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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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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了向外开疆拓土的扩张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逐渐关注我国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渗透和阴谋活动。清末日本对西藏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佛教团体开始派遣僧人进入西藏，进行宗教性接触和渗透；二是日本政府机构（外务省）及军方开始向西藏渗透，秘密派遣间谍潜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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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佛教团体在西藏地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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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日本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最先涉足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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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团体涉足我国西藏，与当时日本的“清国开教”形势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奉行神道中心主义，采取了“废佛毁释”的政策，佛教界受到来自政府、民众以及其他宗教教派的猛烈攻击。加之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对西方宗教采取解禁政策，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迅速传播到日本，原来几近国教地位的佛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日本佛教界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的发展，弥补在国内的失势，并恢复佛教原有的地位。为此，向来有护国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僧赴西方汲取近代学术思想方法，并对国内佛教实行种种革新措施；另一方面，纷纷采取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姿态，教化国民协助战争，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向海外的开教、扩教活动。近邻中国成为他们“布教”“扩教”的重要对象，此即日文史料中所称的“清国开教”。于是，被海内外视为“佛教圣地”的我国西藏，成为日本佛教僧团急于扩教“开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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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东本愿寺僧人的进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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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净土真宗派佛教团体——东本愿寺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这种海外开教、扩教的先锋。1873年（同治十二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1831～1905）渡航上海做开教考察，其行成为近代日本佛教在华开教之始。不久，小栗栖北上五台山、北京等地考察，尤其对藏传佛教极为关心。在北京期间，他师从雍和宫东科尔呼图克图学习藏传佛教教理、教史，次年因病回国。回国后撰写出版了3卷本的《喇嘛教沿革》（京都，石川舜台1877年刊印），此书成为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面向日本系统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后来此书不仅成为日本人了解西藏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激发了日僧赴藏“求法”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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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对中国大陆侵略的深入，日本佛教各宗在华的传教范围进一步扩展，日本僧俗各界人物与中国内地藏传佛教界之间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其中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的接触尤为频繁，这一点可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理藩院档案中窥见一斑。[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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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净土真宗在中国开教范围的逐步扩大，日本僧人不仅与内地的藏传佛教界发生了接触，而且将其触角直接伸向了我国西藏地区，其中派遣僧人入藏考察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1898年6月和11月，受东本愿寺派遣，寺本婉雅[121]、能海宽两名僧人以进入西藏为目的，先后从日本出发进入中国。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还特意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希望对本派两名僧人的入藏“求经”活动给予指导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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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月和5月，能海宽、寺本婉雅先后抵达重庆，日本驻重庆领事馆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入藏手续。两人经由成都，于6月27日在打箭炉会合，计划由此西行入藏。7月20日二人进入里塘，8月11日抵巴塘。抵达巴塘后，他们的入藏行动遭到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坚决抵制。巴塘江卡土司还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上书粮台吴文源，云：吴大人台前，为具夷事，江卡满康僧俗人等为具禀事。缘近闻得，巴塘现抵有洋人二名，由省随带牌票，欲进藏等语。小的僧俗人等，现已议结阻滞〔止〕我等界内，不能前进，伤害黄教佛门，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自今以前，外国洋人及教民人等，若要进藏之人，均已阻挡，并所行各事，均所共知，想必有案可查。至今该等虽带有牌票前来，我等万不能叫他人前行一步，盟誓是实……而该等不听吩谕，任意前行者，其时或好或反，无怪我等乎。[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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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源收到禀书后，即刻下令能海、寺本二人停止入藏活动，立即返回打箭炉。能海、寺本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在巴塘滞留50天后，于10月1日在4名土司土兵的武装“护送”下，一起踏上了归途，22日返抵打箭炉。由川进藏的计划失败后，寺本婉雅告别能海宽，经重庆乘船至上海，独自返回日本。但是，能海宽不甘心失败，企图改道青海入藏。1900年7月，他北上抵达青海丹噶尔厅（今青海湟源县），但因旅费失窃，其由青入藏的计划搁浅，折回西宁，于同年11月返抵重庆。回到重庆后，能海宽又计划经由云南进入西藏，具体的入藏路线是：昆明——大理——丽江——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阿墩子（今云南德钦）——江卡（今西藏芒康）——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拉萨。1901年2月，能海宽装扮成一名汉族和尚从重庆出发，于3月30日抵达昆明，4月16日抵达大理。4月18日，有研究者认为，能海宽行至滇藏边界的阿墩子后，被当地藏族民众劫杀。[123]临去丽江的前一天，他给自己的恩师、著名梵学家南条文雄（1849～1927）写下《不惜身命》一文，从此再无音信，成为“求法”路上的不归之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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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川入藏活动中遭遇失败的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于1901年12月又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身份再次来到北京。他于1903年2月进入青海塔尔寺，并于1905年5月成功潜入西藏拉萨，在拉萨滞留20余天。当年10月经由印度回国。寺本归国后重点进行日本净土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的比较研究，还翻译出版了藏文苯教典籍《十万白龙经》。与此同时，寺本还与日本军政要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外务省、参谋本部以及皇宫举行了讲演，讲述他的进藏体验，阐述和强调西藏对日本帝国的重要性，还向上述机关呈交了他的入藏活动报告。寺本的蛊惑激起了不少军政要员对西藏的“兴趣”，他们对寺本以后渗透中国西藏的活动从多方面给予支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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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口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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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能海宽、寺本婉雅试图经由中国四川入藏时，日本佛教黄檗宗[126]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为了获取梵文及藏文经典，经由印度进入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河口慧海曾先后两次入藏。1897年由日本神户出发，在印度曾会见九世班禅，在大吉岭多次受到在此避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召见。然后取道印度于1901年3月进入西藏，在拉萨停留一年多时间，并在色拉寺研习藏传佛教。其后，河口慧海的日本人身份暴露，他迅速逃离拉萨，1903年离藏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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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5年，河口慧海再次入藏，公开以日本人的身份在西藏活动。1914年8月7日，河口慧海一行抵达拉萨，被安排到已故噶伦擦绒·策丹旺秋家中住宿。当时正在拉萨的其他三名日本人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矢岛保治郎前来他的住所问候。9月29日，河口慧海在罗布林卡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献上大花瓶、绢绘挂轴、涂漆茶具、木雕等礼品，并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东京大学寄赠藏文《大藏经》。1915年1月19日，河口慧海离开拉萨。此后经由日喀则进入印度大吉岭，于9月4日抵达日本神户。在藏期间，他与亲英派实权人物、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来往密切，并搜集和带走了大批西藏珍贵文物。此外，河口慧海还受托为日本理学博士伊藤采集150余种西藏生物标本和各种化石。他归国后，先后出版了《西藏旅行记》和《西藏重游》，其中详细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间谍德尔智的交往情况。[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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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佛教的“清国开教”过程中，日本僧人以“求经”“研佛”等为名开始涉足我国西藏。研究者指出：“他们的这些活动看似一种宗教活动，其中也有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但是，无论从其宗旨、目的还是行为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的国策与对华侵略目标而行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因此，其活动的实质是对中国的一种侵略行为。”[128]尤其是寺本婉雅，与其说是一名僧人，倒不如说是一名富有外交手腕的政治活动者，他曾一度成为日本与西藏，尤其是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联系的中介人。[129]1901年，他不仅成功地将两部《大藏经》从北京盗往日本，还将著名高僧阿嘉呼图克图等人“邀请”到日本访问月余。1904年十三世达赖出逃库伦及内地以后的几年间，寺本穿梭于青海塔尔寺、山西五台山和北京等地，处心积虑地接近和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他及其幕僚灌输“亲日”及“联日”思想，怂恿西藏独立。1906年，在寺本的积极斡旋和努力下，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在五台山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的意向。[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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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政府机构（外务省）及军方向西藏渗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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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扩张以及对俄战略的需要，日本外务省和情报特务部门等机关也开始直接介入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千方百计派员入藏，主要任务是搜集西藏的有关情报，伺机觊觎中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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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外务省间谍成田安辉的西藏潜入活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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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末，经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及其继任者西德二郎、原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等人的倡导，日本外务省制订了为期5年的“西藏探险计划”。次年2月，派遣具有国外生活工作经验且有“爱国热情”的成田安辉（1864～1915）潜入重庆，企图经由四川进入西藏。成田安辉抵达重庆后，化名“陈良玉”，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积极打探入藏途径。1899年3、4月间，他与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一起赴成都、打箭炉一带“考察”了56天。1900年6月，成田安辉又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接近新任驻藏大臣庆善，企图与他同道进藏，后因庆善病死而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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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四川进藏的各种企图失败后，成田于1900年10月受命撤至杭州，后赴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刚从西藏归来的原藏印勘界委员会翻译沈锡侯，遂决定以白银5000两雇佣沈氏为向导，取道印度进藏。1901年9月，他化名“成辉”，化装成汉人，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印度，从大吉岭经锡金于11月进入西藏，于1901年12月8日成功潜入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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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拉萨以后，成田安辉虽然未能拜见达赖喇嘛，但对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了仔细的观察，尤其对拉萨地区的商业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此后，成田安辉以自己的入藏经历写成《进藏日志》一书，为日本当局提供了西藏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902年5月5日，成田安辉受命返回日本。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扮演着日本外务省西藏问题顾问的角色，曾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西藏的将来》《关于西藏的时局》《印度至西藏的道路状况以及关于英藏纷扰之私见》等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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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6～1908年日本当局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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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武装侵入西藏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逃。7月26日，达赖喇嘛匆忙指定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秘密逃离布达拉宫，取道藏北黑河，越过唐古拉山、通天河进入青海，又经甘肃到达蒙古地区，于12月2日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从此开始了他在祖国内地等地四年多的流荡生活。日本当局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加紧了对达赖喇嘛的接触和拉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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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自拉萨出走后经过青海等地赴库伦，有求援清政府的想法，也确有“联俄抗英”的打算。但当时俄国内忧外患，在对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内又发生了革命，自顾不暇。虽然俄国在口头上对其有所承诺，但始终未能有实际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对俄国失去了信心。加之英国政府当时正在策划新的阴谋，企图以班禅额尔德尼取而代之。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急于返回拉萨。另外，他在库伦逗留期间，出现了与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的现象，这更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想早一点返回拉萨。清政府也催促他尽快返回西藏，并答应他从库伦启程后，恢复已被革去的达赖喇嘛名号。1905年底，西藏噶厦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僧俗代表抵达库伦，迎请他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遂决定次年春季动身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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