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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和平解放前夕世界、中国与西藏地方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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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上,新中国成立的前后是历史进程中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段。世界格局在此之前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重组,各国在这段时间被“冷战”格局划分到不同的范围之内,由此影响到了后来几十年的历史。1949年前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所有的进步力量以及被争取的中间力量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国大业之中,共同创造出这段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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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充分运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的各种方法,审时度势地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格局下,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提出并实践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调动最大力量保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和平方式解决局部问题,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方针,发生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或和平起义,成为一种事实上中央新政权与地方旧势力之间解决问题的最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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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向两极对立的世界冷战格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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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百年间发生变化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强力的介入,并且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内部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外部交流的局面。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派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社会制度改革与封建农奴制不变的两种力量激烈对抗。西藏地方近代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象后面,都可以追溯其所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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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尔塔体系的产生及其在“二战”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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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先后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形成一系列影响战后世界秩序的公报、议定书、协定、声明和备忘录,特别是以《雅尔塔协定》[2]为主体的协议,构成了“二战”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称为“雅尔塔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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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雅尔塔体系的会议主要有: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2~26日)、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这些会议经过反复的磋商,对世界格局的走向做出决定性的预研,参加会议的大国达成了以下内容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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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打败德国、日本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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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被其占领地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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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体现的是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解决国际大的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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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即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国家在条件成熟后有独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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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雅尔塔体系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世界由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协议的缔约方在战后彼此势均力敌,客观上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雅尔塔体系促进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崛起;三是雅尔塔体系推动了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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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体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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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出现了对立的两极格局,导致世界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4]、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发生在苏东解体之后的一系列局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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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雅尔塔体系体现了大国强权政治,例如强力推动“外蒙古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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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划国界,分裂了德国、朝鲜等几个国家,世界局势的稳定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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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雅尔塔体系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秩序,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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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的发生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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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友,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要在全球扩张,苏联成了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体系原则上提倡和平、民主和文明进步,但它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苏两国包括两大阵营的冷战由此展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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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成为冷战的序曲。[7]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土耳其和希腊(前者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与苏联关系紧张,后者的资产阶级政府则在共产党游击队打击下摇摇欲坠)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宣布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被认为拉开冷战的序幕。[8]同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9],也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主张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但不诉诸战争。这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正式破裂和冷战全面展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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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与矛盾引发的经济竞争、军备竞争与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和政治,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主宰,一切物质的分配和意识的形成都与其有关。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分化所导致的对立和对抗,两大阵营敌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诉诸争夺行动。冷战双方为了占领争夺的制高点,在科技上压倒对方,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加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很多新科技成果首先是在针对军事领域的制高点而研制的,随后才用于民用领域,才在一般社会领域普及开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11]各国大量的经济建设项目也由此受到影响,在冷战双方或者加入冷战阵营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建设布局的时候都要考虑如何应对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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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本质是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首先抛出了“一球不容两制”的排异宣言。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美国制度,其他制度都没有生存权。这个咨文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相互印证了欧美政治家的“冷战”思维,是西方国家首创“遏制”言行并付诸政策的开始,也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最原始的形态。美国决策层认为两种经济政治制度、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苏联对此进行反击,其主要领导人认为苏联的使命,就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双方针锋相对,不容许这个世界出现和存在“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局面。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内容,就是把主导权作为一种利益来谋求,以满足一个霸权国家和霸权民族的特权利益。在此之中,所谓“西藏问题”,就是全球冷战冲突中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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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格局与联合国对中国及西藏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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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国共两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12]从1945年到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和加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13]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使得中国内战最终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却因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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