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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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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西藏地方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继续执行媚外投降路线。驻藏大臣有泰面对西藏地方危机复杂的形势束手无策,只是忠实地执行清朝中央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奴颜婢膝,而对于爱国的西藏上层和军民积极抵抗侵略的行动却极尽阻挠、贬低、辱骂之能事;[1]而且当他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是年5月初下令调集800名藏军赶赴江孜抗英时,反倒百般阻挠诋毁,辱骂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可恶番子喇嘛,执迷不悟,殊堪痛恨。”[2]英军头目荣赫鹏摸透了有泰胆小懦弱、畏缩不前的性格,照会邀他赴边当面议事,他却以种种理由推诿,不敢前往。完全是一副卖国求荣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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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中,英军占领江孜后,开始向拉萨推进。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军队逼近拉萨之时,星夜出走,前往内地寻求支持,但此次出走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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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落入敌手被迫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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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下旬,英军在通往拉萨路上几乎没有设防的情况下,长驱直入,渡过雅鲁藏布江到达曲水宗(今曲水县,离拉萨约30公里)。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请有泰同赴曲水议阻,有泰不允”[3]。他不仅不同意亲去曲水议阻,反而“派人前往曲水欢迎英军”,并复荣赫鹏一封照会称:“贵大臣风霜辛苦,远道驰驱,该藏番蠢愚顽梗,不听开导,本大臣实觉怀惭!”[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有泰这样的软弱媚外、惧怕英人、认敌为友的丑恶行径,十分愤懑,又无可奈何。他看到了西藏地方形势的危急性,英军很快就会开进拉萨,遂被迫于1904年7月26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三日),从罗布林卡赶回布达拉宫,在日光殿召见了甘丹赤巴罗桑坚赞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僧俗官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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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以后,我多次禀奏皇上,英人依势侵略,要求朝廷派兵增援,却被朝廷一概回绝。不但如此,驻藏大臣还指责藏军抗英行动,并强令撤回布防在浪卡子以内的各个关口要塞的守军,现在英军逼近拉萨之时,我拿不定主意,将贻误政教大业,因此,我拟经过汉区和蒙古前往北京,亲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力求保存西藏之政教大业而克服万难,竭尽全力。在这期间,在各大活佛、喇嘛中,您(指罗桑坚赞)是最为适合掌管政教的摄政人选。在这关键的时刻,请拿出勇气,掌管政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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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噶厦、仲孜、各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宣布任命罗桑坚赞为摄政,掌管全藏政务。要求各僧俗官员同心协力,尽职尽责,以政教大业为重来忠心协助他。当月十五日(藏历)后半夜(1904年7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秘密离开布达拉宫,与其同行的有他的贴身侍从喇嘛参宁堪布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又名多尔捷也夫)和在拉萨三大寺学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三十余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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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目的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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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驻藏大臣升泰与英方签订了不平等的《藏印条约》,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噶厦对此并不清楚。当升泰返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报告签订条约的内容和经过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很不理解为何要签订这样的条约,表现出强烈的抗英决心。为了申明西藏地方对侵略者的意见和看法,1899年4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动向理藩院递呈奏折,要求清朝中央政府尽快帮助解决西藏地方的军火与财政困难问题,以便更好地抵抗英国侵略,保卫疆域的完整与统一。可是,他的这一心愿却遭到当时已陷入内忧外患中的清朝中央政府的漠视和拒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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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条约》签订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条约分发给西藏的僧俗大会讨论,西藏僧俗官员“指摘升泰媚外卖国”[8],要求上书表达不满。清朝中央政府出于安抚的目的,只好改换奎焕接替升泰,然而,这位新任驻藏大臣并没有吸取前任教训,反而步其后尘,与英国人签订了《藏印续约》。这无疑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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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不稳定的西藏局势,清廷只得频繁更换驻藏大臣。[9]然而,坚决抗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乃至西藏民众的一致决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实施妥协政策有违民意、有悖民心。随后至有泰任驻藏大臣之后,他在西藏所见所闻皆是坚决抗英之情形。有鉴于此,有泰决定亲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对以驻藏大臣为代表的清廷失去希望,[10]因而“推病不见”[11]。因此,有泰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渐生矛盾,他对西藏方面的抵抗行为颇有微词,“问达赖令萨迦寺念经送妖,可以咒死洋人……真正可笑。”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也由“甚相得”转变为“外间皆有不服达赖之语……然达赖一人做主,下边皆不敢对彼说之,不过背后非之,此人已成独夫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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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对驻藏大臣在侵略者面前奴颜求荣的行径已经非常失望乃至愤懑,因此出走之事并未通告驻藏大臣,致使有泰得知后十分恼怒。他上奏清廷,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此次战争失败的罪魁,将英军占领拉萨的责任全部推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上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前不遵约束,“无事则挑衅邻封,有事则潜踪远遁”,“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借口”。“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客,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日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13]因此,他电呈外务部,奏请皇上“褫夺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14]。当时清廷推行的是妥协投降路线,不经调查就偏信并允准了有泰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诬告纠参,即于1904年8月26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藏历木龙年七月十六日)下令暂行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时代摄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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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敌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出走的目的,一是怕英军占领拉萨后,要挟他与英人直接谈判签署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荣赫鹏在渡江前夕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中就提到:“余奉命缔结之条约,一经达赖签字,即立当撤出拉萨。”[16]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全藏僧俗大众崇敬的藏传佛教最高首领,当然不能在外国人的枪炮威吓下失去尊严,他说:“眼下英军已逼近拉萨,意要与我会面。然而,我与洋人之观点行为截然相异,实不能聚首会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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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不甘心英军侵入拉萨后落入敌手,决定离开西藏。而此时“往西是不可能的,英国势力在西藏西南面有较深的影响。往东则更不可能,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以至于川督早有矛盾,易受其制约,难以离藏。唯有往北经青海至蒙古,对他最为有利。因为这一路地广人稀,山高路险,追兵难及;且有笃信藏传佛教,敬仰达赖喇嘛的蒙藏等各族群众为其后盾”。“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18]面陈西藏情形,禀告西藏遭受的灾难,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继续抗击英国侵略者。种种迹象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抱着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和忠诚出走的。[19]他在各种场合表明离藏至库伦是为了向清廷禀报西藏地方情势。如他在出走前夕曾说过:“现在,英军即将到拉萨,它将对我的政教大业带来什么后果?我心中实无把握。如今,我已决定离藏,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西藏摄政噶勒丹池巴后来印证了这一说法:“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面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俾得有所遵循。”到喀尔喀时,“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来的中国官员在三音诺颜汗旗查问达赖:‘达赖喇嘛因何而来?从何处来?往何处往?有无放行公文?’达赖回答他们:‘英军进入拉萨,横行不法,惨无人道,中国办事大臣不能保护西藏不受外国侵犯。因此,只好去库伦,亲自由库伦向中国皇帝禀报西藏遭受的灾难。’”[20]不能否认,在当时清朝对外抵抗屡战屡败、失地赔款的大势下,各地人士中多有对清中央心灰意冷的情况,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言行与活动也是很矛盾的,在外人的挑唆下,也允许了身边的人就近联络沙皇俄国寻求支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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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至库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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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27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星夜离开拉萨后,一直向北匆匆进发。当夜翻过郭拉山到达巴雅处,将僧衣脱下改换成蒙古式便装,经过朗唐地方来到达隆寺,该寺活佛亲领寺中僧众焚香迎接,盛情款待。行至热振寺,全体僧人出寺列队迎接,奉献了许多途中所需物品。藏历二十一日(以下记日同为藏历)到藏北孝登寺,接受了该寺桑旦活佛、康珠活佛及那曲部落头人等敬献的大量礼品、马匹、素食宴,并给该地广大僧众摸顶赐福。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在藏北那曲做了一周左右的休整,于六月二十八日离开,七月三日翻过唐古拉山口,经通天河入青海果洛、柴达木盆地,在这里遇到了蒙古太极诺尔和库罗贝子两部落,并会见了桑青宰桑王爷和库罗札萨。八月底过甘肃嘉峪关到达蒙古喀尔喀草原。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长期在藏传佛教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沿途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蒙古王公贵族、部落头人和寺院喇嘛的供奉和朝拜,当地蒙古、藏、汉、土族百姓和佛教信徒,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出走表示了广泛同情。是年藏历九月三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外蒙古的甘丹德丹林寺,大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闻讯特派知宾、宰桑、四大哈拉(侍从)和当地部落公爵等人前来迎请,敬献哈达。由僧侣组成的仪仗队烧香奏乐,将其迎入大营帐内,接受哲布尊丹巴经师敬献的三佛田和大量供物。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席了甘丹德丹林寺为他举办的大型法会,会上他向两千三百余名蒙古僧众供舍茶饭,发放了布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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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十月二十日,[22]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了此行最终目的地库伦,在这里受到了当地官员、僧侣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有记载写出了当日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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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大库伦寺的途中,受到僧侣仪仗队的欢迎。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香烟缭绕,经过的街道上铺上了红毡。欢迎群众敲锣打鼓,高举彩旗,景象欢腾。所有达官显贵穿戴上各自最好的衣饰前来迎接。达赖喇嘛被迎请到四大王爷准备好的大库伦寺甘丹尼伟殿大宝座上升座,然后相继接受钦差、蒙古大臣和哲布尊丹巴活佛、明妃、擦卡达尔以及各寺的执事要职等敬献的三佛田和大量礼物。同时会见了满族钦差大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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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还描写了蒙古及其他地方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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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他(指达赖喇嘛)到达首府库伦,北离俄国边境近在咫尺。他有七百随从,一小队骆驼队为其驮运行李。一万多市民出城数英里跪拜相迎。从蒙古各地,西伯利亚以及阿斯特拉汗草原来的香客,成群结队向他朝见。他们离乡背井,丢下其他神圣的求索,来到这无比圣洁的地方,因为这位至尊已来这里避难。他们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有食物、牛、马,还有各种钱币,包括大小银锭。他们之中,以前几乎谁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宗教首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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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离开拉萨后,全藏的政教事务落在了摄政罗桑坚赞和噶厦的众噶伦身上。英军占领拉萨后,强行威逼摄政和西藏僧俗官员在他们炮制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怯懦无能的驻藏大臣有泰,这时不仅没有站出来维护国家主权,据理抗争,反而充当英人帮凶,哄骗逼迫藏族官员在英人草拟的条约上画押签字,这种荒谬行为被清外务部得知后,迅即数次电告有泰:“英约十条,有损主权。”严嘱有泰切勿在条约上画押,使得有泰卑躬屈膝讨好英国侵略者的态度有所收敛,才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人的狂妄野心。因清朝中央政府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批准,才使这个条约不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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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有泰的丑恶行径尚不只此一桩,当荣赫鹏率领英军开进拉萨城肆意横行抢掠之际,他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当即往拜,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并说什么“该英员等亦深念邦交,与奴才颇称浃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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