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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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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1951年西藏地方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西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平定叛乱、民主改革、稳定发展、民主建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具有崭新意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地区由黑暗走向光明，由落后走向进步，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愚昧走向文明，由贫穷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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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地区的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内容来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历史进程。一是西藏地方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废除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的任务。这就是使西藏地方各族人民通过和平解放，在半殖民地社会下获得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通过平叛改革使西藏各民族摆脱了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彻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人。二是西藏地方完成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通过稳定发展、民主建政、社会主义改造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西藏地方完成了这个过渡阶段的历史任务。三是西藏地方完成了由自然经济、供给型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使西藏地区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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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0多年的发展，西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首先，西藏地区由黑暗、反动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光明、进步和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大跨越；其次，社会经济由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跨越到先进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列，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大跨越。这两步历史性大跨越，使西藏这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迁，逐步跻身于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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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西藏百年历史，是中国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发展的客观规律上，都与中国百年历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西藏百年历史与整个中国百年历史相比，确实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和客观规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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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两个百年历史发生的社会基础不同。就整个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来讲，它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而西藏地方的百年历史虽有半殖民地的局部形态但更多的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基础之上发生的。因为自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虽然强迫清政府于1890年和1893年签定了两个不平等条约，后又在1904年入侵西藏并迫使清政府再次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种种在藏特权，使西藏由完全的封建农奴制的一个区域社会变为英印势力染指的半殖民地。但是，英帝国主义在随后的侵藏过程中，其重点是掠夺西藏的资源，培植亲英势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而没有像英国侵略印度殖民地那样，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对外侵略的手段上，由商品输出转换为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和地区实行投资设厂，进行资本剥削，而是仍然维持落后的商品输出的剥削方式，其重点还是掠夺资源，努力维持原有社会基础不变，仍然保持封建农奴制度不变。因此，在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中，并没有引起西藏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没有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西藏地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样，在我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西藏地区也就没有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整个西藏社会状况直到和平解放前，仍然处于封闭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农奴制封建农奴制社会状态。然而，在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一定要被驱逐，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旧制度必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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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藏地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受到过革命的影响和洗礼，因此在西藏地区进行革命解放运动中，缺乏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就整个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而言，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自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成果。而此时的西藏地区，正处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民族分裂势力积极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历史时刻。在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没有波及西藏地区，使西藏地区没有受到过任何革命运动的洗礼。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在西藏地区建立过任何形式的组织，从事过任何的革命活动。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中央在如何解放西藏问题上颇费苦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最后选择采用“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方针。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中央第一次大胆地采取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的具体措施，在整个内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暂时保留西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不变，让缺乏革命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西藏广大人民，在“和平解放”后的实践中去鉴别、去体验、去分辨是非、去提高觉悟。这样在中国百年历史上，在解决西藏地区解放的问题上就实施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和实践，也为后来和平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翻过这一页历史看后来的历史，使人能体会到“审时度势”对于政治决策和策略制定的可贵，更能认识到中国百年史与西藏地方百年史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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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西藏地方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少数民族集聚区。这个特殊性具体体现在藏民族不仅都集中居住在青藏高原这个“世界屋脊”之上，而且在西藏地区的藏民族占该地区整个人口的95%以上。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高寒缺氧，大山阻隔，交通不便，长期与外界隔绝，不仅使西藏地区的藏民族处于封闭保守的境地，而且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使宗教在西藏的社会影响极具特殊性。所以，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西藏工委领导和进藏解放军，“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西藏地区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特殊性，也给西藏百年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西藏地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特殊性，给帝国主义和民族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制造障碍，使西藏地方百年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社会画面。特别是在维护和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过程中，西藏工委和进藏解放军所面临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都是罕见的。所以说向西藏的和平进军并不和平，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不亚于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甚至比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更艰苦、更雄壮。因此，就形成了由老十八军创立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这个精神也就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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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西藏地区在长达数百年“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程度极其原始。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程度前所未有，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所以，在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必须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需要各兄弟省份的大力支援，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西藏地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应用于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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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都是中央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提出治藏方针，确定特殊政策，采取各项措施，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发展格局。1980～2001年，中央就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四次，每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根据西藏发展的需要，制定一个时期内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因此，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都是全国人民无私援助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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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藏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容和社会性质的变化情况为依托，可以把西藏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从和平解放开始，分成五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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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进军西藏，1951年实现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结束，这是西藏地方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任务，处在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西藏地方现代史重点研究西藏地区通过“和平解放”，实现社会性质重大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地区的解放提到了议事日程。面对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政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和昌都战役的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使命。至此，使西藏社会由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实现了民族解放的任务，这是社会革命的第一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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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的民主改革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一个时期，西藏地方完成引导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这是社会革命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彻底实现了百万农奴摆脱西藏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获得翻身解放、成为社会主人的历史愿望。从1959年至1965年，中共西藏工委领导全区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是西藏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其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西藏。这就完成了引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大历史任务。所以，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地方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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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至1978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止，这是西藏地方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的时期。这一阶段是西藏地方百年历史重点研究的内容。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经过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时期。这是西藏地区百年历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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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9年“拉萨骚乱”的平息。这一阶段是西藏地区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原来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受自然经济的严重束缚，供给制经济虽然保障了基本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改善，但仍然无力促进西藏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滞后的地位。中央为解决西藏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先后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实施了43项工程建设，使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起色。但是，西方反华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把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把分裂中国西藏作为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的突破口。所以，达赖分裂集团在拉萨制造了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给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西藏地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平息了骚乱，而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西藏局势并制定工作方针之后，改变了极不正常的局面，实现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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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是从1989年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是西藏地区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了“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中央不仅召开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工作方针和“一加强、两促进”的三大任务，而且还确定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工作格局。从此，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份高度重视支援西藏工作，加大了支援的力度。西藏地区实现了由快速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西藏地方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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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历史”反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从和平解放开始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历史画面，由若干个历史事件所构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大历史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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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签订《十七条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并促进了西藏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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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百年史与世界、中国的百年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百年间发生变化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强力的介入，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内部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内外部交流的局面。在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派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社会制度改革与维持封建农奴制不变的两种力量激烈对抗。西藏地方近代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象后面，都可以追溯其发生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友，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要在全球扩张，苏联成了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体系原则上提倡和平、民主和文明进步，但它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由此展开。冷战的本质是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首先抛出了“一球不容两制”的排异宣言，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美国制度，其他制度都没有生存权。这是西方国家首创“遏制”言行并付诸政策的开始，也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最原始的形态。在此之中，所谓“西藏问题”，就是全球冷战冲突中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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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1945～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正因为中国内战的爆发最后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将发生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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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期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实践的结果。协议是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个文献，其主要内容正确回答并解决了中国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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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1959年之前的西藏地区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使西藏地方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黑暗的一页。大多数学者认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是随着奴隶制解体之后而逐步产生的。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世界东西方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大体上是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的转变，但大约到公元10世纪，西欧农奴制度才基本形成。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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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曾在人类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之久。据史料记载，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在欧洲很多地区的农奴，生活在落后野蛮的压迫剥削之中，没有人身自由，毫无社会地位，也没有基本的人权，生活极端贫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它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禁锢，对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压制的反动本质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伟大的自我解放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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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1948年12月10日，备受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这一宣言原则的颁布，无异于向全世界仍然还存在的任何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地区宣布了最后的通牒。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彻底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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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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