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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七章 清政府在西藏的新政及西藏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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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提出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虽然“百日维新”在慈禧太后的强压下无果而终，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得清廷官员们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于是纷纷上书请求变法。1901年，清朝末年一场为期十年的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新政”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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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国西南边疆天然屏障这一重要地理位置上的西藏，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同祖国内地一样，未能摆脱西方列强的觊觎与蹂躏。清朝中央政府此时也认识到兴革西藏以抵御外敌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四面楚歌的清政府不得已选择了妥协，还与英印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清中央政府派往拉萨的驻藏大臣，大都是中下等人才，昏庸怯懦碌碌无为，被耻笑为“熬茶大臣”[1]，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在西藏民众心中的威信和形象，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离间，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一度陷入紧张的关系之中；尤其是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上层之间，矛盾愈加明显。使得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亟待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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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清末藏政革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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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此时的西藏地方同样挣扎在维持或打破传统的尴尬地步，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驻藏大臣试图在西藏地方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06年4月，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给沉寂了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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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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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由于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毗邻，英国力求以西藏地方做天然屏障阻挡俄国势力入侵南亚次大陆，更想通过与西藏地方的贸易、通商，并扩至内地通商。此外，英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占有西藏，即可直达长江流域，朝思暮想的南方之地就会成为其囊中之物。对于俄国而言，自1709年沙皇彼得一世击败当时欧洲强国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在西太平洋扩展其影响时起，历代沙俄政府就极力奉行寻找出海口，然而“丹扼波罗的海，土扼黑海，俄不能得志于大西洋，改而之东。既得海参崴、旅顺，雄视太平洋岸，然其地去本国绝远，虽有铁道，势终偏重，不能握两洲之中权，故其心不能一日忘印度洋也。英得印度倚为外府，逾三百年。海军至强，东、西、南三面皆可安枕。所虑者独北方陆路耳。俄谋南侵，而西藏一隅乃为必争之地矣”。[2]因此，我国西藏地方成了俄国势力南下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西藏西北部、新疆、阿富汗南下夺取印度洋，自然成为俄国重要扩张战略之一。西藏地方和蒙古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地民众又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要想更加有效地加强对蒙古的控制与影响力，西藏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此，英俄两国之间为了争夺我国西藏地区而引发重重矛盾，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造成了近代西藏政局的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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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主义分子以考察、游历为名搜集西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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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分子陆续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允许外国人入藏“游历”“探路”的条款，获得了在我国西藏传教、游历、考察和通商的种种权力。一时间，入藏考察和游历骤然兴起，帝国主义分子纷至沓来[3]，打着游历、考察的旗号，在我国西藏境内秘密收集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欲想打开通商道路，从而一步步控制西藏。而在这些“考察”和“游历”的人群中，以英国人和俄国人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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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到达拉萨的英国人是曼宁（Thomas Manning），他了解了很多关于驻藏清军的内部情况，并在发回的报告中建议说从帕里到拉萨的道路不适宜使用野战炮兵，这对于英印政府对藏用兵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此后，还有一批英国人以各种名义相继到藏。另外，英国还训练了一批印度的土著作为秘密测绘侦探，这些秘密侦探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南·辛格（Nain Sigh），他化装成商人到达拉萨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以特制的转经筒和念珠测定了西藏各个地方的方位和距离。这些人表面上是“考察”和“游历”或“经商”，实则在西藏秘密地从事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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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出于“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的战略考虑[4]，在同英国争夺远东地盘问题上向来也是不服输的，在西藏问题上亦是如此。从1870年到1907年，他们以俄国“地理学会”的名义先后派出了13支“西藏考察队”。他们分别从北面和西面进入我国，以西藏为目标，收集了大量的信息。1883年，在英国军队进犯隆吐山的时候，已借“游历”为由进入西藏的俄国间谍，伺机给某些西藏地方头目密函，“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5]，试图打着“助藏抗英”的旗号，染指西藏事务。这期间进藏的俄国考察队也加紧了活动，遭到了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由于考察队员多选自现役军人，遇到阻拦时，便以枪弹开路，屠杀我藏族人民。[6]以1900年11月为例，窜入西藏的沙俄武装间谍在察木多（地名，今西藏昌都）琐图地方烧毁藏族人民房屋，抢掠马匹，制造了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的流血事件。[7]此外，他们还在藏族上层中从事颠覆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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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外国入藏人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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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察队”和“探险家”，清中央政府因东面的局势自顾不暇，自然无力对付。在这个特殊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则态度鲜明，并成功地阻止了很多试图进藏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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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控制了哲孟雄后，便开始图谋我国西藏地方，他们在大吉岭设立关卡，不时派人打探并整修到西藏地方的道路。面对英人的威胁，西藏地方政府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卡设防以防英人恣意妄为。英人眼看就要打通的路被堵上，自然不会就此放弃，于是便开始横生枝节，造谣挑衅，无理声称藏军“设卡之地距大古岭甚近，意在阻止通商”，后又提出这么做是在“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8]，借此于1888年集结军队在隆吐山发动了对我国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战争。西藏地方政府对清廷“严束藏兵，不准妄动”[9]的妥协投降政策没有照办，而是进行了坚决抵抗，多次逼退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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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俄国也开始利用宗教活动来收集情报。他们派遣间谍，化装成佛教徒，以去拉萨朝圣为名，拉拢西藏地方僧俗人士。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僧人德尔智。他在西藏颇有人脉，与西藏上层中不少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看中了西藏地方政府中最有势力的噶伦夏（谢）扎·边觉夺吉，“把他笼络住”，结果，夏（谢）扎和德尔智“亲密无间，对沙俄十分钦佩”。[10]德尔智最后还担任了侍读老师，陪伴十三世达赖喇嘛学习辩论经文。他谋取到频繁接触西藏上层的机会以后，便不断地宣扬俄国的强大，以致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彼所说浸渍，其志意似怦怦欲动”[11]，开始有了弃英联俄的想法。这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写给沙皇的亲笔信中可看出。他称沙皇是“护法皇帝”，表示要同俄国“亲善”。[12]此外，从第二次抗英战争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定态度也可见一斑，在战争失败后，他离开西藏，北上库伦，企图寻求俄国的帮助，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对西藏地方上层的笼络最终结果是，从此，“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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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开始图谋重新分割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则成了帝国主义在远东争相抢夺的主要目标。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割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俄国在策动中国蒙古地区分裂的同时，还与英国争夺在中国西藏的控制权。1903年2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俄国也不甘示弱，称“如果该地方（编者注：西藏）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14]而英印政府则利用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无暇顾及其他战事的有利时机，开始大举侵犯中国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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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英方开始极力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却遭到拒绝。于是英方以西藏地方不履行相关条约为借口，开始屡屡侵犯我西藏地方。实际上，“英人之经营西藏也非一日矣。数年以来，列强争扩其势力范围于中国。英人恐落人后，乃萃全力以谋扬子江流域，而窥藏之谋少缓。今扬子江流域，其势力日渐巩固矣，于是窥藏之谋复炽”。[15]1903年荣赫鹏、麦克唐纳率领英军第二次武力入侵西藏地方。这是英帝国主义在经济侵略、文化移植失败之后采取的极端行动，它把“大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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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帝国主义列强从把目光转移到西藏地方的那天开始，他们的视线便再也没有离开过。随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内环境，他们打着不同的旗号，采取各种方式，觊觎我国西藏，甚至不惜武装侵略，以配合他们瓜分世界的脚步。这些都在挑战着中国人民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感和民族自觉意识。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态度是异常坚定的，也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而当清朝中央政府遭遇多事之秋无力顾及之时，西藏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也没有对侵略分子低头，坚持了优秀的爱国反帝传统，以传统的、简单的原始武器保家卫国。在两次抗英战争中，藏族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战斗、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奋起抗争，虽因力量悬殊而最后失败，但书写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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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末中国的新政改革及其对边疆的影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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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随着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西藏地方局势岌岌可危。一方面英国在两次武装侵藏后，又转而拉拢西藏上层，培植亲英势力，分裂中国；沙俄也利用英军侵略西藏之机，派遣大批特务入藏唆使达赖采取亲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西藏抗英斗争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再加上英、俄的挑拨，使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削弱了中央在西藏的统治地位。面对这一局面，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出谋划策，上疏朝廷：“西藏为川滇之外藩，欲固滇蜀，则必固西藏。”“窃思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17]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清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重视。特别是1904年英帝国主义公然入侵西藏，更使清政府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与紧迫。为挽救危局，巩固边防，抵制外国侵略，清政府决定整顿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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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针对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治理，一直是通过制定诸如善后章程之类具有较强“自治权”的章程法令，以清廷的国家律法为前提，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首领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来处理自己地区的各项事务。[18]但是，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原来在东亚统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被终结，诸如西藏地方等边疆地区开始直接面对侵略者的挑战。清中央政府也由此被迫逐渐调整其在边疆地区政策，于是出现了清末边疆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同时，随着国人对世界地缘政治和现代国际关系了解的逐渐加深，特别是对英国和俄国在南亚和中亚的殖民活动的认识，清末一批有识之士的边疆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在他们眼中，西藏地方已成为英俄等帝国主义试图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的跳板。自此，西藏地方成为保护中国腹地战略安全的屏障。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从20世纪初开始了对边疆地区的新政改革。于是，1905年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同时于1906年先后派张荫棠和联豫进藏推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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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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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中后期“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特别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清廷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改革派意识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开始寻觅新的道路，推行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并没有成功，被随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断送了前程。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倡导变法维新，希望借助朝廷的力量，一举将中国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设强大国家以抵御外辱。不料却遭到朝廷的反对，“戊戌六君子”[19]因此丧命，“百日维新”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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