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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动荡的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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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前一个时期，英国对西藏地方周边地区的侵略蚕食日益加剧，而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清朝前期，中央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并赋予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较大的权力，使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清朝驻藏大臣的监督下办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随着清朝中央政府国力衰微，尤其是英、俄等西方势力开始侵入西藏地区，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尤其到了清朝晚期，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在对待内外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使得西藏地方的政坛暗流涌动，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升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在此期间，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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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鲁派上层连续爆发权力争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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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以统治西藏地方，格鲁派上层亦借中央政府影响增加自身权势。到清咸丰、同治年间，这一统治格局已施行约200年，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西藏地方内部的矛盾增多，渐渐运转失灵。19世纪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不断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凸显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的动荡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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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转世活佛之一，也是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政教统治者。九世至十一世达赖喇嘛年幼未即亲政或亲政不久即英年早逝等史实，将西藏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暴露无遗。1808年（嘉庆十三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的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1]，于1815年3月24日（嘉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藏历二月十四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1岁。1822年（道光二年，藏历水马年）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2]，于1837年10月30日（道光十七年十月二日，藏历火鸡年九月初一）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23岁。十一世达赖喇嘛凯（克）珠嘉措[3]于1841年9月8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藏历铁牛年七月二十四日）经金瓶掣签认定，奉敕谕于1855年3月1日（咸丰五年正月十三日，藏历木兔年正月十三日）亲政。同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8岁。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4]于1858年2月25日（咸丰八年正月十二日，藏历土马年正月十三日）经金瓶掣定，1860年8月19日（咸丰十年七月初三，藏历金猴年七月初三）坐床。1873年3月11日（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藏历水鸡年二月十四日），奉皇帝谕令亲政。1875年4月25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藏历三月二十日）暴亡，年仅20岁。可以说，这几世达赖喇嘛夭亡，都与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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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统治集团内部连续爆发了一系列权力风暴。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藏历木龙年）六月初，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第穆呼图克图、基巧堪布等，通过驻藏大臣琦善联名上奏，控告时任摄政的二世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降白楚臣擅自给外番印照驻牧，将班禅辖地赏给洛敏达部落管理，处理喇嘛纠纷不公等。阿旺降白楚臣此时已担任摄政长达26年，一人身兼三职（摄政、甘丹赤巴、达赖喇嘛正经师），极力扩充权势，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清廷下旨查办，以阿旺降白楚臣革职流放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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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藏历水狗年）年初，哲蚌寺举行“日扎”供养法会。[5]西藏地方政府对参加法会的僧人从发放粮物改为发放钱币，因此布施的数量有所减少。为此哲蚌寺与摄政三世热振呼图克图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之间产生矛盾。卸任噶伦谢扎·汪曲结布及其支持者利用这一机会，掀起反对摄政热振活佛的风潮。谢扎·汪曲结布的亲信、甘丹寺夏孜法王的强佐班丹顿珠派出甘丹寺和哲蚌寺的僧兵携带武器将谢扎迎回拉萨，又在大昭寺召集僧俗会议，成立了由支持谢扎的甘丹寺、哲蚌寺和僧俗官员组成的“甘哲仲基”，开始了推翻摄政热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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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哲蚌两寺的僧人围攻锡德林热振拉章，而色拉寺杰扎仓作为热振活佛所属的扎仓，则支援热振活佛，坚守拉章。进攻数日后，摄政热振和基巧堪布等支持者撤离拉章，逃入色拉寺，未敢久留，又逃往内地。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热振活佛携印逃至北京，被清朝中央政府革职，客死京城，谢扎·汪曲结布以“第悉”之名“协助”未成年的达赖喇嘛掌教而告终结，其“第悉”的名号也不是皇帝册封的，而是他自己私加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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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扎·汪曲结布出生在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的比喜贵族家庭，原名比喜·汪曲结布。比喜家族本是后藏中部离扎什伦布寺不远的白朗土著，与1728～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有联姻关系，其家族中一员曾经在1727～1728年卫藏战争时指挥过娘地的军队，是西藏“郡王”颇罗鼐后藏军队重要指挥官。谢扎·汪曲结布就是这个家族的重要成员，他是西藏噶厦的俗官噶伦，少年出家入扎什伦布寺学经，在那里接受文化、宗教及政务各方面的教育。30岁到拉萨，1827年（道光七年）升任为一名僧官——孜仲，在谢扎·顿珠多吉手下任秘书。后还俗，转入军界。据史料记载：比喜·汪曲结布于1827年和1832年曾两次陪同噶伦谢扎·顿珠多吉和驻藏大臣巡视边界，得到噶伦谢扎·顿珠多吉和驻藏大臣的赏识，并与噶伦谢扎·顿珠多吉之女结婚，在其岳父逝世后，他取用谢扎家族的姓氏，从此成为谢扎家族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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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扎·汪曲结布曾参加过平定“波窝事件”和奉命率兵迎击道格拉统治者古拉伯·辛格的侵略军，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戴琫。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经驻藏大臣孟保奏请并获清朝皇帝批准，于1843年3月9日在拉萨正式授命擢升为噶伦。随后他以特使的身份，被派往藏东喀木。1844年随驻藏帮办大臣赴江孜、日喀则和定日等地巡视，检阅军队，不久又被派往喀木的三岩等地考察政教事务。因考察有功，于1846年被清朝皇帝授予二等台吉爵位，并赏给孔雀花翎。1847年又前往藏东乍丫地区调解两活佛的纷争。由于调解成功，清朝皇帝赐其后代再承袭一次台吉衔。1852～1853年又以巡边特使的身份到中印边境的达旺地区巡视，圆满完成了使命，清朝皇帝又赐其台吉世职再承袭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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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他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桑耶寺的维修工程，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工地，1850年回到拉萨，但次年又回到桑耶寺的维修工地。其间1852～1853年他又以巡边特使的身份到达旺地区巡视，圆满完成了使命后，又回到桑耶寺的维修工地继续主持维修工作。1854年维修工作完成后，他又主持刊印了寺志，其中收入该寺最古老的寺志中的九段。桑耶寺的维修工程从艺术成就上虽然算不上最好，但它在西藏宗教生活中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正因为他功绩卓著，不仅被清朝皇帝封为辅国公，加宝石顶戴[7]，而且清朝皇帝还赐给桑耶寺“宗乘不二”的匾额。这一赏封是西藏历史上除达赖喇嘛的父兄和颇罗鼐及其后裔获得殊荣之外的第一次，至此谢扎·汪曲结布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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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咸丰五年）年初，清朝政府派谢扎·汪曲结布防卫边境，他率兵抵御尼泊尔的廓尔喀越来越频繁的入侵。1855年11月3日他率领军队攻下了帕嘉岭尼泊尔设防的哨所，杀死对方一些人，迫使尼泊尔于1856年3月24日签订了和约。他在事业上的一再成功和地位的显赫，给他招来了不少的政敌，几年前他控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一些罪行，把第穆呼图克图流放到宗喀，1855年第穆卒于当地，此事引起人们相当的不满，第穆寺庙的僧人（很可能就是第穆活佛在拉萨官邸和丹吉林寺的僧人）向驻藏大臣递呈文告申诉，1857年4月这件事上报北京，清政府没有过问。尽管结局如此，但在一定范围内敌视谢扎·汪曲结布的情绪仍在不断增长。1858年谢扎·汪曲结布以让人推举他为掌印官的手段，企图限制热振摄政的权力而被解职流放。被囚禁于寺院后，他便剃发披缁，穿上袈裟。1862年热振摄政因减扣施份钱激变哲蚌寺僧人，引起骚乱，被迫逃亡内地。在此事件中，谢扎·汪曲结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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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驻藏大臣上奏，请求废黜热振摄政的职权并予以逮捕，获清朝皇帝准许。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指派受封为诺门罕名号的谢扎·汪曲结布协助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掌理政务。谢扎·汪曲结布是1750年（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死后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灭亡以前，在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掌管西藏的政教事务大权而接任摄政的世俗官员。后来他又派兵平定康区瞻对（今新龙县）工布朗吉叛乱，并主持修筑环绕拉萨的城墙（未完工），1864年病逝于西藏的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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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同治元年）7月17日谢扎·汪曲结布被安排协助达赖喇嘛掌理政务后，经奏请封给诺门罕名号。“在这位执政的期间，传令用达赖喇嘛的印章和噶厦的印章，没有自己专门的印。”[8]这充分说明，谢扎·汪曲结布由于没有皇帝赐给摄政的印章，就不能自行使用自己的印，实际上，“当时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和甘丹、哲蚌寺的代表之间因鬼魔作祟，发生不和，进而酿成大乱，虽由萨迦本钦和扎什伦布寺的代表索本、仲尼、阿钦等人努力进行了调解，但是并未和好，因此热振呼图克图不能护持政务，于是人天导师达赖喇嘛需要担负起政教两方面的重任，所以在3月12日，达赖喇嘛接受了珍贵的诏书和印章，护持政务……”这也就是说，在当时西藏在没有政教首领可以委任的情况下，十二世达赖喇嘛在没有达到亲政的年龄十八岁以前，可以依靠历代清朝皇帝赐给历辈达赖喇嘛的诏书金印在名义上掌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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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说：当年6月里，“人天导师达赖喇嘛担负起政教两方面的重任，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幼小，需要任命一个服事和办理的为首之人，甘丹寺、哲蚌寺和仲科尔们商议，一致认为卸任噶伦谢扎与达赖喇嘛心思一致，可以担任。经过向皇帝奏请，得到批准之后，两位驻藏大臣立即要求谢扎承担办理政务之责，因此在6月21日卸任后噶伦谢扎·汪曲结布从拉章前往布达拉宫”。[9]当年9月7日，“因为皇帝命人天导师达赖喇嘛为政教之主及命卸任噶伦谢扎·旺秋杰布（汪曲结布）协助掌政赐给诺门罕名号的诏书到达，举行盛大喜宴，前往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会见了驻藏大臣。达赖喇嘛、诺门罕、各大呼图克图、公、噶伦、基巧堪布等人全都跪下，由满文仲译和堪仲宣读诏书，宣读完毕，众人全都向皇帝恭敬地行三跪九叩之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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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叙述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皇帝并没有任命谢扎·汪曲结布为“摄政”，仅让他“协助掌政”。谢扎·汪曲结布掌握政教大权之后，不久将他的心腹党羽夏孜堪布的襄佐班丹顿珠提拔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列中，而且委以重任，这就成为班丹顿珠后来权势显赫的开端。由于甘哲仲基之乱，使当年的正月祈愿大法会又未能按时举行，而是到混乱平息后在九月里才得以举行，这在《十二世达赖喇嘛传》中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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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9月25日（藏历木鼠年复七月二十五日），第悉诺门罕谢扎·汪曲结布因病在罗布林卡去世，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德柱活佛出任摄政一职，摄政再次易人。在此期间，为谢扎·汪曲结布复出立下汗马功劳，并得到谢扎·汪曲结布重用的班丹顿珠又密谋篡权。班丹顿珠最初为甘丹寺僧人，谢扎·汪曲结布复出并被任命为摄政后，倍受他宠爱的班丹顿珠的仕途之路，犹如平步青云，从孜仲一直升到了噶伦代办。此人虽然聪明干练，但无甚学问，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异己，清除自己仕途上可能的对手，为此不惜伪造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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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即藏历土龙年，班丹顿珠被第悉诺门罕谢扎·汪曲结布委任为总堪布后，他野心更加膨胀，培植了不少心腹，并以“甘哲仲基”这一组织为基础，建立他的个人专制和势力网。对于当时一些有知识的干练官员，特别是对不愿听从他的人，则设法一一剪除。噶伦普隆巴在平定瞻对之乱后，奉命在康区镇压劫路盗匪，于是便有人前来拉萨向班丹顿珠鸣冤叫屈，请求救助。班丹顿珠既为帮助同乡，又担心普隆巴以后会尾大不掉，于是让达尔宗的宗堆将在瞻对战事中的功臣噶伦普隆巴除掉。噶伦中博学精明的崔科哇因拒绝与他同流合污，也被班丹顿珠派人抛入河中暗害致死。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官员突然失踪也都和班丹顿珠有直接关系。足以证明，他以甘哲仲基这一组织的名义，先后暗杀了多位噶伦和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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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班丹顿珠的野心和胡作非为，引起了十二世达赖喇嘛和摄政德柱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的注意。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一天十二世达赖喇嘛手拿佛经坐在凉亭下，眼望天空，没有看书。鄙人于是提醒十二世达赖喇嘛应该学习佛经，但十二世达赖喇嘛依然没有看书，仍独坐凝视天空。鄙人再三催请，十二世达赖喇嘛依然如故。于是鄙人问道：‘天上有什么？’‘你看！’十二世达赖喇嘛回答道。此时，出现了大旱之不祥之兆。我往空中看去，并说道：‘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十二世达赖喇嘛说道：‘隐隐约约有很多块状物。’‘有什么样的东西？’我又问道。‘隐隐约约有很多块状物。’十二世达赖喇嘛一边慢慢地观看，一边再一次对我说道。此时，想必空中一定出现了十分奇异的征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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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摄政德柱（指次觉林活佛）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连夜派人把班丹顿珠的几名心腹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摄政通知噶伦和基巧堪布等，次日晨到摄政宫议事，以便逮捕班丹顿珠。班丹顿珠察觉后，不愿悔罪，领着几名心腹于半夜时分出逃，跑到了他的老巢甘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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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德柱（指次觉林活佛）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经过与驻藏大臣商议，立即调动汉藏官兵，攻打甘丹寺。当大军包围甘丹寺要求交出班丹顿珠时，甘丹寺不仅拒绝交人而且大筑工事。由于甘丹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为了避免战火殃及甘丹寺建筑，汉藏官兵将甘丹寺围得水泄不通，只围不打。据说，在当时围困甘丹寺的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旺古山上甘丹寺，被天铁火炮包围，达尔罕班丹顿珠，看你从哪里逃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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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军彻底断绝了甘丹寺的饮水和粮食供给，最后迫使班丹顿珠无法在甘丹寺久留，便和心腹乘夜逃出甘丹寺。藏军发现后紧追不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班丹顿珠与其心腹各自拿枪对准对方，同时开枪自毙。班丹顿珠死后，“甘哲仲基”组织彻底解散，拉萨的局势很快恢复平静。由于班丹顿珠被当作敌视佛教的教敌，因此班丹顿珠之乱事发生期间，驻藏大臣恩麟亲自指挥汉藏军兵和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在罗布林卡严密保卫达赖喇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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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驻藏大臣鉴于十二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住处空旷，难保对方不趁虚前来危害，因此应由汉藏双方负责保护十二世达赖喇嘛，于是抽调汉藏兵丁和色拉寺、哲蚌寺二寺僧人设防守卫。后来又因连降大雨，守兵苦累，十二世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布达拉宫居住。此时，十二世达赖喇嘛有时也在傍晚施放几个驱魔多玛食子，不久就出现了甘丹寺骚乱得到平息的好兆头。”[13]在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内部、摄政与噶伦以及三大寺之间，连续爆发如此严重的危机，说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已趋向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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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乍丫二活佛争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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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达赖喇嘛及噶厦直接统治的区域外，清代西藏地方还有受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地方，班禅系统管辖的后藏部分地区，以及昌都地区的帕巴拉、乍丫（今西藏察雅）、类乌齐等活佛系统管辖的、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区域。道光、咸丰年间，乍丫地方两位活佛之间连年争斗，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安定，以及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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