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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一、什么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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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民俗”，有两个最简明的说法：其一，民俗指的是“没有教义的群众信仰和没有理论的群体实践”；其二，民俗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争论得最少的态度或者行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中，只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说话、做事，就不会发生争议。我们平常说要“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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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所谓民俗应具有五个特点：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规范性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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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是民俗最重要的特点。有些民俗涉及相关地区、相关民族的所有社会成员，是社会各阶层共享的一套规则，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地方性知识”或“族群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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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性也叫模式性，这是民俗与其他地方性知识相区别的内在特征。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民俗现象类型化，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某种民俗的基本特征，考察相应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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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承性和扩布性，指民俗的基本特点是世代相承，一个人生下来就与民俗相联系，虽然可能没有人去教他，他也会习惯成自然，不假思索地继承下来。不仅如此，民俗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地区的民俗会向外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民俗互相影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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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相对稳定性，指它通常是长期存在的，相对稳定的，不容易被改变。比如丧葬的习俗、饮食习惯等。民俗也有变革性，但是，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旦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非常深刻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一种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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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俗，或一套习惯，包括心理的或行为的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当然，作为一种习惯，它会形成很内在的要求，但归根结底是外在于个人的东西。每个人必须接受这个规范，不然就会受到排挤，这就是民俗的规范性。在另一方面，它在对个人形成约束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服务。它提供了一套游戏规则，使大家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免于争论和谈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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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在一群人中，如果你按大家公认的那一套规则去做，就会得到很高的社会评价，大家都很喜欢你。如果你不懂得人情世故，大家就会讨厌你，你就会有很多困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的集中表现就是“礼仪”。古人很懂得民俗的重要性，注重“入乡随俗”，甚至说“人情达练即文章”。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从小学、中学就开始教给孩子们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可是没有教给他们应该如何做人、如何说话、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日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缺乏地方性知识，从乡下出来的孩子读书之后不能重新回到乡土环境中去。而对于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要提高对本土社会文化的认知能力，也应该重视最基本的人伦日用知识，重新建构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历史人类学，做民俗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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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教授曾经多次强调“文化反思”的问题。他说，以前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异文化，我们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从而反思自己的文化，改进自己的文化。现在我们在本土研究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文化，就要用乡土的文化、庶民的文化来反思精英的文化。因为学者们都是知识精英，头脑里面灌输了一整套现代知识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连基本词汇都是。因此，我们在研究老百姓的生活习俗的过程中，就可以反思自己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做中国历史研究的，要深刻反思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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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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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我认为这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导趋势是社会科学化，这就必须研究特定时代社会的整体。要完整地把握历史，就不能只是将目光集中在少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而必须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然后再去解释局部的历史现象。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人的思想行为没有记录下来，普通百姓不识字，也不会写。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如何去研究老百姓呢？这就需要研究民俗。民俗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传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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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者来说，研究民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就是要对这些典籍及其背后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这些典籍是可以不断重新解释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作出不同于前人或比前人更高明的解释。传统史学的特点是用典籍解释典籍，这是有问题的。固然我们有很多小学的功夫——考证的、版本的、音韵的、训诂的，但是这些无法深入揭示典籍的意义，更无法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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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一个表象系统，这个表象系统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结构。这是因为，“一个社会中争论最少的态度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活动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结”。由于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民俗去探讨历史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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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民俗研究时，我们必须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因为人类学原来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没有文字的，因此，“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我们要借助人类学来研究历史，这就是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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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任务是要去解读祖先留下来的那些典籍文化，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财富，有哪些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传统史学家也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但他们只是从文本到文本，分析文本的源流变化，对于它们的意义则不能真正理解。我认为，要想做到真正理解，就要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仪式行为。如果有，那么这种典籍与其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就很重要。比如，我们说朱子家礼很重要，就是因为它造就了家族伦理、宗族组织与社会行为规范，并且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当然，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和应用的，不一定完全是朱子家礼的本意。如果我们要看明代的里甲制度是否很重要，就要去分析民间的日常生活是否与它相关。如果它已渗透到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层面，每个社区的秩序安排、公共事务的处理都利用了里甲制度，就可以说里甲制度是很重要的。如果看不到、找不到这些资料，就可以说里甲制度根本是假的、没有实行过。当然，我们讨论的对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历史学者最后还是要具体回答什么时候它是有用的，什么时候它是没用的；在哪个地区是有用的，在哪个地区是无用的，等等。我们要把时间、地点、具体事件搞清楚，然后再问，为什么这个时候实行了，那个时候没实行？为什么这个地区实行了，那个地区没实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出来，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研究的对象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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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典籍是虚构的，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无关。有的是统治者拍脑袋想出来的，有的是思想家们建构出来的，后人亦步亦趋，虽然可能一点用都没有，但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拿出来用。比如，《周礼》编造出来的整个社会政治的图式是非常完整的，在空间上把国划成几个圈，国内、畿内、周边的邦与甸等一个一个政治区域，在社会结构上也是层次分明的。如果真的按照《周礼》去做，那么官僚将多得不得了，而且会形成一套非常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但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哪个地方、哪个时代是完全按照《周礼》来做的。王莽改革自称是搬用《周礼》，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搬用《周礼》，王安石的改革也是搬用《周礼》，甚至连太平天国都模仿《周礼》，然而，他们只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不可能重建《周礼》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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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推动传统史学向前发展，从而有可能作出比传统史学更高明的解释——虽然未必是完整的，但起码在某一层面或某一角度是有新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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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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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读研究生以来，主要是研究民间社会与地方文化，与人类学者有较多的合作机会，也深受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分家习俗与乡族经济，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第二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家庭与宗族，这主要是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第三阶段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主要研究民间宗教和仪式组织；这几年则主要关注地方行政问题。现在看来，我的研究课题基本上都是从民俗研究历史，也可以说是走历史人类学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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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机缘。20世纪80年代初，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被列入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主要在福建、广东、江南等地进行。当时傅衣凌教授是项目主持人，他认为我们的研究不能只依赖图书馆，就派研究生去各地搞调查。我们到过福建的大多数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找到了很多契约、账本、族谱、分家文书、碑刻，等等，后来我就以这些资料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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