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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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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忙于对日作战，东部沿海地区为日本所占领，自然无暇顾及西藏。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获胜的自信心似乎大涨，在西藏问题上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围绕打通贯穿西藏的国际交通线问题，中英间纠纷再起。实际上，由于西藏地区以驿运为主，运量有限，对于整个抗战大局来讲，其物资运输量实是微乎其微。但国民政府真正的意图，是要借机打通川康至西藏的交通线。国民政府深知，如欲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建立一条不经过印度的快速、直接的交通线，川、康、藏公路就是最理想的通道。国民政府积极交涉，试图让英国政府同意修建穿过西藏的中印公路。英国碍于盟国的面子，不便公开拒绝，表面上表示支持，但暗中又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出面阻拦。英国隐藏的动机非常明显，就是不让国民政府借筑路之机将其影响向西藏渗透。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亦十分清楚，西藏拒绝修路的背后有英印当局的支持，他们试图利用中国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机会对西藏宣示主权，这是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又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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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归来，发现英国在印度独立运动面前已陷入困境，料想英国无力去干涉西藏事务。英国政府对于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动机，以及中国政府支持印度和英国东南亚殖民地战后实施独立的立场疑虑重重，认为中国企图在英国的东方殖民地策动独立运动，威胁英国的东方利益，然后控制西藏，因此，它力图在西藏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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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日作战及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国民政府基本上屈从了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没有对西藏分离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但在同英国的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严正立场，并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英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1943年11月2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指出：“西藏问题为中英邦交之重大障碍。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方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艾登依然强调，“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王宠惠批评“英方立场妨害我国主权”，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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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虽然希图趁中日战争的爆发，将汉人的影响从西藏排斥出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举动在军事或外交上予以公开声援与帮助。尤其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地出现的独立运动，使其实力大大削弱。实际上，由于印度独立问题的困扰，英国越来越无力顾及西藏了。在开罗会议期间，英方也认识到，西藏问题“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抱持之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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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札为首的少数西藏分离分子恃有英印为外援，试图利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际，策动“西藏独立”，但最终因国际、国内的压力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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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藏问题的根源尚未消除。或许英国意识到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会对其在南亚的统治和中亚的扩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日本侵略中国以来，英印当局便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侵略姿态，“麦克马洪线”和所谓“英藏密约”在1936～1937年被重新提出绝不是偶然的。由于英国考察队几十年来一直在康藏南部活动，中印疆界又从来没有划过界，而自民国以来，中央政令在西藏未能贯彻，英印当局遂利用此种情况，对西藏东南部边区进行积极的领土扩张，试图造成既成事实，以期为将来中印国界勘测时占据有利的凭借。英印政府在中印边界的领土扩张，为后来中印关系良好发展制造了人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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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日渐式微，其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势下，英国在战后对其殖民地的控制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新兴霸权国家美国的崛起，也促使昔日的大英帝国丧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随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行将结束，英国对西藏的政策也发生变化。自英国退出印度后，它便放弃了在西藏的利益，但又转手将其曾经获得的利益交给印度。1945年之后，西藏地区在英国的对外政策中已经无足轻重，并被英国政府从对外援助名单上勾销。除了在喜马拉雅一带仍在活动的前英印官员还在捡拾政治遗产之外，英国其实只能以余光流连西藏了。二战的结束本应是国民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最有利时机，但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再次丧失机遇。国民政府在支持热振复位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使得西藏亲英势力杀害了热振活佛，西藏地方中的“内向祖国”派力量遭受重创，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各界的影响力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而西藏地方的“外向亲帝”势力越加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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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试图解决印藏边界问题存在一个最明显的障碍，就是英伦政府外交部和英国驻华使馆担心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相对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印藏边界而言，英国政府更关心的是香港和对华贸易的前景等问题。所以，在英国政府将权力转移给印度前，英印政府自身不可能将其领土扩展到整个门隅、珞隅和察隅地区。而在1951年，印度政府达到了这一目的。英国在西藏经营近半个世纪，给亚洲国际关系带来的隐患是无穷无尽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英国统治或插手过的地方，往往也是政治冲突最激烈的地区，如中东、印度次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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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英国面对的是弱势的中央政府。不过，当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诞生以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就有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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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决心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西藏地方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进军西藏十分担心，一方面，他们由“外交局”出面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甚至要求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同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解决过去“被并入中国版图的西藏领土”问题。[3]另一方面，西藏噶厦也试图获得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1949年11月4日，西藏“外交局”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并附上其致毛泽东的信。他们声称，如果中共对西藏采取进攻姿态，“西藏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捍卫自己的国家”。他们期望英国“尽可能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所给予的广泛援助”。但英国外交部的复函含糊其辞，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承诺，仅表示外交大臣贝文“正在考虑这封信的内容”，英国政府“将继续对西藏表示友善和关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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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噶厦又于12月3日致电贝文，希望英国帮助西藏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并要求派出以宇妥·扎西顿珠和堪穷土登堪饶为首的代表团赴英寻求援助。英国外交部的答复很快，却是通过印度政府驻拉萨使团代表黎吉生转交给噶厦的。贝文在信中说：西藏加入联合国不仅要经过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还要得到安理会的认可，且安理会具有否决权。基于上述理由，西藏要加入联合国组织是很不现实的，希望相当渺茫。此外，贝文还建议西藏噶厦暂缓实施向英国派遣使团的计划。[5]尽管遭到婉拒，噶厦仍然坚持要求英国政府同意西藏使团前往伦敦。为此，英国外交部不得不严词拒绝，指出“这样一种举动可能会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陷入困境，……会给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所谓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提供借口”。[6]在这种情况下，噶厦被迫命令使团暂停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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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准备赴香港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就西藏的前途举行谈判。由于夏格巴一行所持的证件是西藏“护照”，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阿奇巴德·奈（Archibald Nye）考虑到西藏“是自治而不是独立地区这一事实”，对于是否给予他们签证没有把握。这个棘手问题，在英国外交部也存在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应当援引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访英先例，依据西藏“护照”颁发签证，或者应该就此问题征求香港和新加坡总督的意见。另一派认为，由于英国既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完全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在哪一种护照上签证都是不妥当的。但英国政府拒绝给予签证，其理由是“由于我们既定的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政策所致。我们不希望给西藏人或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准备为西藏的独立作出担保”。伦敦政府意识到，夏格巴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希图用西藏“护照”获得英国签证，从而把英国承认西藏“护照”宣传为英国“承认西藏独立”。因此，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我们从来没有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看待，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我们希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和摩擦。”[7]这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信号，表明英国在西藏政策上的显著变化。因为自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来，英国政府就仅仅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认为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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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发给夏格巴一行签证，西藏噶厦不得不寄希望于在印度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6月17日，夏格巴再次会见了阿奇巴德·奈，夏格巴问道，一旦拉萨和北京谈判失败，中国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政府愿意援助西藏吗？阿奇巴德·奈的答复是否定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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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出于对中国遏制战略的考虑，美国对西藏的兴趣越来越大，并希望同英国一道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询问英国驻美大使：由西方列强向西藏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能否使西藏人抵御中国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英国大使提交了一份非正式声明，宣称“由于英国一直很关心西藏，并且同印度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它有责任向印度政府施加影响，使其“承担向西藏提供援助和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责任”。[9]对于美国的要求，英国立即表态予以反驳并诉说缘由。英国外交部要求驻美大使明确告诉美国国务院：（1）我们在增强西藏抵抗中国人进攻的能力方面无能为力；（2）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由于其毗邻印度。现在英国在西藏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已经移交给印度政府，我们已不再向拉萨派驻代表了；（3）我们认为，干涉西藏的任何企图都将是徒劳无益和不明智的。我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同中国人搅和在一起是危险的。无论如何，我们在西藏问题上肯定不会同印度保持一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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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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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国战后中国政策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和保持英国的在华利益。这是英国对西藏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1947年，英国对华贸易总额为2000万英镑，其中对华出口额达1300万英镑。[11]至1949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大约为3亿英镑，其中近2/3集中于上海。[12]英国在华投资多为工厂、矿山、航运、房地产、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业，一旦因西藏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恶，就意味着英国在华企业的倒闭和破产。所以，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使馆同英印政府在西藏政策上一直存在较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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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英国希望战后继续维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也十分巨大，据估计，1949年，英国在香港的投资总额约在1.56亿英镑。[13]香港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贸易前景十分诱人。国民政府战后一直在同英国政府交涉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因此，英伦政府希望英印政府能够在西藏问题上保持低姿态，以避免刺激国民政府。尤其是1948年以后，英国预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不可避免，英国朝野上下对英国能否继续保持在香港的统治感到悲观。尽管英国政府认为中共不会以武力强行收复香港，但任何刺激中共的举动都将会使得香港的前途出现变数，尤其是不愿意将西藏问题同香港问题掺合在一起，这是英国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保持中立的根本原因。正如皮尔早就明确预见到的，“就英国政府而言，能够利用西藏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讨价还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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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英国于1947年8月退出印度以后，英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西藏的游戏已经结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他们对西藏不再负有任何责任，涉及西藏的事务都让新独立的印度政府去独自承担。“火炬”已经交给了印度政府，西藏对于英国不再具有吸引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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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大陆必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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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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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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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FO371/76317，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reign Affairs Bureau，Lhasa，to Mao Tse-tung，2 November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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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O，FO371/76317，Telegram no. 346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28 November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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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FO371/84461，A Telegram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 to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London，5 Januar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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