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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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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依附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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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的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由于族人之间的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一般是在聚族而居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可以说，依附式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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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在继承式宗族中，一旦族人的继承权发生变动，就会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不仅如此，即使族人的继承权并无明显变动，只是改变了宗族事务的办理方式，也会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变质，亦即由继承式宗族转化为依附式宗族。例如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公祭”和“周祖母祭”，共有祭租350余担，原来由派下七大房轮流收租，承办“清明祭扫及完纳粮米”等公务。至光绪年间，陆续抽出冬至“香灯租”“清明祭租”及“书灯租”150余担，拨归本族“谦孝祠”统一管理，其余祭租则由派下子孙按房均分，“七房值收子孙小股拈阄为定，各有应收之佃，不得越占紊乱”[23]。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改变了对族产的管理方式，而族人的继承权并未发生变动。但在实际上，却使少数族人获得了对族产及其有关事务的支配权，而其余族人则处于从属的或依附的地位。其《七房裔孙议拨谦公祭入祠议字》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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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本祠于光绪十七年，由周氏祖母膳产抽出额租五十一担五斗正，拨入祠内为历年冬至香灯、修理费用之资；又本年经七房裔孙复议，将受益公祭租产抽出额租八十五担一斗，拨入祠内为递年完粮暨清明醮祭需用之资。两款祠租，均受益公、周氏祖母祭纳入，外房并无升斗在内。为此，递年收入、支出，概由受益公派下七房裔孙互推经管，所有外房子孙概不得干涉经理，只许冬至日照章颁给丁饼、丁肉。后世子孙，永不得藉词争执，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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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绳谦公祭抽出书灯计额租二十一担六斗，系为奖励本七房裔孙读书而立。此种权利，在本七房子孙有志上进者，始得享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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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概由受益公派下七房裔孙互推经管”，是指由七房中的少数“董事”统一经营管理，其性质与“按房轮值”是完全不同的。如云：“自拨之后，所有祭租粮米以及祭扫坟墓需要，永远由祠堂董事经理，七房子孙向后不得另生枝节。”可见，不担任“董事”的族人已失去了对有关族产的经营管理权，他们只能在冬至日照章领取“丁饼”“丁肉”，其地位与“外房子孙”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拨祭”的同时，王氏又把其余的祭租按房分拆，每房“各有应收之佃”，年收租约30担。这些由各房自理的祭租，不再用于七房之间的各种公共事务，而只用于各房内部的公共事务，由各房的派下子孙共同继承。因此，在“谦孝祠”之下，又分别形成了以“房”为单位的继承式宗族。经过“拨祭”及瓜分祭租，“受益公”派下七房子孙的宗族组织，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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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实线表示依附式宗族的范围，虚线表示继承式宗族的范围。义、全两房的继嗣关系不明确，可能尚未正式形成继承式宗族。此外，以“谦孝祠”为核心的依附式宗族，除了“受益公”派下的七房子孙之外，还包括其他“外房子孙”，图中未予标示。如图所示，在“拨祭”及瓜分祭租之后，原来以“受益公祭”和“周祖母祭”为核心的继承式宗族，转化为以“谦孝祠”为核心的依附式宗族，同时又派生出七个次一级的继承式宗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王氏宗族组织的这一变化呢？在上引《议字》中，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其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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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见富家粮户分析田产，必抽出清明祭租，为子孙百年之虑。当其家门全盛，子孙饶裕，轮收、值祭依章办事，颇沾利益。及至产资退败，房倒房兴，游惰孙男或于前数年将值收祭租预拨他人收去，迨轮值年家无粒谷，贫乏依然，反将值年课粮逃欠不交，山中祖墓祭扫废弛，以致粮差催拘，家庭构纷，是祖宗置祭租以益子孙，子孙反因祭租而累辱祖宗也。兴言及此，殊可叹息！窃谓思患宜先预防，事弊应求良法；树木尚有长短之不齐，人众讵无盛衰之可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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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促进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家庭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族人之间的贫富分化。一般说来，在继承式宗族形成之后，经过若干代的不断“分枝”，族人之间势必出现贫富分化。那些穷困潦倒的族人，往往为生计所逼，事先把轮收族产的有关权益典卖于人，至轮值之年则无力交纳钱粮、承办公务，从而在宗族内部引发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一旦族人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按房轮值”的办法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在此情况下，只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把族产及有关事务按房分拆，其结果是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分解；二是对族产及有关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其结果是促使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转化。在理论上说，按房分拆是较为公平合理的，因而容易为多数族人所接受。然而，在聚族而居的状况下，族人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难以分割的公共事务，这些公共事务不会因贫富分化而减少，只会因贫富分化而增加。因此，在按房瓜分族产的同时，往往必须留下某些统一管理的族产，以备族内公共事务之需。这就表明，由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转化，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演变趋势。王氏在“拨祭”及瓜分祭租的《议字》中宣称：“良法实意，莫如此举。”[26]这也许并非捉笔文人的套话，而是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道光年间，陈盛韶在邵武厅任上，也曾经要求民间对祭产实行统一管理，以免“抗课追比”之弊。他在《问俗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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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分产时留祭田若干亩，以为后人春秋祭祖、元旦拜祖祭费，合族欢饮取于斯，两忙钱粮轮流分管，名为醮租。迨子孙式微，未轮值以前或将醮租先买（卖），或负债满身。俟值年开销，上下忙钱粮势不暇顾，催差至信口推卸。年复一年，积欠不少。祭田，良法也；久而抗课追比，弊即生焉。惟谕族间选公正一人，专管丁粮，先公后私，使知有尊祖敬宗之仁，亦知有尊君亲上之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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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盛韶看来，为了保证祭田钱粮的如期交纳，就必须借助于官府的行政干预，促使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转化。而在实际上，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家族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并不依赖于来自官府的助力。有的地主为了防患于未然，甚至一分家就对某些公共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使派下子孙同时组成依附式宗族和继承式宗族。例如，顺昌县上详谢氏第15世“仁”“义”两房分家时，除了设立按房轮收值祭的“祀产”之外，又同时设立由专人司理的“公产”，“以为修祠、公事之需”[28]；第16世谢霞标为派下三房分家时，除了先后两次设立“值收祀产”及“书田”之外，又专门设立统一管理的“备整先后两祀产崩坏经费公业”，并规定：“理公业者，每年准其于公款内开销钱二十千文入己，以作酬劳并笔墨之资……理此公业者，须兼理筹备义渡造舟经费公业事，不得推诿。”[29]在此情况下，势必使司理“公业”者获得对有关宗族事务的支配权，从而导致了依附式宗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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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的另一种形成途径，是由少数族人“倡首”捐资，通过修祖墓、建祠堂、编族谱、置族产等方式，对已经解体或行将解体的宗族组织重新进行整合。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势必导致族内权贵集团的形成，从而使整合后的宗族组织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一般说来，凡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宗族组织，都有可能经历多次的重新整合，因而也都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这种经由重新整合而形成的依附式宗族，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暂不一一列举，留待下文再作分析（详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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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形成之后，族人随之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即支配者（或庇护者）集团和依附者集团，二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均等的。依附式宗族中的支配者集团，主要由族房长、士绅及经理、董事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组成，此外也包括其他享有某些特权的族人。试见福州《锦塘王氏支祠规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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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递年春分祭、清明祭、中元祭、重阳祭、冬至祭，每户男丁一名登席，族房（长）、总副理、祠绅、宗子并宗孙能举筯者，应外特请登席，祭冬时无取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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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公田，族内子侄承耕者，租粒系是上垅干净，不得挨延短少。如有此情，即听族房长、总副理起佃召耕，不准入祠与祭，俟所欠纳清方许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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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出入租粒，族房（长）、总副理先期三日议定，所入租粒或足理、或减收、或发粜，议价钱列字布知族人，一人不得自专。族房（长）、祠绅、总副（理）议定清楚以后，方准发粜，亦不得私借私粜。倘租粒存总理者，用族房（长）字式封锁，存副理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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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契券、字据、钱文、租粒，悉交总副理平分均收。递年中元节日到祠会齐，数簿核算；迨冬至日补记复算清楚，开列祠内，轮换笔迹，缴入各数簿毕，总副理即将明年值轮春、秋、冬三祭并清明、重阳祭扫名次开列明白，贴在祠内，布知族人，或无总副（理），族房长亦然，平分收存。……如有不遵公论，定即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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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祠内及文武圣庙并各祖坟如有损坏，以及祠物毁伤，族房长、总副理务宜急议修补，毋得挨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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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宗族中的“族房长”“祠绅”“总副理”及“宗子”“宗孙”，都分别享有不同的等级特权，因而共同构成了宗族内部的支配者集团。不过，在依附式宗族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特权阶层的权力和职能仍是有区别的，应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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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房长是宗族内部的“尊者”，一般必须由辈分及年龄较高的族人担任。如云：“举族长、房长，必择昭穆、序次、名分之尊者。”[31]族房长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议决权和对族人的教化权及惩戒权。晋江县《浔海施氏族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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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中既立有族房长，事可质平，皆当据实秉理，会有爵者诣大宗祠，平心剖析孰是非，大杖小罚，就祖宗前释怨修好。倘强悍罔从，逞凶兴讼者，通族公讨。正暴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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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丧……族房长察其果限于贫弗克自举者，就公项会族量助，务令速举。若冒费不速举，本人杖，族长赔偿，通周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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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农工商，各宜勤俭。……设有不肖子弟弃生业，结匪类，开设赌场，放头网利，致诱子弟破家辱身，殊可痛恨。以后族房长稔知放赌账目，不许取讨，仍令族众赴大宗祠戒饬，令其改过自新，不改者送官究治。除稂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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