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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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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财产关系的共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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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族产，是家族成员的一种共有财产。因此，族产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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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产的主要成分是族田，此外也包括各种族有山林、房屋、地基、借贷资本、工商业资本及水利、交通等公共设施。在福建地区，族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之际，而族产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由于代代提留“祭田”已成为一种普遍习俗，导致了族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清代后期，福建有些地区的族田可能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土地的规模[85]，至近代更是有增无减。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福建各地的“乡族共有地”，在总耕地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闽西北地区约占50%以上，沿海各地约占20%～30%。[86]所谓“乡族共有地”，主要是指族田。例如；南平专区在第一期土改中，共没收、征收“乡族共有地”128859.6亩，其中族田达114744亩，约占90%。这里试依据《福建省土地改革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各区乡族共有地的规模列表统计如下，以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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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土地总额”，是指被没收和征收的全部“封建土地”，其中包括乡族共有地、地主及富农土地和其他出租土地。乡族共有地之所以被当作“封建土地”没收或征收，是因为这些土地一般都用于出租取利，构成了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心。因此，乡族共有地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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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民间的族田，是由私人土地转化而来的，其中大多来自历代分家时的提留。在分家时提留族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克服分家析产所造成的矛盾，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保持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洪武二十五年，建阳县周子原为三子分家时，告之于亲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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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念吾祖自宋元以来聚族于斯，和气流衍数百年矣。……今吾三子，年尚幼艾……恐其既长，各私妻子，情欲难制。欲聚之于一堂，则阋墙生衅，终非长久之计；欲散之各方耶，则骨肉分携，情义日疏，尤非聚族之方。吾故分此三房……三分其财，三分其业，使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别立祭田，以为先庙、先茔烝尝、忌日之需，三房以次递收，以供祀事。岁时节序，骨肉团乐，满堂宴笑，则分明而情不狎，恩浓而怨不生，先业庶乎可保，而诸子亦庶克树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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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原提取“祭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敬宗睦族”的需要，以免因分家而导致“骨肉分携，情义日疏”。另一方面，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分家后的族人仍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费用，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切断经济联系。洪武二十一年，崇安县袁寿八为二子分家析产时，提取田租一百余石，“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其中除了“将车碓米十八石买猪牲洒祭”之外，大多数田租用于“十年图头各役”[88]。明中叶以后，由于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日益扩大，族产的名目不断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建阳县《重修黄文肃公族谱》的《凡例》记载：“祀产，先人所遗或自创置，或田或山，宜记载详明；更有某祖、某妣位下子孙捐出田地入祠充祀者，俱宜记载详明，不许侵渔典鬻。至于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脩、试费；各记载详明，毋滋后弊。”这些族产各有不同的来源和用途，但都属于家族成员的共有财产，因而必须在族谱中“记载详明”，以免引起族人之间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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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家之际提留族田，不仅是为了满足族人的各种公共需求，而且是地主阶级的一种保产保富措施。宋代以降，由于分家析产制的流行，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日益趋于零碎化，普遍陷入于周期性危机之中。邵武府的谚语云：“樵水荫樵城，人无三代富，人无三代贫。”[89]这一古老的谚语，反映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也表明私人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限。这是因为，私人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断扩大占地规模，才能满足家族成员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每个家庭的占地规模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缩小。就整个家族而言，即使每一代族人都能保守先业，最后仍不免没落之虞。建阳县《翁氏宗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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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成公置有民田米十二顷八十余亩，遗与四子……各得三顷二十余亩；伯寿公生二子……各得田米一顷六十余亩；曾祖志渊公生三子……各承先业，得田米五十三亩，遗及吾父宗文公，继承其业，以耕读起家，置有民田五顷四十八亩。……舍香灯、拨奁田、赠义田……存田米四顷五十余亩，均分吾兄妳、玄及荣，各承其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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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晚成遗存的一千余亩土地，历经三代人的分割继承，每个家庭只能得到五十余亩，这可以说是由富及贫的典型。自第五代以下，如果照样分割下去，不仅难于坐食租利，甚至连自耕农的地位都很难保住。导致翁氏私人地主经济日趋解体的直接原因，在于代代分家析产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受到其他冲击。在明清福建地区，像翁晚成这种占地达千亩以上的私人地主经济，规模已相当可观，但也只能经受三次分家的冲击；如果是其他中小地主家庭，就更是不堪一击了。翁晚成六世孙宗文，由于是一脉单传，不再经受分家析产的冲击，直接继承了祖辈的产业，勉强维持了小地主的地位。此后，又“以耕读起家”，重新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历程，置田达五百余亩。但好景不长，由于诸子再次分家析产，打断了财富积累的上升趋势，使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重新趋于萎缩。很明显，如果不是出现单传之类的特例，土地集中的速度很难超过分散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私人地主经济的最终解体。因此，只有在分家时提留共有土地，限制土地分散的速度，才有可能长期维持坐食租利的生活方式。浦城县《后山蔡氏族谱》的《祭田引》，对提留族田的意图有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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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为子孙虑也远，故其为计也周。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惟厚积膳田，生为奉侍赡养，殁则垂作祭产，以供俎豆之需。或共理以孝享，或轮授以虔祀，绵延勿替，历久常存。不幸而后昆式微……余资犹资糊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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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厚积膳田”，还是“垂作祭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有一定数量的田产，使之“绵延勿替，历久常存”，这就是地主阶级深谋远虑的结果。道光年间，陈盛韶在建阳知县任上，对提留“轮祭租”的做法倍加赞赏。他在《问俗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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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士民皆有轮祭租。小宗派下或五六年轮收一次，大宗派下有五六十年始轮一次者。轮收之年，完额粮、修祠宇、春秋供祭品、分胙肉，余即为轮值者承收。其田永禁典卖，亦少有典卖涉讼者。本祭田之遗，济恒产之穷，上供祖宗血食之资，下为子孙救贫之术，其法尽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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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盛韶已敏锐地觉察到，“轮祭租”的作用在于“济恒产之穷”，因而可以补救私人地主经济之不足，不失为地主阶级的“救贫之术”。有些地主提留族田的目的，与其说是为子孙着想，还不如说是为自己打算。乾隆年间，崇安县地主袁绍武为亲子和养子分家时，在《分关序》中宣称：“但田苗微泊，责尔供膳似难为情，故自存苗箩，为生赡后祝之需。”[93]浦城县地主祖德耀提留族田的用意更为微妙，其《命礽祥二子更立祀田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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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六年，将所有家产均分为二，俾二子析筹自立。另抽田租一百石，今为膳养之资，后作祭祀之费。至三十三年，侧室刘氏又产一子，厥名曰袒，予遂将此项田租拨给袒为资身之本。……兹复命礽、祥各拨出己田十担五桶，以为我夫妇祀产。……另立祀户，以垂子孙，即袒长大成人，兄弟共同值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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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分人健在的情况下，提留膳田总是多多益善的，而这种膳田一般都会演变为祭田。因此，地主为了免于晚年受苦而有意多留膳田，是导致族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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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福建民间已经形成了代代提留族产的习俗，而且提留的比重也日益扩大。笔者曾对清中叶以后闽北若干地主家庭的分家文书作过分析，发现每次分家时提留的族田都占总田产的20%以上，平均达37%。[95]不仅如此，由于每一代分家都要尽可能提留族田，遂使地产的集中速度超过了分散速度，族田的总量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了。例如，浦城县苏吾楷自曾祖遗下祭租三百担、祖辈遗下祭租及书灯租一百五十担、父辈遗下祭租四百担，而苏吾楷又自留祭租二百余担，四次分家共提留田租一千余担。[96]在私人土地因分家而不断趋于零碎化的同时，族田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积聚和集中，二者的消长适成正比。因此，在明清福建的地权运动中，族田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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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族田的发展，与家族内部的职业分化也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对于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族人来说，往往无暇直接经营土地，因而也就必须借助于族田的形式，对土地实行集中经营。邵武县黄氏商业世家的族田，就是因此而发展起来的。据记载，清康熙年间，黄氏族人“廷辉公善居积”，遂“让产”与其弟，“只身僦居城内文家巷”[97]；廷辉子登缙，承父“分授田顷余”，但也是为了外出经商，“遂斥田园，挟金遍南北，俯拾仰取，利不赀”[98]。这两代人在经商期间，都放弃了对土地的经营，至晚年才重新开始置产收租。自登缙之后，为了使族人既可各专其业，又可兼营土地，曾依次采取同居共财、分家而不析产及设置族田等方式，对土地实行集中经营。登缙子四人，“初命诸子励学”，后由一子“接理家务”，其余诸子或“出贾”、或“嗜学”；乾隆五年，四子分家后，“众产仍归一经理，递年分拨谷四十石，以其赢生息均分焉”；乾隆十二年，“弟侄各添拨谷二十石，即以下源庄米为大父祭产”；最后，“及祖母逝，办理丧事毕，始从容分产焉。又以勋潭田米为祀田”[99]。很明显，无论是同居共财或分家而不析产，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因而只有把土地留作族田，才是较为稳定的共有形式。《黄氏族谱》的《祀思志引》宣称：“命曰：尝田私鬻者罪，私分者有禁。以故家无担石之储，祭产独永存。”[100]这一说法的可信之处，是族田的共有者未必拥有私人土地，但对其原因的解释却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黄氏族人各专其业，并不直接经营土地，才使族田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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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族产的大规模发展，家族组织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逐渐演变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实体。在族产较为丰厚的家族组织中，其有关收益大多不是用于家族内部的公共消费，而是直接由全体族人分享余利。康熙初年，瓯宁县屯山祖氏提留“丽南祭”田租近500箩，由派下四房轮收，“归完粮办祭外，尚多利泽”。嘉庆二十年，“丽南祭”田租一分为二，其中抽出“苗谷”167箩及“苗银”10余两，“公举公廉正直者每房二位，近前承理征租、完粮、完苗、办祭，余剩者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各项”；另有“苗谷”325箩及城中廨屋一所，“仍听房分轮收”，不必用于任何公共消费。[101]据此推算，“丽南祭”用于各种公共消费的地租收益约占三分之一，而直接由各房分享的“利泽”约占三分之二。在代代提留族产的情况下，此类收益往往相当可观，对族人的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浦城县东海徐氏二十六世“羲斌祭”，提留祭租100余担，由派下两房轮收；二十七世，两房共提留祭租240余担；二十八世派分七房，平均每房每年得自祖、父两代的祭租约50担。[102]瓯宁县屯山祖氏十九世勤、俭两房每年收父“盛文祭”租谷344箩；每两年收祖“世荣祭”租谷40箩；每六年收曾祖“昌期祭”租谷96箩；每18年收高祖“汝奎祭”租谷221箩。[103]因此，勤、俭两房仅从上四代人的祭租中，平均每房每年可收谷300余箩。对于这些族田的共有者来说，即使家庭经济完全破产了，仍然可以坐食租利。由于家族共有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经济功能逐渐被取代了。光绪五年，台湾郭维枢为子侄分家后，各房产业仍由家族组织统一经营，“俱合在隆益枢记股内”[104]。光绪三十二年，闽县黄氏在《阄书》中明确规定：“议将产业、生理先按分匀定，合立公积堂公司。年间所有得息，概归公账，先行照口给粮。”[105]直至民国年间，黄氏“公积堂”仍是一个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实体。如云：“兹经公议，凡公积堂公产，每年所得利益应由叔、元、享、利、贞五房轮值管理，每房一年，周而复始。除由公产得息项下提出台伏二百元为值年房利益外，其余则为备办春秋祭典及修置产业之用。”[106]在此情况下，家族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合伙经营的股份公司，而派下各房亦即这一公司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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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内部的财产共有关系，往往由于族人的贫富分化而发生变动，从而势必导致家族组织的相应改组。试见下引道光二十一年的出卖祭田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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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断契人张士钥，承祖遗下置有日、月、星三大房轮流祭田数段，坐落本乡土名黄垅等处，年供大小苗谷贰拾石。缘因日房又作元、享、利、贞四房，贞房又作乾、坤两房，坤房又作士滂、士发、士钥、士益四房，今抽出钥名下一段，递年大小苗谷叁斗叁斤，前田四至俱在契尾载明。且钥日下要得银两使用，托中说谕，谨将前大小苗祭田立下文契，出卖与本族士森边为业。……其田系是祖遗日、月、星三大房祭田，与门房伯叔兄弟人等各无涉。（余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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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契约表明，由于对族田实行分割买卖，使某些族人退出了原来的共有者集团。不仅如此，这种分割买卖族田的行为，势必导致族田权益分配方式的变化，促成从继承式宗族向合同式宗族的演变。例如，建阳县颍川陈氏的“英、贵二公烝尝田”，由于历经族人的分割买卖，照“房分”分配的原则逐渐为照“股份”分配所取代，使共有者之间形成了以有关“股份”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据记载：“万历十九年三月，三房子孙文高、文魁、德忠，同买到邵武五都叶家穵人陈璋生晚田连骨米三石官……卖主抱耕，递年交租苗六担正。清雍正年间，文约公（德忠之父）之子孙士福，分卖去二箩；文魁公子觉圣份二箩，卖与文顺之裔孙士毅、士俊；士毅之子光享，将其二箩田复于乾隆时尽卖与士俊一人，与文高公同收。”[108]在这里，族人对于族产的共有关系，显然不是依据世代相承的“房份”，而是依据各自买来的“股份”。在家族内部，分割买卖族产是一种相当自由的产权转移行为，任何族人或家族组织都可以参与此类买卖活动，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财产共有关系。试见下引乾隆五十七年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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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断卖皮骨民田契字人何天赐，今因无钱使用，情将祖上遗下皮骨民田……二处，共载官粮一升正（出卖）。其田原系三股轮耕，今天赐抽出父承买普良一股，欲行出卖，托中引至本祠伯继公支下长衍六股人等戛积银两处，承买为业，以为祠内修理之费。当日经中三面言定，田价纹银四十五两正。……其田自断卖之后，任凭祠内耕作管业，天赐不得留霸异说。其粮现存天赐户内，如遇大造之年，即行推入买者户内当差输纳。所买所卖，此系正行交易，不是生钱准折，并无逼勒等情，二比甘允，各无返悔。今欲有凭，立断卖皮骨民田契存照。（余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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