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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序一 穿越历史时空 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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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玛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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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蒙古、满、回等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组成了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和睦共处的民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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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元朝中央政府把西藏地方划为十三万户，并由宣政院统一管理。其后的历代中央政府也都致力于西藏地方的治理，积极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历代中央政府均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并派员进藏督办地方事务，任免西藏地方机构的僧俗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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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过着极端贫困、悲惨的生活。帝国主义者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企图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妄图侵占西藏这一中国的神圣领土，使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堕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在帝国主义的引诱和扶植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亲帝分子走上了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邪路。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唆使和蛊惑下，他们发布破坏汉、藏民族关系的布告，赶走清朝驻藏军队，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千方百计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的管理，割断与中央的联系。他们违背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得私自与外国来往”的法规，擅自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妄图依靠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罪恶图谋。他们在西藏内部大肆迫害倾向中央政府的爱国人士，使之有的被革职、抄没家产，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逃往祖国内地。如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忍痛离开自己的寺院，在内地生活了15年，后在青海省含恨圆寂，最终未能实现返回西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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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我们既要看到清季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应看到清季中央和国民政府为维护对西藏的主权所做出的努力：清朝末年派官员进藏查办藏事，为治理西藏进行了一些改革，深受广大僧俗人民的欢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并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因其两次擅离拉萨，中央政府曾两次褫革其封号，后又予以恢复；中央政府应噶厦的请求，替西藏方面向英帝国支付赔款250万卢比，粉碎了英帝离间西藏地方与祖国的隶属关系的阴谋；1913年底，亲英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班觉多吉在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上提出“西藏独立”等非法要求，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力反对下，国民政府代表拒绝在会议条约的正文上签字，使得英帝国主义及西藏分裂势力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国民政府的感召下，达赖喇嘛派人到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并派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任命班禅大师为“西陲宣化使”；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到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册封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批准出生在青海省的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批准青海灵童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开办了诊疗所、气象观测站和小学，并拟在交通、教育、贸易等方面帮助西藏，促进西藏近代化建设；等等。这些努力，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是对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分裂活动的有力回击，从而使“西藏独立”阴谋化为泡影，维护了国家对西藏的主权。在国家积贫积弱、深受帝国主义欺凌、“西藏独立”鼓噪甚嚣尘上的年代，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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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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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许多成果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西藏自治区的藏学研究事业是全国藏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建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而且大专院校和有关单位也建有藏学研究部门。西藏的藏学研究事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冲破神学的桎梏，反对唯心，坚持唯物，摒弃迷信，崇尚科学，逐步实现了从侧重基础研究向为现实服务的应用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从原先着重于古代史、宗教、语言等相对狭窄的范围，逐步拓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体育、科技等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果，一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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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走得更好、更稳、更快。《西藏百年史研究》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全面梳理西藏近现代百年历史，以整体的视角分析研究百年来西藏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现代的视角回望深思百年来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渊源与融合，以全球的视角前瞻揭示世界格局变化对西藏发展的影响与西藏的前景。《西藏百年史研究》将为人们展现一幅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画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都成了幻觉；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我们期望通过《西藏百年史研究》，让大家体味穿越这条历史道路的艰难曲折，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创造更加美好的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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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序二 展现百年历史画卷 揭示西藏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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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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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区内外学术界、理论界和史学界，在研究西藏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注意到西藏历史近代和现代部分研究的重要性，有不少专家学者的著述陆续出版，其中一些专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史学界，将这一百多年历史的研究简称为近现代史研究。对一百多年时间跨度的事件和过程进行研究，纷繁复杂，一般是设定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专门叙述，在已有的百年历史著述中，一些研究者偏重于近代，一些研究者偏重于现代，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一百多年来西藏的史实，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给人以启迪。我们这项研究，则把近代现代结合起来，上溯到英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尤其是西藏的时间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采取跨通的方法，对这一百多年来的西藏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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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把近现代史综合地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就是把这百年来的历史放在一个宽阔的视野中，把许许多多单个的史实联系起来，对西藏近代、现代历史的内在规律性进行探讨。如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有关方法论性质的阐述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观察世界和历史，要懂得什么是普遍的联系。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一把钥匙。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藏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在深刻的历史原因背后，有着人们常说的规律性。讲述史实，研究规律，可揭示中国和中国西藏为何走到今天，又将向什么样的明天迈进等一系列属于历史趋势性的内涵。因此，《西藏百年史研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仅就一个主题而进行的研究。诚如在课题立项后不久的内部研讨中，我作为课题的主要设计人员强调的那样，这百多年来西藏的近现代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西藏百年史研究》所研究和展现的，就是这部历史画卷连续性的整幅图画。如同历史学家钱穆说的那样：“须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见其大又能见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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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发展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将其引入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的探讨中，并持续地对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即“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这个发现促进了19世纪哲学的变革，扩展到很多的研究领域中，又促进了辩证逻辑方法的发展。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方法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指导原则，但在进行具体历史研究过程中，作为有具体操作意义的方法，对我们分析材料、叙述历史事实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科学研究、科学成果的表述也是概念的形成、运动的过程，同样，历史研究也要在读懂原始材料、确定历史事实、根据事实的外部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概念的运用，揭示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及事物的发展。可以说，人们的各种研究活动只要追求其科学性，就有某种共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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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有两条我们是坚持了的。一条是历史的整个过程，包括前因后果，也就是在史实的讲述中，要用还原法还原这段历史，而这个还原又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宽视野的；另一条是抓住了史论的论，揭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及事物的发展，较之于过去多数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只叙不论或叙多论少，乃至泛泛而论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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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题的整体性看，我们在设计时就已考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因而整个课题不是一个单项的课题，而是复合型或组合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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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口述纳入“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之中，并且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安排。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门学科在当代的兴起，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趋势符合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口述历史就是用人们自觉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们自己。口述史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群众从内心审视现在、建构将来。在近些年国内外的历史研究中，史学界都将口述史作为史学家们研究相隔不远年代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经过编撰口述史，反映史学家的思想观点，反映他们想揭示的历史为何走到今天的一些基本依据。口述史的亲历性、对年代的贴近性以及口述者之间的相互印证补充，都可以使今人或后人得到更充分、更丰富、更直观的感受乃至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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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近现代史所做的工作中，区内也有部门对口述史的材料有过关注，十分注意收集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但有意识地将口述史纳入复合型的史学研究课题中，是从我们这个课题开始的。我们课题的口述史，涉及面广，既有民主人士，也有中共党员；既有高层干部，也有基层群众，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那些可以证明这百年西藏历史关键事件的见证人、亲历者，我们都尽可能地予以采访、记录。这项工作是非常繁杂的，然而也是很有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亲历者相继谢世（包括已列入采访名单还未来得及采访的），令人十分惋惜，使得这项工作成为“抢救性”的工程。我们的课题组成员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也有不小的收获。先期整理出来并且编辑出版的部分口述史，就是其体现。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要继续做好口述史的工作，尽可能地补充相关史实。《西藏百年史研究》之“口述史”工作一般依照这样的原则：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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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们做的另一件重要工作，即对近现代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此我们是专门考虑的。区内外史学界、理论界，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西藏百多年历史所形成的论文、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大有见地者，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从中受益匪浅。如：在牙含章的著述中多有针对百年以来一直是热点的问题如达赖、活佛、庄园经济等的论述；还有杨公素、陈谦平等先生著作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等问题的叙述；王尧、张云、周伟洲、杜永彬、冯智等就近现代史某一专题所作的论文；还有卢秀璋等学者对西姆拉会议以及非法麦克马洪线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一些藏族学者，如恰白·次旦平措、东噶·洛桑赤列、喜饶尼玛等人，在对西藏近现代史研究中专门对政教合一制度、封建农奴制为什么会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很多论文可以说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更是在方法创新和方法论的使用上，呈现出近代和现代史学研究中能在前沿课题上取得突破的学术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编辑，使之成为本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使读者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同时对我们做好《西藏百年史研究》的编撰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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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选编并不是一项简单工作，在历史研究中，学科资料是历史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支撑点，《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文献选编，必然也要把对西藏近现代研究源流演变的归纳，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编撰是一个基础性课题，我们课题组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几十年来区内外对西藏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与方法，进行考察，弄清轮廓，编纂成册，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推进西藏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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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这个复合型或组合型课题中，《西藏百年史研究》所采用的新的方法、体现的新的方法论，皆力图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在不少专家学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要做到有所突破，有着很大困难，然而绝非不可能。在前人的研究中，由于条件所限等原因，平面式和单线条的研究多，以至于对这百年西藏历史的研究通常只围绕着某个主线进行叙述。这样做的好处是清晰、明确、容易展开，而局限是比较单一，不能综合反映历史的全貌，也难以揭示深层次的规律性。对此，当今世界史学界所展示的学术研究趋势，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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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百科全书式研究，这种研究具有分类清晰、条块清楚、纲目明确、对单个问题深入细致且规范等特点。在一些国家的史学界采取这种方法，对某一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后，不仅仅使专家学者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整体、综合、规范的历史阶段的概念，而且普及到学校教学、培养人才、从事思想库建设，乃至于对国家战略研究和决策研究都起到了能够按纲索目等方面的便捷作用。在百科全书式方法的影响下，很多国家史学界对近现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确实产生了思想库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看到这种趋势，却不去掌握这种方法，不考虑运用于西藏的史学和史志方面的研究，想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史学界在研究工作上将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而，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要充分借鉴百科全书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在采用这种方法后，我们对百多年来西藏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因外因起到什么样的综合作用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有了更清晰的思路，我们对这百年史当中为什么封建农奴制能够在西藏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进行揭示，能够对政教合一制走到尽头的历史现象进行揭示，能够对西藏为什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揭示，在这些基础上，对西藏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必然性也能得到充分揭示。例如，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在外有帝国主义一直干扰破坏、内有分裂势力不断兴风作浪的情况下，能够处理好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始终居于完全主动的地位等史实的研究，也能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人民执政，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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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总体史研究。总体史研究，也是国际史学界带有趋势性的研究方法，已经形成了近代史学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西藏自治区史学界所掌握。我们课题组在开始设计大纲时，就强调以波澜壮阔的画卷整体展现百多年来西藏的历史事实，由此决定了西藏百年史研究应该是总体史研究。总体史研究有一个轮廓或框架，其逻辑强调不同领域的关联，它不是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择其最主要的领域，本质性领域，以及凡是可以找到的与之有联系的领域，进行叙述和研究，提出主论和佐论。和百科全书式研究类似，总体史的研究有纲目的框架，也有综述和分述，有所不同的是总体史研究首先是动态的，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总体性，使我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揭示世界、全国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趋势之间的联系，体现出一种众多的、活生生的、实在的现象之总和，同时也要求在研究中能够把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课题当作结构完整的对象进行把握，也就是说，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有大的整体，其下还有小的实体，各个整体最终构成课题的框架，即要把西藏百年史看成多要素相互联系、影响、多层次的统一体。这种方法的运用，形成了西藏百年史研究与其他西藏近现代史研究的较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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