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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170666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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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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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端州包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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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脸去摧折权贵，让青天来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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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庙堂到江湖，包公身影定格成中国清廉文化永恒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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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端州区的包公祠坐落于城西厂排街，祭祀宋代名臣包拯（999—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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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活在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之后，便是真宗、仁宗，包公生长在真宗时期，为官在仁宗时期。包拯出生的时候，寇准39岁，范仲淹11岁，晏殊9岁。而到包拯9岁的时候，欧阳修1岁；21岁以后，司马光、王安石相继出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包拯虽没有出将入相、为文修史，但他把自己独特的身影留在历史中，留在宋元的话本里，留在明清的小说里，也留在世人的心中。千百年来，他的事迹、故事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他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 海内外华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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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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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端州包公祠是今人新建的，并非古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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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端州包公祠初建于包拯死后不久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任知州蒋续选址州衙仪门之左立祠。后兴废不常，祭祀无制。直到明成化元年（1465），肇庆知府黄瑜上书朝廷，包公祠得以进入国家祀典，享受春秋少牢之礼。虽如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包公祠建在衙门内，上香祭拜，须出入森严衙门，甚为不便。大约四十年后，肇庆知府在府衙外的西面、相距百余步的地方另创包公祠。从衙门内到衙门外，包公祠的香火更加旺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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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先贤，古已有之。先贤按地域分，有名宦、乡贤之别。一般地说，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非其地人但在其地做官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因而，同是包公祠，同是祭祀包拯，肇庆包公祠属于名宦祠，合肥包公祠则属于乡贤祠。因为包拯是合肥人，曾在肇庆做官三年。《宋史·包拯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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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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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二十九岁中进士，但因父母年老，他以建昌路远，辞职不就任。朝廷以和州与合肥相邻，派他去和州监税，他的父母不愿离家去和州，包拯毅然辞官归养。按照宋代的规定，官员可以辞官在家侍养父母，待他们去世后，守丧三年，然后再赴朝为官。包拯因此“十年无宦”，大约到1037年，料理完父母后事的包拯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到扬州天长县（现属安徽省）做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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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三年天长知县之后，包拯来到岭南，出任端州知州，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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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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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清廉自守，痛革宿弊，不再加征端砚，离任“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更是千古传诵。此外，据《肇庆府志》记载，包公在端州看到百姓用水依赖江水，生活不便，便凿井七处，散布城中，后人称之为“包公井”。包拯重视民生，振兴教育，建米仓、星岩书院等，皆班班可考。端州之任，是包拯为官地方的一个缩影。他曾有诗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在端州三年，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为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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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清”、“直”，惠泽端州，赢得了端州的人心。明代人在重建包公祠的碑记中说，对于老百姓，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官吏之贪，政治不清，“惟直可以塞奸邪之路，惟清可以澄贪浊之源”。而包拯治理端州，重民生，减赋税，清风直道，浩然天地间，百姓能不尸祝俎豆、建祠祭拜吗？这正符合《祭法》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的祭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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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生真正做官的时间为26年，岗位换了20多次，做过端州等地方官，也做过监察御史等“台谏”官，还有开封府尹、户部官，最后是枢密副使。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包拯不改本色，一以“清”、“直”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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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曾三度任台谏官，作为朝廷的言官，包拯敢于上书言事，不畏权臣，刚直不阿。他自己愿做唐朝魏徵式的“忠直无隐之臣”，同时上书宋仁宗，希望皇帝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英明好谏之主”。包拯曾抄写了三篇魏徵的奏疏，请仁宗“置之座右，以为龟鉴”。事实上，仁宗恭俭仁恕，虚怀纳谏，容受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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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贤，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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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与包拯之间君臣相得，颇有“君圣臣直”的意思。包拯因此能行直道，敢于言事，其激烈果敢，虽皇亲国戚，无所畏惧。《曲洧旧闻》记载的一则轶事，颇能体现包拯敢于直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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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垂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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