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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第穆呼图克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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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藏历土猪年），原摄政第穆[96]呼图克图的亲属等人采用诅咒等方式，企图加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事情败露而遭治罪。第穆呼图克图也因涉嫌“阴谋杀害达赖喇嘛罪”死于狱中（一说为暴病而死），时年45岁，其寺院、庄园、财产等均被没收充公，呼图克图名号也被革除，并禁其转世[97]，史称“第穆事件”或“妖鞋事件”。这场纷争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毫无疑问地成为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威信更高，并为其后来三十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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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穆活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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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穆活佛系统是清代西藏历史上颇具影响的活佛系统之一。第穆活佛世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格鲁派的另一个大呼图克图二世帕巴拉活佛时期。[98]二世帕巴拉在波密与工布交界的地方建了一座寺庙，即第穆拉喀洛色林，并将自己的经师衮觉穷乃任命为该寺的寺主。后又被任命为第穆拉喀寺的活佛，从此被称为第穆巴或第穆活佛。第穆衮觉穷乃的转世班觉扎西出生在尼洋河（在今工布江达县境内）畔的昌巴萨，在佛学方面很有建树。班觉扎西活佛的转世第穆·拉旺巧列朗杰，随帕巴拉通哇顿丹剃度出家，曾多次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座前聆听教诲。[99]第穆活佛在宗教上的威望迅速提高，三世帕巴拉任命其为整个波密和古、阿、登三地格鲁派寺院的总寺主。他的转世第穆·拉旺丹贝坚赞也出生于工布地区，由四世班禅洛桑却吉认定为第穆的转世活佛。早年拉旺丹贝坚赞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学经，由五世达赖喇嘛授比丘戒，取法名为拉旺格勒。随后返回康区，约于此时，硕般多和洛隆宗地区开始与第穆活佛世系结为施主关系。第穆活佛阿旺格勒坚赞曾于1652年（顺治九年）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随同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1668年（康熙七年），第穆阿旺南喀嘉样获得五世达赖喇嘛赏给的许多庄园和农奴，形成以工布地区第穆拉章为中心，有大小分寺，庄园遍布工布、波密等地的宗教势力集团。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皇帝命六世第穆活佛洛桑南木加（另作绛白德勒嘉措、阿旺绛白德勒嘉措）“令如达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100]，担任西藏地方首任摄政，至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圆寂。此后，又有七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图旦晋迈嘉措于1811～1819年（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四年）任摄政。这一活佛系统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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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穆事件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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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是清朝中央直接任命并代理达赖喇嘛执掌政务的要职[101]，然而“摄政的特殊身份，也使他与达赖喇嘛、驻藏大臣的关系失去平衡，恋栈不舍的摄政直接威胁着年幼或即将成年的达赖喇嘛的地位，甚至他们的生命”[102]。“第穆事件”（又称“妖鞋事件”）的发生就与此制度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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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历代达赖喇嘛年满18岁时，即应亲政，接管政务。自九世达赖喇嘛以来，几个达赖喇嘛都是青年夭亡，即便是亲政，也只有短短一两年时间，因而政权完全掌握在摄政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过18岁，接受了比丘戒后，按照藏传佛教的学经程序，标志着他在学业上达到了较高水平。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急于把十三世达赖喇嘛推上政治舞台，亲自掌政，因为他“一方面在西藏人民中当然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对抗驻藏大臣”[103]。因此，正如前文所及，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年、受比丘戒前后，三大寺代表和噶厦僧俗官员，已多次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他总是以“正值闻思修行”，“未学就前不宜执掌政务”为由，推辞不就。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藏历木羊年），第穆呼图克图又一次称病提出辞职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西藏僧俗上层的多方劝说，并在问神占卜、僧俗人士立保证书之后，提出“本喇嘛未便推辞，惟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恩准”。清廷予以批准，“第穆呼图克图因病辞退，即准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掌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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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第穆呼图克图虽然已经辞去了摄政，但是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离职而立即消散，其属下不甘寂寞，常于私下进行政治活动，以图依仗第穆呼图克图东山再起。[105]由于他对亲属管教不严，其弟罗布次仁[106]经常打着他的名号胡作非为，在百姓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同时，第穆呼图克图当权时得罪过一些僧俗官员，因此受到他们的怨恨。这些都成为“第穆事件”发生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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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藏历土猪年），一个预谋暗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消息在拉萨开始传开。根据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所载：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赤烈绕结，自卸职以后，退居丹吉林寺静修。其弟罗布次仁和另一僧官同丹勾结，共同掌握丹吉林拉让大权。这两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极为不满，企图将其杀死，然后仍拥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他们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年月日，写在符咒上，埋在布达拉宫四周，桑耶寺之海布山上，以及其他神地，进行诅咒。还送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双靴子，在靴底里面，缝了其生年月日之符咒。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穿了靴子之后，感到心神不安，饮食不进，乃请乃穷降麻东益喜神，最终看出靴底有可疑之处，拆开检查，发现符咒。噶厦根据这一线索进行追查，遂逮捕罗布次仁及其团伙。该犯因见证据确凿，无可诡辩，对所有事实供认不讳。破获此案后，噶厦召集三大寺及全体僧俗官员开会，进行审讯处理。此时第穆呼图克图正在丹吉林寺坐静，闻讯后，即于是晚暴病而死，时年45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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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口述史资料还记述了第穆摄政卸任前后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件事可以视为“第穆事件”的前因之一：贡布地区一家富户与一家贫户发生了争执，双方控告到拉萨。富户与丹吉林寺的强佐罗布次仁暗中勾结，颠倒是非。贫户父子俩理直气壮，直言富户与强佐罗布次仁图谋不轨。然而罗布次仁依仗权势，硬把贫户儿子投到了监狱。贫户父亲每日含冤为儿子送饭，儿子也常给家里捎回一件物品以证明自己尚健在。某日，父亲拜见格仓活佛，哭诉冤屈。为使孩子早日获释，他恳请活佛帮助。格仓活佛遂将案情汇报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令摄政第穆活佛过问此案，并要求回复。第穆活佛追问罗布次仁办理此案的前因后果，让他尽快交代，罗布次仁却做贼心虚，将贫户儿子残杀于监狱内。满腔冤屈的父亲收不到儿子捎回的证物，于是再次叩拜格仓活佛。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后，亲自找来摄政问案，方知结果。他十分恼怒，正值其考虑如何查办此案的首犯罗布次仁时，参加全藏大会会议的全体僧俗官员向第穆活佛提议，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已到亲政年龄，最好请第穆活佛自动提出辞呈。该资料还提到，“第穆活佛根本不知道罗布次仁勾结他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后来第穆活佛被软禁在丹吉林林卡内，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这份资料印证了第穆活佛之弟罗布次仁经常“打着他的名号胡作非为，在百姓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08]另一份口述史资料记载：“当时，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的随从罗布群觉（司膳索本群觉，送靴给红教活佛德顿索加）受牵连而被治罪，交功德林拉章看管，他活了较长一段时间，曾以‘丹吉林执事’身份去过北京，人们称他为‘帕益群觉’。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后又革除了他‘丹吉林执事’的职务，但他仍然活了下来。他曾说：‘那时莫说是第穆活佛在各地埋藏符咒了，就连给达赖喇嘛制作彩靴也是由我亲自监制的。彩靴做好后，也是由我亲自奉献给达赖喇嘛的，哪里来的‘符咒’？他们真像是表演魔术一样，却也真地演出了奇迹般的魔术。这种无法辩解的虚构，竟把一个大名鼎鼎的第穆呼图克图摄政，活活地置于死地！”[109]虽然口述史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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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10]在书中也提到第穆呼图克图被杀是一大冤狱：“前锡金两君王捉贼勃兰节与细底僵兰节皆藏族……细底僵曰：‘西藏人多以为今日国步艰难之原因，在于丹吉林摄政之遭虐待而卒至于死，丹吉林摄政甚得人民尊敬，然西藏人非深交至好，不以此意相告也。’此等意见吾觉甚为普遍，其故不徒在丹吉林摄政之得人尊敬，及其巫蛊蒙冤，为世共晓。”[111]看来，此时的贝尔倾向于认为第穆呼图克图是因政治斗争蒙冤而死。但二十多年后，贝尔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密朋友，他接受了有关第穆事件的官方表述，在相关问题上进行了与前文完全不同的记述：“该摄政（第穆）启用他弟弟为他的首席噶伦[112]，而他弟弟却施行暴政，甚至处死无辜，四处树敌……年轻的达赖到法定年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发觉他经常生病，弄不清是何原因。经过乃穷护法降神作法，发现该噶伦献给年轻达赖喇嘛的一双皮靴的靴底中，藏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绘有妖法图，形如转经筒。该图求助恶魔加害于穿皮靴的人。与该噶伦相勾结的还有他的其他兄弟，其中一个系一寺庙堪布。这些同谋者被作为谋害佛陀副摄政的杀人犯而揭露出来。该噶伦也受到了他自己常轻率地施加于他人的那种刑罚。罗布次仁想方设法幸存了数年……达赖认为摄政参与了这次阴谋。同谋者的三亲六戚也受到惩处，其中便有罗布次仁之妻。”[113]随着贝尔与西藏地方政府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日益密切，贝尔在后书中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说法，认为第穆事件确是由于第穆的支持者制造并赠送妖靴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引发了第穆之死及对其支持者的严厉惩罚。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其实并不难理解，1924年发表第一本著作时，虽然他已经于1910～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赴印期间在大吉岭及1922～1923年访问拉萨期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但撰写此书时，贝尔作为锡金政务官、一位英印政府西藏事务的参与者，可以利用各方面的情报信息，对西藏的各种事件、人物进行全方位的或者相对客观的观察记述。而出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时，正如书中所说他“同这位神秘孤高的达赖喇嘛已经成了莫逆之交”，所以出于为尊者讳等原因，他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对于第穆事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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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1989年出版）一书中有专节讨论“第穆事件”，他也倾向于认为“第穆活佛企图通过佛教的驱妖魔术刺杀达赖喇嘛以重新获取统治权力”，而且他还为事件经过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在第穆活佛卸任摄政王把权位让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与他为敌的人便开始以伤害他的支持者和亲戚的方式对他进行报复。前任摄政、他的胞弟和管家诺布泽仁竟无力向这些人伸出援助之手，于是更加失望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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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次仁从西藏东部的娘绒（现新龙县）招募了一位名叫娘珠的喇嘛作助手，这位喇嘛能够在密宗驱魔仪轨中借助于兴杰泽达护法神的力量，最后凭借一个伸开手臂和腿的男性雕像念一道特别强大的符咒。这个男像周身写满了各种符咒，在他的体内写有“土登嘉措”和“起瓦”字样。土登嘉措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起瓦是他的属相（鼠）。这道符咒被放进一双新做的黄色团龙缎子翘尖彩靴中，第穆活佛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另一位来自康巴的喇嘛索杰，索杰是一位借助神灵兴杰泽达而修炼佛法并达到很高境界的喇嘛，很多人都相信，他的高深的修炼会增强驱魔术的力量，并会结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命。关于符咒时间，官方的看法认为，是乃穷护法神降下符咒，预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命受到威胁，应当查看第穆最近送给索杰喇嘛的那双靴子。于是叫来了索杰喇嘛，他确认自己收到了那双靴子，并说那双靴子很奇特，因为当他把靴子放到自己鼻子上时就开始流鼻血。接着，马上找来了这双靴子并当众拆开，在靴尖里面找到了符咒。显然，很有可能是索杰喇嘛发觉了这一阴谋，并告知十三世达赖喇嘛或他的臣僚们，接着乃穷便拆开靴尖并发现了那张驱魔符咒。索杰喇嘛后来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把所没收的第穆活佛的财产分了许多给他。戈尔斯坦对事件的结果，也有较为具体的记述：第穆活佛死于拉萨丹吉林寺内专门为他修建的一间囚室内，据说是把他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的。虽然这些记述具体详细，但戈尔斯坦并未列出资料的来源，仍然缺乏说服力。当然或许正如戈尔斯坦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对第穆活佛的指控是否真实，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都相信有人试图危害他的生命。因为对于他来说，“不仅有前几辈达赖喇嘛不能亲政的先例，而且他本人也亲历了一次危及自己生命的袭击”。[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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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所著《西藏政教史略》（1932年出版）对于此事的说法是：“藏政府假护法神之口，诬藏王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桑称勒阴谋不轨，诅咒达赖，旋将第穆佛禁毙狱中，查抄阐宗寺财产。同时加罪丁结林（即丹吉林）之臣僚，罗布顿朱等先后被杀，达赖于是威服全藏，莫敢有违。”[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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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霍康·索朗边巴先生评论道：“所谓卸任的第穆摄政为索权而埋藏‘符咒’之事，纯属谎言和诬陷，像这样捏造、陷害是藏史屡有记载的；陆军（指清军）与藏军之战，使丹吉林受到株连，故（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寺庙再度毁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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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穆事件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将第穆所属的乃东、伦孜、则拉岗、江孜、策堆德、洛隆宗、达布、蔡里、昂仁、墨竹工卡的庄田、寺庙、财产全部没收充公，由噶厦官员查点经管。并革除第穆呼图克图名号，禁止以后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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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力图振作、加强在藏主权等各方面的压力，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部出现了新的矛盾与对立。围绕第穆事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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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哲蚌寺洛色林扎仓（丹吉林寺是该扎仓施主）、色拉寺麦扎仓和丹吉林寺的全体僧众，向噶厦疾呼，要为第穆呼图克图冤案昭雪。驻藏大臣联豫向清廷禀奏了上述事件的原委后，说道：“奴才自到藏以来，即闻僧俗人等窃议其事，莫不喟然太息，以为奇冤。惟因已革达赖擅作威虐，遇事罗织，年复一年，亦无有敢为倡言昭雪者。”而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因为川军入藏等原因，离藏赴印并被革除达赖喇嘛名号，所以，哲蚌、色拉、丹吉林等僧众“会同集议，环请录案昭雪”。清朝政府下旨要求查明事实真相。联豫得出的结论是“横罹诬陷，实无疑义”，奏请“开复靖善禅师名号，赏还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117]正如联豫奏折中提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强势的地方领导人，他在藏执政期间，第穆事件纵有奇冤也没人敢倡议为其昭雪，而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被革去名号，远在印度，所以以三大寺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迅速联名要求为第穆活佛平反。而对于驻藏大臣联豫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其加强中央政府在藏权力的障碍，此时哲蚌、色拉等寺又主动提出此事，他正好可以顺水推舟，以得到西藏地方寺院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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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五月，清朝政府批准恢复第穆呼图克图名号，并赏还其寺产，准其转世。七月，联豫又奏请第穆呼图克图转世灵童免其掣签，赏给名号。寻访认定丹增加措为九世第穆呼图克图，按照惯例，将其迎请到丹吉林寺，恢复其名号及财产、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内讧，并演变为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军队之间延续数月的争战，最终在西藏地方分离势力的一再逼迫下，以驻藏川军离藏而告终。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返藏后，对曾经参与、支持驻藏大臣在藏新政，及保护川军的僧俗人士作出了严厉的惩罚。1912年（民国元年，藏历水鼠年），由于丹吉林寺僧人支持川军反对噶厦等原因，除两个护法神殿外，丹吉林寺被全部拆除，连神像也被捣毁。九世第穆活佛丹增加措的拉章财产及其管家强曲占堆的财产也被全部没收。噶厦只拨给九世第穆几百品藏银为基金，靠放高利贷利息维持生计。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热振呼图克图降白益西担任摄政期间，复经各大寺提议，由摄政热振活佛批准，将原来没收丹吉林寺的巴热谿卡、洛谿卡、第穆曲噶等庄园，归还给九世第穆活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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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通过第穆事件，树立个人威信；达赖喇嘛离藏期间，驻藏大臣联豫顺应哲蚌、色拉等寺僧众的要求，奏请恢复了第穆呼图克图名号，归还寺产，以获得西藏地方主要寺院对清末新政的支持，以加强清中央政府在藏主权的行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陆军与藏军交战，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和丹吉林寺等站在了驻藏陆军这边，支持帮助驻藏陆军；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严厉惩罚了包括丹吉林寺在内的、曾支持驻藏陆军的寺院和僧俗贵族；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热振活佛才赏还了丹吉林寺寺产。围绕第穆事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穆活佛及丹吉林寺在西藏近代史上的命运起伏，充分反映出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对政教权力的激烈争夺，也反映出两派势力对中央王朝的态度。而这样的权力争夺，也出现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这两个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以及西藏地方最重要的政教领导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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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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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共同管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从宗教地位上说，在西藏僧俗百姓的心目中，把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视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加以尊崇。在宗教方面，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从领地上讲，班禅系统的领地主要包括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四个宗、三十多个谿卡和牧场，约为达赖喇嘛所属领地的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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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英、俄等西方势力为争夺中亚霸权，加紧对西藏地方的争夺，西藏地方局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1923年底，因不堪噶厦向其属地加增军费和差役的负担，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又担心自身安全而被迫逃离扎什伦布寺北上，路经青海，到达内地。此后一直在内地居住和活动，直到圆寂也未能回到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成为西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事各方及研究者，见解不一，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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