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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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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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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南沿海泛指闽江下游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霍童溪等流域，明清时期共设有四府二州，即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兴化府及福宁州、永春州。这一地区有福建的四大河口冲积平原，人口稠密，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大，易于形成强宗大族。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于明代中叶及清代初期先后经历了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宗族组织的正常发展进程受到了全面冲击，出现了较多的变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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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刊行的《闽县乡土志》和《侯官县乡土志》，对本县各地的人口及族姓构成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足以反映福建沿海平原的宗族聚居概况。在两县所属乡村地区，除了少数开发较迟的村落外，大多数村落为单姓村或由少数大姓构成的主姓村，杂姓混居的村落为数甚少。《侯官县乡土志》记述了全县500多个村落的族姓构成[36]，兹分类统计，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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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侯官县村落族姓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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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清末侯官县的649个村落中，单姓村共194个，约占30%；主姓村共182个，约占28%；杂姓村135个，仅占21%。如果扣除族姓构成不明的138个村落，则单姓村和主姓村共占村落总数的74%，而杂姓村仅占26%。由于单姓村和主姓村的开基时间大多较早，因而其人口也较多，而杂姓村的开基时间一般较迟，因而其人口也较少。换句话说，清末侯官县的绝大多数人口，是集中于单姓村和主姓村中的，同族聚居的现象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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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县乡土志》详细记述了全县主要族姓的始迁祖及其开基年代[37]，兹以前十五大姓的有关资料为例，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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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县前十五大姓开族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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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闽县前十五大姓的71位开基祖中，定居于宋以前的共有40位，约占56%；定居于宋元时期的共有13位，约占18%；定居于明清时期的共有18位，仅占26%弱。此外，在排名16至30位的15个大姓中，共有开基祖25位，其中定居于明代以前的共15位，占总数60%；定居于明清时期的共10位，仅占40%。由于每一大姓各有若干位不同的开基祖，因而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聚居宗族。大致说来，每位开基祖各代表一个聚居宗族，如林姓共有9个，陈姓共有8个，其余可依此类推。清末闽县各地的主要聚居宗族，总户数一般都有数百户乃至数千户，往往连亘数村乃至数十村。兹略举数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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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湖区……各村族姓户口，以黄、郑、林、陈四姓为最大。黄姓，则义序黄一族已不下二千余户，居义序者二千零户，又尚宝墩、半田各有三百户，星墩、赤东各有一百余户，此皆黄氏一姓，与义序同族也。连坂、邵岐两乡，亦各有二百余户，亦皆黄氏一姓。若郑氏，黄山除刘姓数十户外有五百户，胪厦有三百户，洋下有三百户，城山有百余户，至屿头、叶下与林、许二姓杂居，亦各有数十户。林姓，则城门一族为大，约有八九百户，如鳌里之百余户，三角埕之数十户，皆与城门林为一族也；次则林浦林姓有七八百户……若螺州之州尾及朱邵宅林姓，各有三百户；如屿头、后坂、日宅，皆不足数十户，统计有二千余户。陈姓，则螺州一村为最显（村有吴陈村之称），计有七八百户；次则三墩头三乡（鳌山头、乾元墩、紫霸墩），皆陈氏一族，计有五六百户；他若花园、渡尾，各有一百余户；下店、下州、桥南、尤宅、牌下、叶下、蒲墩，与各杂姓同居，亦各有数十户；统计亦不下千七八百户。其次则浦下新桥刘氏一姓，有八九百户；郭宅、铜边郭氏一姓，有七八百户；潘墩、下州潘氏一姓，有六七百户；北园、首山王氏一姓，有五六百户；杨庄、杨厝前杨氏一姓，有二百余户；下濂、山边李氏一姓，有二百余户；上董、下董董姓，有百余户。他如上州、程巷、池头、芋壑、光桥、方岐、湖埭里各乡，皆不过杂姓聚居，则村小而族亦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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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南里……各乡族姓户口，以下洋为最，严、黄二姓各有二千余户；次则梁厝之梁、胪雷之陈，各有六七百家；又次则石步有四百余户，而王姓居其半，林、萨、刘、邵等姓半焉；谢坑有三百户，杨、谢两姓各百余家，卢姓数十家；浚边有三百户，皆张氏一姓；湖沶、湖泷、北边三村凡三百余户，皆郑氏一姓；古下、清凉有二百余户，皆林氏一姓；江店、官路边两乡共一百余户，皆江氏一姓。他如樟岚、卢岐……二十余乡，张、黄……等姓错杂而居，大者不过二百户，小者不过数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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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七里各村族姓户口，以林姓一族为最大，计五千余户，环珠山居者曰尚干村……有三千余户。村之东北隔江有半洋、枕峰，计共五百余户；由枕峰而南柘岐山一带，山居错杂者共数十户；村之西北里许为山边、中房，计二百余户；又北为岐头、门口、渡头、肖家道、鲤尾，计二百余户，皆背山面水而居；对岸有云礁洲、塔礁洲，共有百余户，乃近年所迁者；村之西南有牛山、龙屿内、龙屿外及馆前、山前、山后，与什姓杂居者四百余户；村之南……各村杂各小姓而居者，不下五百余户；此皆林氏支派散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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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七里区户口族姓，以林、陈、郑为最大。白田一千户，皆郑姓；营前一千户，林有六百；湖里、塘限、唐安、半野、塘屿、前汀、黄石共千六百余户，皆林姓；陈之散处各村者，亦有千余户。余则以黄、李为大。赤屿村六百家，皆黄姓；下洋村六百家，皆李姓。至刘、谢、王、杨诸杂姓，则百家、数十家不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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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清末闽县的白湖、仁南里、内七里、外七里等区，聚居达千户以上的族姓比比皆是，而聚居达数百户的族姓则等而下之，甚至被视为“杂居”“散处”。像福州地区的这种宗族聚居规模，在闽西北山区是很难想象的，而在福建沿海平原却是很普遍的。在此应当说明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之大，不仅与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而且与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有密切联系。在清末福州农村，相当多的居民已经不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生，而是以从事工商业或商品性农业为生。例如，闽县外七里区，“村民多以烧陶、伐石为业。塘屿村三百家，皆业石工；黄石村六百家，则业陶瓷；出产以灯心草为大宗”[39]。侯官县沙堤，“赵姓千余户，业耕织及商”；泽苗，“张姓千余户，习农商，乡多产橘”；陈厝，“居民陈姓约九百余户，习四民业，土产橘、李等物”；大文山，“约六七百户，皆陈姓，田地无多，均习烧瓦，计有瓦窑十八所”；甘蔗，“土著三千余户，程为大姓，间有张、邹、林、郑各姓，有业儒者，有力田者，有牵车服贾者……夹洲多植橄榄、桑、蔗，颇称富庶”[40]。这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不仅为宗族聚居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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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福建沿海地区已有不少强宗大族。早在北宋中期，蔡襄已指出：“温陵、临漳、莆阳三郡之民，岁输镪以税其身……故强宗右族力于兼并，游手惰农因之以流荡。”[41]可见，在当时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强宗大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宋代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一般是以当地的某些寺庙为依托，而且大多与名儒显宦的政治特权有关，其社会性质较为复杂，自当另有专论。南宋以降，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逐渐脱离寺庙系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元明之际，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纷纷建祠堂、置族产、修族谱，陆续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明清之际，由于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的冲击，沿海各地的宗族组织大多经历了解体和重建的过程。清中叶以后，沿海各地的聚居宗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逐渐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散居宗族。下文着重分析沿海宗族组织的阶段性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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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前沿海依附式宗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建祠之风的盛行。福建历史上的家族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故居，俗称“祖厝”，后来经由改建，演变为祭祖的“专祠”。在族谱中，往往直接把先人留下的“祖厝”称为“祠堂”，因而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祠堂之设早已有之。实际上，专门用于祭祖的“祠堂”，是南宋时由朱熹发明的。在此之前，“祠堂”一般是指神祠，即祭神设施。不过，朱熹所设计的“祠堂”，只是附设于居室之中的神龛，而且只用于奉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类似于后来的“私室”或“公厅”，而不同于独立于居室之外的“专祠”。[42]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对考察宗族组织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祖厝”“公厅”“私室”或朱熹所设计的“祠堂”，都是局限于居室之内的，很难用于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宋以后形成的“专祠”，却是独立于居室之外的，其祭祖规模可以不断扩大。因此，在聚居宗族的发展进程中，创建“专祠”可以视为依附式宗族形成的主要标志。在福建沿海地区，至迟在宋元之际，已经出现独立于居室之外的“专祠”。试见宋末莆田理学家黄仲元的《黄氏族祠思敬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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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以祠名，即古家庙，或曰“影堂”，东里族黄氏春秋享祀、岁节序拜之所也。堂以“思敬”名者何？祭之所思主乎敬也。所以有斯堂者何？堂即族伯通守府君讳时之旧厅事，仲元与弟仲囤、日新、直公，侄现祖、与权得之，不欲分而私之，愿移为堂，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讳滔公以下若而人，评事公讳陟以下大宗、小宗、继别、继祢若而人，上治、下治、旁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亦曰，天之生物一本也，子孙孙子，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不祠，何以奠世系、联族属、接文献，而相与维持礼法以永年哉！……或曰，新斯堂也，费焉须四节缩祭田之赢，勾稽山林之入，弟侄宗族间资助焉，或微乎微，具刻牺碑，此不书。后来者，墙屋之或当修，器具之或当庇，吾宗有显达者、良奥者修之、庇之，犹今之年，庶俾不坏，书之又不一书。（余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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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书立年代不明。黄仲元为南宋咸淳七年进士，宋亡后设教乡里，著述甚丰，被誉为“理学名儒”。其弟仲固曾任教谕，日新曾任提领，侄现祖为宋郡马，与权曾任典史，都属于宋末的缙绅阶层，建祠之事可能也是发生于宋末。如上所述，黄氏“思敬堂”是由先人故居改建而成的，奉祀自始祖以下的十三代祖先[44]，其经费则主要来自于族产的收入。由于“思敬堂”是由少数士绅创建的“族祠”，而且祀及始迁祖以下的历代祖先，因而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已形成以士绅阶层为首、包含全体聚居族人的依附式宗族。另据明人记述，正统年间聚居于此地的黄氏族人，仍是以这一祠堂为中心，“岁时族人子姓聚拜祭享，久而益虔”[45]。可见，这一依附式宗族的发展是颇为稳定的。在黄氏建祠前后，莆田的另一世家大族“九牧”林氏也曾经“建先祠”“置祭田”，但据说其祠堂“规制卑狭，不足以交神明”，至明初又“即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46]。很明显，林氏的祠堂也是由先人故居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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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宋至明初，建祠活动尚未普及，祠堂的规制也不统一。明代前期的士绅阶层，对建祠活动还颇有疑虑，长期为祠堂是否合于“礼”而争论不休。弘治二年，莆田缙绅彭韶在《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47]中记云：“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 永乐年修《性理大全》，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由此看来，当时有关争论的焦点，在于可否设立奉祀五代以上远祖的“专祠”。如果依据宋儒设计的祭礼及明王朝的有关礼制，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然而，当时莆田民间的建祠祭祖活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仅“诸名族”多有“专祠”，而且“祀远祖”也习以为常。其原因，自然是为了适应宗族发展的需要，扩大“敬宗收族”的范围。彭韶在上引碑文中指出：“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因此，民间无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断对祠堂之制进行改革，而士大夫则试图作出理论总结，并加以推广，从而也就促成了这种以奉祀远祖为特征的“专祠”的日益规范化。明成化年间，莆田缙绅翁世资在《清江周氏宗祧碑铭》[48]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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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我清江著姓……宋南渡前家乘已毁，蔑所考矣。居于清江，盖土著也，故周家巷之名已久。……岁时禴祀，恒于正寝，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至是，其正宗子孙欲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率所亲以崇其祖而及于无穷，爰作是祧。虽于礼有所未合，崇本亲亲之意不无有可书者。余周甥也，用佥以碑铭请。按，周所知之祖十七朝奉，再传为宜教府君，遗像尚存，皆宋衣冠。宜教生三三、三四府君，三三居正宅，三四居后堂。正宅之厅事有廉廊，别尊卑，序长幼，而他宅所未有，故有“上廊”之号。……据世次云，孟仁府君乃周之正宗也。孟仁资产颇厚，有遗下祭田几三百亩，其孙曾衰其祭扫门户之余，作是祧。肇工于成化丁亥，讫事于成化辛丑。中构堂，堂北列五龛，中龛立一神牌，祀十七府君以下，以底孟仁君而止，祔之以族人之无后而又无私房可归者；岁正旦，则为一祭而合族焉。其四龛各立一牌，祀孟仁府君派下四房之祖，暨其房之物故者皆登焉；俗节献时，始得及之。盖是祧乃孟仁府君孙曾所出，上迨其宗之所始，崇本也；下详其宗之所分，亲亲也。崇其本则视一族无所不当爱，仁之合也；亲所亲则又不至于泛爱，义之分也。迪仁秉义，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堂之中为陈设位，南为两阶，阶上树门，无事则以时启闭，有事则以严开关。阶下复之屋，为子孙行礼之位。又以子孙繁伙，等第不可紊也，故屋外为露台以足之。堂东西为两夹室，匾其东曰“思成”，以为致斋之所；西曰“绥禄”，以为燕私之室。燕私之时，男归“思成”，女归“绥禄”焉。二室之外，翼以两厦，而庖厨蠲涤皆在焉。厦南缭以两长廊，东曰“东跻跄”，西曰“西跻跄”。外则迁主事□之绰楔以为中大门，以其为是祧之门，匾曰“桂苑”。……不佞嘉之，且欲告余之若子若孙也。（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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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清江周氏原来是在“正宅之厅事”中奉祀共同祖先的，而有的支派则“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这说明族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因此，代表周氏“正宗”的孟仁派下子孙，用祭田收入创建了“敦睦宗党”的“宗祧”，即独立于居室之外的祠堂。这一祠堂既奉祀孟仁以上的历代共同祖先，也奉祀孟仁以下的“四房之祖”，因而可以用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祭祖活动。此外，祠堂中还有礼堂、厨房、宴会厅等附属设施，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宗族活动场所。翁世资虽然认为此祠“于礼有所未合”，但又对其“崇本亲亲之意”深以为然。他详细记述周氏祠堂的规制，据说是为了传之“若子若孙”，还质问“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可见，在礼制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士大夫阶层终究还是屈从于后者。有的士绅为了论证建“专祠”的合理性，甚至不惜曲解朝廷礼制，把此类祠堂附会为“家庙”。如云：“我国家稽古定制，仿仪礼而准程、朱，易庙以祠，世品官四、士二。制中为堂，堂之外为门，夹以两阶，缭以周垣，遗书、祭器有库，丽牲有所，别为外门，加扃闭焉。其严其慎如此，而犹有若诸侯无国、大夫无邑之论者，是又未可以言礼矣！”[49]其实，如果依据明代“庙制”，品官祭祖最多不得超过四代，这固然与朱熹设计的“祠堂”之制相符，但却根本不同于民间祭及远祖的“专祠”。明嘉靖年间，同安缙绅林希元在其《家训》中，详细规定了奉祀始祖的祠堂之制，但又反复指出，“虽非文公之旧，亦以义起之也”[50]。这说明，明代的士大夫在其“敬宗收族”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宋儒的宗法理论（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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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福建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族人的日益增加，祭祖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祠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例如，莆田白塘李氏的西墩支派，从正统至成化年间曾三次修建祠堂，平均每次只间隔十年。据记载：“永乐间，佥判故第厅事罹于郁攸，子孙各随小宗世数，祀私亲于室，而统祀制干诸先祖，岁时权寓他所而已。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广三丈六尺，深四丈有奇，中设大龛合祀上世神主，其于仪制草制未备。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为祭毕燕饮之所，中为大门，外缭以廊，石砌甬道，拾级而上，其合祀仍旧。成化二年，岁在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撤中龛，梵石为台，广丈有二尺，深三之一，厘为五龛。中祀制干、佥判诸祖；中左祀割田有功颐斋父子，以其年邈不嗣，故专祀之；中右并左右三龛，则祀文森三昆仲以下神主，人自为龛，盖出四亲以上，于家有再兴之劳，故世祀之。若四亲之祀，则各仍私室，兹堂不以入也。又缘故规定祭物，俾三房子孙岁一收烝尝年租以供具。若上墓，若讳日，若冬、年、俗节，皆有祭田以燕享，朔望则多谒惟勤。”[51]李氏的以上三次建祠活动，不仅使祠堂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有关制度也日趋严密。这一祠堂的奉祀对象，据说多达“十有余世”，显然是用于依附式宗族的祭祖活动。至于在“私室”中举行的“四亲之祭”，则属于继承式宗族的祭祖活动。此后不久，西墩李氏又与东墩李氏合建了“东墩祠”，从而形成了白塘李氏统一的宗族组织。据嘉靖年间的李氏族人记载：“东墩祠者，吾祖寓轩公故居也。……寓轩公四传为制干公，以是居为长子都监府君之遗，虚其前厅为祠堂。若次子佥判封君，则别建第于西墩。都监九世孙孟贤，鬻其居于何氏，祠堂因为秽亵。主祠者闻于官，而徙其门，是堂始得专祀。弘治乙丑，屋圮而倾，时则严州贰守古愚、永安刺史乐园、广东佥事中州，暨家君武博省庵先生，倡族人重建。……堂之神版，中绘江王及萧妃，寓轩公而下至制干公三子，左男右女，以次而列。神座前五木牌，漆书世系名讳，随房分供。木牌虽多，虫蚀不可尽识，亦祖宗世次耳。”[52]这一祠堂所奉祀的“江王”，据说原是唐朝宗室，因避武氏之乱而入闽[53]；而“寓轩公”则为白塘李氏的始迁祖，“当宋真宗时自泉南安之游洋，寻又定居于此”[54]。因此，这一祠堂建成之后，也就成为全体白塘李氏族人的共同祭祖场所。如云：“子孙岁祭，以东墩为大宗，以西墩为小宗，自余则各祀于其寝。”[55]此外，李氏族内还有某些族人创建的“私祠”。嘉靖五年，莆田缙绅林俊记云：“宪伯李君廷安……别治居室，先祠堂以祀曾祖祁阳令龙、祖处士阳堂、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悌，别为四室，以次而实，虚其左为己袝位。……祠成，君二子材、植请记，曾孙九峰婿吾子，申之，乃记。”[56]这种从一开始就是为祭祖而建的祠堂，在明中叶以前较为少见，可能只是少数士大夫偶尔为之。因此，林俊比之为“家庙”，还特为解释云：“宪伯君再命为大夫，礼得立三庙，而同堂异室，又不越居今之制，所谓顺也。”[57]实际上，祠堂与“家庙”是不同的，因为“家庙”的兴废取决于入仕与否，而祠堂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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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福建沿海的祠堂，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倡建的，这可能与士绅享有的立庙特权有关。在建祠活动中，强化了士绅对聚居族人的控制，从而也就促成了依附式宗族的发展。明嘉靖初年，莆田桂林坊林氏建成“开先祠”后，族绅林俊随即为之制定了“林氏族范”，并书于祠中，“岁时祭祀，俾读之以嘉惠族人”。其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