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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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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12月19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京城，向西藏方向进发，沿途受到各地大喇嘛、寺院僧人、地方官员和军官们的隆重迎送。抵达陕西临潼时，在此驻锡了七天，洗了温泉浴，朝拜麦俄寺，会见陕甘总督，设茶宴款待。接着，大队人马由陕西向青海方向移动。路上走了一个月，于1909年1月20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青海塔尔寺。在当地钦差大臣和塔尔寺的活佛和上师、西宁官兵的欢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高兴地参加了塔尔寺僧侣们为他举行的盛大洗尘宴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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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滞留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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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度过了藏历土鸡年（1909年）新年，按照惯例，参加了新年里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接受了数百名当地僧俗信众的朝拜，还为各方施主举行长寿灌顶和结法缘活动。新年刚过，清朝中央政府即派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带着敕封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的敕书来塔尔寺往封。[123]在加封典礼上，十三世达赖喇嘛恭设香案，领旨后“望阙叩谢天恩”，并请办事大臣代进佛尊、哈达，以示对皇帝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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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逗留期间，除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外，自然不忘关注西藏地方形势的变化。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的几年里，西南边疆形势骤变，清朝中央政府为了整饬西藏吏治，回收政权，命张荫棠以候补五品京堂副都统衔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筹办新政。继后，又有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各项改革，设立多种机构。虽这些改革行动得到西藏僧俗民众的广泛支持，有些机构一直延续到1959年平叛改革（如农务局、盐茶局等），其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改革内容危及西藏僧俗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教权力和地位的稳固，这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心里十分不安。此时，毗邻西藏的川边藏区，正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大刀阔斧地实行“改土归流”。他依仗武力，对川边藏族土司强行整肃，并有毁寺、杀戮行为，引起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也有耳闻。1908年，赵尔丰被清朝中央政府加尚书衔派为驻藏办事大臣，即将进藏赴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来，这无异意味着赵尔丰会在西藏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不仅会取消和剥夺西藏僧俗贵族和各大寺院的特权，还可能剥夺自己的统治权力。赵尔丰的被任命，引起了西藏上层和广大僧俗民众的一致反对，这也使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但是清朝中央政府并没有顾及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的请求下，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起程回藏的途中，又采取一项新措施，即于1909年7月（宣统元年六月）间，从四川陆军中挑选出精兵两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领自成都出发，取道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昌都，向拉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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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驻藏大臣联豫与清廷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一事意见尚未统一。驻藏大臣联豫来电称：“达赖聘练兵教习十余人，托名蒙古，实系俄人”。“日昨俄皇在萨可西罗接见达赖喇嘛专使万宁及其随员，并由该使呈送礼物多件”。闰二月十三日，赵尔巽听闻此事后，一边诘问俄使，一边诘问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令将其截留在甘肃，不准其回藏。然而，清中央政府下谕：“达赖迅速启程，毋许籍词迁延，任意逗留。”[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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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六月三日在西宁办事大臣庆恕等的陪同下离开塔尔寺返藏，庆恕将达赖送到青海与西藏交界的达丹增窝博地方便返回西宁。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越过唐古拉山，八月抵达那曲。这时川军在钟颖的统领下正在进藏的途中。川军军纪败坏，引起沿途藏族民众的极大反感。拉萨噶厦方面，得知川军进藏，秘密组织藏军设卡阻拦。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配合川军入藏，遂电令赵尔丰率边军前往昌都接应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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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呼吁撤退入藏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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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途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清朝中央政府理藩院和各国公使呼吁，“要求撤退川军”。1909年10月26日（藏历土鸡年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那曲停留月余后，起程经过热振寺和达隆寺前往拉萨。[125]途中他派人到江孜，托英商务委员向北京发出电报三份，又派人带去了致北京各国公使的亲笔信，经印度海道前往北京。信中表达了他对川军入藏深为忧虑，因此，一再赍书试图求得各国外援，尤其是希望英公使的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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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2月2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拉萨城郊，即在进城这一天驻藏大臣联豫与其之间发生了极不愉快的摩擦事件，此事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载：“达赖回藏，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札什城之东郊，达赖不理，目若无见，联豫愤甚，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亲赴布达拉检查未获，复派人往黑河检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筪，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126]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恨驻藏大臣联豫，遂采取报复手段，命令停止了对驻藏大臣衙署的粮食、柴草、夫马等供应，不许藏民与汉商贸易，并断绝驿站交通。同时积极征调各地民兵，阻止川军入藏，双方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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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拉萨不久，入藏川军也从昌都开始西进，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藏军在昌都一带阻击川军，被川军击溃。1910年（宣统二年）冬天，川军已抵达川藏大道上的重镇工布江达，藏军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焚烧了驻藏大臣预先在这里积存的粮食。但最后仍被川军击败。工布江达一战，藏军失去了守护拉萨的能力。川军很快逼近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和温宗尧[127]达成了某种共识。应该指出的是，由此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没有出走印度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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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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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温宗尧商谈协议的第二天，川军进入拉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此时正值藏历新年，拉萨举行“莫朗钦谟”（祈愿大法会），市内人群拥挤，僧人众多，驻藏大臣卫队与西藏地方官兵发生冲突，遂开枪击毙藏人一名，并向大昭寺、布达拉宫开枪射击，一时全城大乱，人民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恐遭危险，当天便紧急召集会议，命甘丹池（赤）巴留守，自己率众离开拉萨，星夜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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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进拉萨发生的事，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对立。川军进藏本已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安，回藏之后又与驻藏大臣联豫意见不合，彼此不信任，嫌隙颇深。而十三世达赖喇嘛为缓和矛盾，改善关系，曾主动邀请帮办大臣温宗尧议定七条事项，本可挽回危局，但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因与温宗尧有矛盾，对温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结果不满，对商定七条内容不肯会衔。最后只得由温宗尧单衔译咨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是川军入藏后，联豫对手下卫队和川军放纵滋事不加约束，乱枪杀人，事后又不派人与达赖沟通，解释误会，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感到了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只好设法躲避川军入藏带来的紧张危势。于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一月三日，藏历铁狗年一月三日）傍晚，将甘丹寺赤巴策墨林·阿旺洛桑丹白坚赞召请到布达拉宫，把政教各务嘱托给他，任命柳霞·钦饶平措为其助理，半夜时分从布达拉宫赶到了罗布林卡。在天将破晓时，率领司伦谢扎·班觉多吉、雪康·顿珠平措、羌其木·钦饶白桑、噶伦萨迥·次旦旺秋、噶伦桑颇瓦、代理噶伦贡塘·丹增布等逃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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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即据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请，再次革去了他的名号，并令尽快另寻灵童而代之。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革除名号的命令一经公开，立即引起国内外信教群众的一致反对，外国势力也趁此机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一步离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间已经脆弱的关系。清朝中央政府鉴于西藏的严重情势，不得不改变策略，以缓和平息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反对情绪，下旨切责联豫办事不力，开缺了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的任职。同时也不再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为了安定西藏地方局势，又任命罗长裿为藏事总管，前往印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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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的短暂时间里，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对他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这与他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当权独断、我行我素不无关系。联豫其人排斥异己，与同僚亦不合作不相容，对待十三世达赖喇嘛则更无搞好关系的愿望。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行事不满，蔑视他，便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怀恨在心，一直想伺机报复，处处设障。联豫奏请川军入藏借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震慑能力，放纵属下卫队胡作非为，乱枪杀人，造成了西藏民众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极大的隔阂和不信任，最后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逃。在这个问题上，联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中央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用人不当，不可能也无法制定和实施合乎实际的治藏政策，致使最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出现了更为复杂动乱的局势便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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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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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光绪三十年），第二次抗英战争失败，英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从拉萨出走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04年7月27日开始到1909年12月21日回到拉萨为止，离藏在外共五年多的时间。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历的最为艰苦曲折复杂的一段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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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英国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出走内地的目的，是先去蒙古库伦，再赴京觐见清朝大皇帝，面陈西藏地方情形，全面计议，请求清朝派兵，从人力物力上援助西藏继续抗击英国侵略者。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择库伦作为逗留之地，是因为该地是藏传佛教传播的中心地之一，会有大批的佛教信徒拥戴，精神上有慰藉和依托。同时库伦南近北京，北邻沙俄，可以有回旋余地选择下一步去处，如果清朝中央政府不支持其抗英护藏愿望，可以北上请求俄国帮助抗英。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期间，清朝中央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之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选择的是丧权辱国，执行的是一条媚外投降路线。但清朝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采取的做法还是比较明智的，即优加安抚，“妥为款留，勿任北去”，而对他抗英的正当要求，消极应付，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虽然，清朝中央政府曾派员多方抚慰，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皇帝，直面陈述西藏地方情势的要求则一直拖延，不予答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在库伦等候，后辗转塔尔寺、五台山等佛教圣地朝佛休养，心情苦闷，关注着西藏地方的形势发展，盼望早日求见，早日返藏。这期间，清朝始终未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有效沟通。相反，列强使节、政要乘机纷纷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秘密接触，采取各种拉拢诱惑手段，施加影响，离间和破坏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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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长年受到身旁的俄国间谍德尔智的蛊惑宣传，一直幻想能寻求俄国的支援，联俄抗英。他多次派遣德尔智赴俄面见沙皇示好，表达诚意。但是经过日俄战争的失败，俄国国力已大不比从前，它无暇无力顾及西藏地方，除口头应付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同情支持，并无实际援助行动，同时，通过英俄缔约，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所获实际利益，不予干涉。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在西藏的权力，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抗击反对英国转向对英国示好，企图依靠英国干预使他早日回藏。清朝中央政府在两次抗英战争失败后，出于整饬西藏地方的目的，在西藏推行新政，迟迟不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直到1908年9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才下旨允许十三世达赖喇嘛陛见，进京恭请圣训。在京八十四天时间里，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觐见了皇上、皇太后，受到清廷优隆的接待，加封赏赐，被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是他提出的不经驻藏大臣直接面奏的请求却未得到批准，结果是仍按旧制，“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颇为失望灰心，带着无奈的心情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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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内地的几年时间，了解了国内外的情况，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些做法越加失去信心，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列强身上，尤其对英国，一再表示修好的愿望，求得谅解。这种态度的急剧转变，是清朝中央政府执行错误的治藏政策造成的，也是列强尤其是英、俄、日等国施展更加猖狂地分裂西藏的活动带来的恶果。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川军入藏造成的西藏局势动荡，使他最终不得不选择了再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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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4年7月中旬，英军占领江孜后，开始向拉萨推进。这时的有泰，毫无守土抗战之心，一再妥协退让，对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竟采取“釜底抽薪”之策。认为“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即仪、秦复生，即（亦）无所施其辩。……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之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详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奏牍》卷一，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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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丰培：《升泰与有泰》，见《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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