志，前后幸列胶庠，更虑膏火无资，则学业难成，专设学田伍拾石，现与入泮者同收分用。嗣后有能读书习射，考入文武两庠及乡、会题名者，本年许其独收壹次，择吉谒祖时，邀同子姓中派列尊长者开筵同庆。……至有兄弟叔侄同班者，叙派轮流，总以壹次为例，越此又与现在人名多寡均沾润泽。如或已经告给或出仕得禄，即由庠捐升，俱不得从同分收。如是则子弟多赖，人材可兴，将以备朝廷选，正相继为诗礼家，世世子孙尚其勉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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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氏原籍泉州府南安县，于乾隆初年移居邵武府泰宁县，这是迁徙后的第一次分家。[2]此次分家留下了“醮田”“排年管里田”及“学田”等族田，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以备族人共同祭祖及办理里甲事务和培育科举人才之需。因此，分家后的欧阳氏族人仍然保持相当密切的协作关系，从而也就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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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式宗族的成员资格，取决于各自的继嗣关系。一般说来，只有被继承者的直系子孙，才有可能成为继承式宗族的成员。建阳县庐江何氏的《艮房祭田记》，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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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族自普贤公遗下祭田，分发胙肉，凡艮房子孙历久轮流，无有异议，而震、坎两房不与焉，明嫡派也。至文茂公手置醮祭，拜扫祖坟，惟文茂公子孙轮值备酒，各赴燕饮。而文政公派下不与焉，溯由来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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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嫡派”，是对继承者而言的；所谓“溯由来”，是对被继承者而言的。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非都是为了说明：历代祭产的有关权益，只能由创置者的直系后裔共同继承，其余族人则一律不得问津。因此，继承式宗族特别注重族人的继嗣关系，以致有“报丁”及“清系”之举。崇安县《袁氏宗谱》记载：“议定递年正月初一日报丁，当即查明，如有血抱螟蛉，不得载入丁簿。迨及五年清系时，若有缺丁乏嗣者，合族早为择立继嗣。倘有应继不继者，族长不得徇情容隐。”[4]在这里，“报丁”和“清系”的目的，都是为了确认族人的继嗣关系，以免引起继承权的纠纷。在明清福建的族规中，对“择立继嗣”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禁止因“非种承祧”而导致“乱宗”。如云：“继嗣补天地之缺憾，广祖宗之慈爱，当以期功兄弟顺序为继，期功无继再及族人。秉公议立，不得致争。……若螟蛉他姓，名为乱宗，义在必斥。”[5]在此情况下，凡是不属于本族血统的家庭成员，势必被排斥在继承式宗族之外。乾隆二十二年，崇安袁绍武为养子添孙和亲子吉卿分家时，在《分关》中声明：“今添孙长成，虽系螟蛉，家业例无与嫡派轮祀、均分之理。……若祖庚五公派智、仁、勇三房祀田与予父辛三公派元、亨、利、贞四房祀田，俱系生男祭扫、备东、收租，添孙例无祭扫之分。至予自存膳田，意欲生男与抚子日后轮祭，但稽之条例，询之老耄，抚子只有饮福合食，从未有与生男轮祭之例。……更抽田六箩给尔父子，日后自向备祭扫。其自赡祀之田，俱附吉卿备祭、收租、纳粮，抚子不得越而问焉。”[6]嘉庆十一年，袁吉卿之妻为其次子的养子和嗣子分家时，亦明确规定：“至于绍武公祖母遗下祭田，概照文、行、忠、信四房轮流，（养子）光波不准轮值。惟氏夫吉卿公与氏之祭田轮值行房之年，（嗣子）中涵分谷五百九十箩，光波分谷二百一十箩，粮产照所分之谷完纳，各无偏亏。”[7]由此可见，严格意义的继承式宗族，只能存在于血统纯正而又同源共祖的族人之中。换句话说，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继承式宗族的存在基础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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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式宗族形成之后，随着世系的不断推移，每一代都要重新分配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其继嗣范围也就相应扩大了。这种经由权利和义务的细分而得到持续发展的继承式宗族，一般表现为逐级“分枝”的状态。另一方面，继承式宗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后人的继承对象，从而又会在原来的继承式宗族中形成新的继承式宗族。因此，继承式宗族的发展进程，必然表现为不断“分枝”而又层层累积的状态，从而形成多支系和多层次的阶梯式结构。对于继承式宗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必须依据既定的支系和辈分，才能确认其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对于不同支系和辈分的族人来说，他们在继承式宗族中的地位是各不相同的。试见民国十九年浦城县苏氏《分关》[8]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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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遗吴墩立殿公祭，租额三百担，上代为礼、义、信三房轮流醮祭。我祖系居义房，又分友、恭两房，六载值收一次。现我恭房又分忠、恕两房，余恕房须十二载值收一次。日后值余应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按序轮收管业。至租额、田佃，谱牒载明，兹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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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遗仙阳成培公祭，租额二百担，上代分友、恭两房轮收。……向后恕房值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各按序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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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卿云垂昆公祭，市租一百担；辒玉公祭（即苏季氏膳）吴墩租三百余担；鸾春附祭，吴墩租廿余担；上代分忠、恕两房轮收。向后凡恕房值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按序轮收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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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廷藏公书灯，仙阳租五十担，原关内载明忠、恕两房子孙入泮者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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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遗各祭产及书灯租，并余所抽膳田（额租干谷二百余石），现时概归予收理，俟予与汝母百年后，归汝智、仁、勇按序轮收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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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苏氏第5代的“智、仁、勇”三房，对历代的族产持有不同的权益：父辈族产各得三分之一；祖辈族产各得六分之一；曾祖辈族产各得十二分之一；高祖辈族产各得三十六分之一。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只能按照既定的支系和辈分，在不同层次的继承式宗族中参与有关族产的权益分配。从“立殿公”至“智、仁、勇”一系的组织系统，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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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继嗣关系的规范和制约，而继嗣关系又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一个理想型的继承式家族，必须有十分完整而又翔实可靠的系谱结构。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完整、可靠的系谱结构，就可以认定为继承式宗族。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继承式宗族，是指具有实际功能而又高度规范化的宗族组织，而不是一般意义的继嗣群体。在明清福建的族谱中，往往只能看到相当完备的世系源流，却看不到族人之间有任何规范化的协作关系。对于这种只有系谱而无实际功能的继嗣群体，自然不可视之为继承式宗族。例如，建阳县《垅游氏宗谱》的《凡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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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迁徙他处居住，衍为大支者，稽查旧谱根底，果系某代迁居某处，世系相合则取之，否则不敢妄收，恐有篡宗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