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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围绕《十七条协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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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受到了西藏地方各界爱国僧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在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各界上层中仍有相当一批人对《十七条协议》半信半疑,甚至一些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拒不承认《十七条协议》,或明或暗地抵制协议的执行和落实。因此,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就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其驻藏机构和驻藏官兵、西藏爱国统一势力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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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西藏地方政府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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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从《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历史背景就可见一斑。该协议的签订,本身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爱国统一力量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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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鉴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势力负隅顽抗和拒不和谈的态度,中共中央为争取尽快和平解放西藏,决定“以战促和、以战促谈”,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发起了著名的昌都战役,并在短短两周内就取得了完全胜利,首先解放了昌都。这一胜利,迫使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尽快地做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派员进京与中央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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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解放后,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3日,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昌都胜利召开,正式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选举王其梅为首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罗登协饶、平措汪杰等人为副主任。35人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中藏族占33人。当阿沛夫人、崔科夫人接到阿沛、崔科在昌都被俘的消息后,曾带着孩子前往昌都探望,沿途得到了解放军指战员的热情接待,并发现阿沛他们在昌都生活得很好。阿沛夫人及其他被解放军释放的人员返回拉萨后到处进行宣传,对那些脑海中总是浮现清末川军形象、与汉族同胞仍有隔阂的藏族同胞了解解放军及其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大量亲身见闻和体会批驳了所谓解放军“吃小孩”、破坏寺庙、屠杀僧侣等谣言,在达赖喇嘛及其寺庙上层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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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前后,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要求摄政达扎下台,也反映了和平解放西藏已是民心所向。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派乌拉差役,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策,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积极支持。甘孜当地政府和上层爱国人士夏克刀登等为部队购粮超过15万公斤,邓柯、石渠、甘孜等县先后出动牦牛逾15万头次为解放军运送物质,其中德格县龙垭村藏族妇女曲美巴珍带领妇女运输队,战胜悬崖峭壁和冰冷河水,完成运输任务100多次。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先进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充分反映了藏族同胞对西藏各级地方官吏的仇恨和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护。当各种消息传到拉萨后,拉萨群众在布达拉宫前发帖,要求达扎立即下台。1950年11月11日,噶厦将乃琼、噶东两名护法神,请到罗布林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宫前进行卜卦,结果是要达赖喇嘛即刻亲政,摄政达扎立即下台。11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为西藏与中央人民政府重启和谈创造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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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都战役前后,地方分裂势力仍然幻想得到国外支持,最终西藏噶厦向国际社会求援的失败,迫使达赖喇嘛和噶厦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派出和谈代表。美国、英国、印度等国虽然对西藏都有一定的侵略野心,但美国劝说英国、印度配合其干涉西藏的如意算盘遭到了英国和印度的拒绝,远隔千山万水的美国只能通过空投武器、派遣特务、策划达赖出逃等活动来援助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活动,不过杯水车薪,改变不了大局。印度虽然于1950年10月前后3次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军队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叹的”,甚至威胁说,这“已经影响到印度政府与中国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30]11月10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政府指出,“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31]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后,印度政府立即缄口不言。然而,印度政府趁机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在1951年2月派遣一支警卫队进驻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的达旺地区,并在“麦克马洪线”一带非法设置了20多个哨所,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交涉抗议置之不理,后又非法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土地。英国更是以印度独立为名,明确表示无力支持“西藏独立”活动。尼泊尔政府亦明确表示无力抵抗共产党,“如果进行和平谈判,尼泊尔政府可以给予援助”。[32]幻想国际支持失败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和平解放已是人心所向和中央政府的“以战促和、以战促谈”压力下,被迫同意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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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半信半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蛊惑下,决定暂时出走亚东,做好进退的两手准备,即“进”可以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退”可以出逃印度。1950年12月19日,达赖喇嘛召开西藏官员会议,任命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和堪钦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司伦),夏苏·居美多吉和土登绕央为代理噶伦,组成拉萨留守噶厦,自己则带领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30多名主要官员前往边境城镇亚东,组成亚东噶厦,遥控指挥西藏一切军政事务。逃至亚东的噶厦多数官员,呼吁达赖喇嘛派遣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以争取早日返回拉萨。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派人赴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达他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的信件。其在信件中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近日已通知阿沛及其随员迅速启程赴京,并为争取时间,再给阿沛派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2月1日,袁仲贤大使复信达赖喇嘛,表示中央同意并欢迎西藏派代表经印度飞到香港,然后转广州赴京。2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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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做好了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一切准备,并在谈判中事事商量,耐心解释,最终在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实际上,《十七条协议》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为依据,全面发展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新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今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走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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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藏反动势力竭力污蔑或否定《十七条协议》之外,达赖喇嘛本人对该协议也是将信将疑,并受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反动势力否定协议与爱国势力赞成协议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直摇摆不定。所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很长时间,他才打电报给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公布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表示,以美国从政治、经济方面充分关注和大力支持“西藏独立”为条件,要求西藏重申其接受《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鼓动达赖喇嘛发表否认该协议的声明,或到国外“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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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的亲帝分裂分子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洛桑三旦等人,极力反对《十七条协议》,力主达赖逃亡国外。代理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及三大寺代表赞同《十七条协议》,主张达赖喇嘛即刻返回拉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通过卜卦,结果亦是拥护《十七条协议》和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但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半信半疑的达赖喇嘛并不想立即返回拉萨,而是滞留亚东观望。为避免达赖喇嘛经受不住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的蛊惑而逃亡国外,促使其尽早返回拉萨,以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仅带领3名随员,1951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绕道印度,并于7月14日抵达亚东。7月16日,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身份,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手抄本,并劝告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以协助贯彻落实协议内容。8月8日、17日,张经武、达赖喇嘛先后返回拉萨。9月9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抵达拉萨,3天后阿沛·阿旺晋美也返回拉萨。9月24~26日,噶厦召开300多人参加的僧俗官员大会,讨论了《十七条协议》的正本,针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攻击、污蔑阿沛等和谈代表向汉人出卖了西藏的言论,阿沛·阿旺晋美以历史事实进行了逐条批驳,并表示“愿以全体和谈代表的身家性命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33]9月28日,中共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向达赖喇嘛送礼,并再次与其亲切交谈。10月24日,达赖喇嘛终于向毛主席发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两天后的26日,毛主席即复电表示“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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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拥护该协议,其中既有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这样的亲帝反动势力对协议的阻挠和破坏,也有像阿沛、三大寺代表那样的爱国统一势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支持,而最为关键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十四世达赖喇嘛处在上述两大势力影响下,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将信将疑,对《十七条协议》的贯彻落实犹犹豫豫。这虽反映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既不想失去维护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与荣耀,又不得不面对中央人民政府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祖国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矛盾心态。但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为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所利用,并借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和宗教地位,为实现维护封建农奴制和开展分裂独立活动的阴谋,掀起了一股股破坏祖国统一、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浊浪,就《十七条协议》与中央人民政府及驻藏机构、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西藏爱国统一势力展开了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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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围绕《十七条协议》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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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翌日,即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不仅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各位代表,而且在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发表了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讲话。毛主席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35]就在当天,毛主席还亲自致信达赖喇嘛,强调:“这个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36]要求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配合解放军和平进藏和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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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十七条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由毛泽东拟定的《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就进军部署、物质补给、修建公路与机场,以及和平进军中应注意的问题,都做出了明确指示。首先,根据“多路向心”的进军策略,部署十八军从西康进驻拉萨、丁青和工布地区,十四军一部从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从玉树进驻囊谦地区,由新疆入藏的骑兵部队前往阿里地区。其次,根据部队所属军区,十八军及十四军之一部由西南军区负责补给,骑兵支队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再次,分别修建甘孜至拉萨、西宁至丁青等段公路,抢建甘孜机场及计划在丁青附近修建临时机场、在拉萨修建普通机场,以确保解放军和平进藏的物质运输。最后,毛主席再次提醒进藏部队注意:“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37]事实上毛主席早已估计到了解放军向西藏和平进军中,可能会遇到并不和平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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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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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美国蛊惑下随时都有可能出逃国外,导致《十七条协议》无法执行或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如前所述,美国通过夏格巴·旺秋德丹以及其他西藏反动分裂分子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着联系,蛊惑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和出逃国外,以作为自己在国际冷战格局中牵制中共的一颗“棋子”。同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因为年幼,并深受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影响而思想不稳,确实存在随时逃亡国外的可能性。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逃亡国外,就会造成西藏“群龙无首”的状态,并为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煽动残存的藏军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留下“口实”,从而导致《十七条协议》落空或增加该协议的执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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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严酷的自然环境也是和平进军的主要困难之一。当时从中共中央到西南军区、西北军区,都认识到了进军西藏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情况。早在和平进军之前,毛泽东就于1950年8月23日致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李涛,请其询问并督促空军司令部,为进军西藏准备30架高空运输机及相应的驾驶员。[38]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与西北局的汪峰等领导同志协商,通过天津、上海各地的皮革、军服等公司,为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提供充足的物资和装备。但是,十八军从四川雅安出发时,每人带了三四十斤大米、干粮,沿途行军,到甘孜后,部队就出现了粮荒。粮荒固然难克服,可自然环境更加难以忍受。据十八军老战士刘广润回忆:“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同冰河在一起。我们常常是翻一座雪山,就要蹚好几条冰河。这些冰河表面结着冰,冰下是湍急的流水。天那么冷,特别是早晨趟河,一脚下去,顿时一股寒流浸透全身。河面上用脚踩破或用棍子敲碎的冰,像刀子一样锋利。人和马在河里行走,腿被冰凌一划,立刻是一道血口子。干部战士趟过冰河,脚底都粘着碎石子,冰把脚底板和碎石子紧紧地粘在一起怎么也掰不下来。有时用劲一撕,竟连皮肉一起撕下来。”[39]如果说冰河像一排排锋利的尖刀划伤了战士的身体,那青藏高原的雪山更像一根根银针刺伤了战士们的眼睛,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据刘广润回忆:“那年月,部队的卫生条件差,大家的卫生保健知识也贫乏,根本不懂什么叫雪盲。离开玉树几天后,不少干部战士就喊叫眼睛疼,我也在其中之列。眼睛慢慢肿起来,痛得像刀剜一般,什么也看不见了。军医告诉大家,这就叫雪盲。有的连队,几乎一半的同志失明。行军时,战士们把绑腿解下来,大家牵着走。干部们焦急地说:‘这么多瞎子,遇上敌人怎么办?’连队为此还做好了应急准备。后来,在军医指导下,战士们想出种种预防雪盲的办法:有的把头发搭下来遮住眼睛,有的撕下一块军衣布把双眼蒙住;还有的用墨水把救急包里的纱布染成蓝色罩在眼睛上。休息的时候,大家摘下纱布,眼睛的四周是汗水粘下的蓝颜色,同志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简直哭笑不得!”[40]这些都反映了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人民解放军进藏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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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尽快适应西藏民间的风俗习惯,对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民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刘广润回忆道:“喝酥油茶,首先就是一大难关。那时我们喝的酥油茶可不是现在这个打法,连队用大锅烧上茶水,放一块酥油进去,用勺子搅几下,便成为酥油茶了。开饭前,大家排着队,一人喝一碗,作为纪律执行,喝少了还不行。开始,我们一喝就吐,有的同志甚至一闻到酥油味就吐。这时,部队干部站在茶水锅前带头先喝,并动员大家说:‘没有生活高原化,进军西藏就要成空话。我们战胜了千百万敌人,这一碗酥油茶就不能征服吗?’那些闻到酥油味就要吐的战士,捏着鼻子往嘴里灌,不久,部队都习惯了。”[41]同时,进藏部队还开展了学习藏话的活动,要求上至部队首长,下到一般士兵都要做到至少能说一般的生活用语。进藏部队还主动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据刘广润回忆:“部队官兵每到一地,对藏族群众的经幡、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都加以保护;行军途中,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冰雹满天,部队从不进民房,不进寺庙。……有一天,三营营部的卫生员行军时把路旁的一只秃头鹰打死了,虽然当时在荒原上没有群众看见,但是,为了严格遵守民族政策,仍然给了他严厉的处分,用以教育全体干战。”[42]由此可见,解放军进藏部队严格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主动适应藏族生活,克服内地人进藏的各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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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虽然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在川藏、青藏、康藏边境仍有帝国主义特务和国民党政府的散兵游勇,煽动各地藏族土司或头人,偷袭人民解放军小股部队,破坏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300多人的先遣支队抵达拉萨后,噶厦将这支部队安置在3个藏军代本营地之间,严密监视先遣支队的行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些藏军则以吐口水、扔石头、撞膀子等形式挑衅解放军战士。因此,如何尽快使人民解放军在拉萨站稳脚跟,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就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进藏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各路进藏部队火速进驻目的地,同时在西藏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和生产自救工作,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在藏势力,以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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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路进藏部队火速和平进藏,完成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战略安全任务。为策应张经武代表进藏工作和应对拉萨相对紧张的局势,1951年7月1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十八军后续部队从甘孜西进。8月29日再从昌都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高寒缺氧和补给困难,战胜雪山沼泽,于10月26日到达拉萨。当天就在拉萨举行了欢迎解放军大会,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拉鲁·次旺多吉等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兼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等人出席欢迎大会。11月15日,达赖喇嘛派基巧堪布[43]阿旺朗杰到进藏部队进行慰问。1951年8月20日,在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支持下,范明司令员和慕生忠政委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1100多人,与詹东·计晋美率领的班禅行辕先遣队200多人,携带大批粮食物资,从青海香日德向西藏进发,一路渡过黄河源头沼泽地和长江源头通天河,翻越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1日抵达拉萨。12月20日,十八军进藏部队与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表示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而英勇奋战。由新疆入藏的独立骑兵师后续部队,在1951年6月29日进驻阿里边境地区的普兰宗,8月2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解放了阿里全境。由云南入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在1951年10月1日进驻察隅,10日,该团一部进驻科麦,建立西藏地区第一个国防前哨基地。[44]至1952年7月,解放军除进驻前述各战略要地外,还兵分数路先后进驻日喀则、亚东、隆子等军事重镇和边防要地。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经中央批准,于195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3月7日,中央决定张经武留藏工作,兼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统一领导和开展西藏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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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夯实党在西藏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西藏的统一战线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为主的上层统一战线;一部分是以发放布施、免费治病、创办学校、抗灾救灾为主的群众工作。1951年11月4日,达赖喇嘛按照《十七条协议》精神,邀请班禅到拉萨“友好相见,畅叙友情”。[45]班禅亦决定尽快返藏,遂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返藏以后,一定要在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与达赖佛紧密团结,共商一切,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46]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班禅额尔德尼,称“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47]。12月19日,班禅由西宁启程返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派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往西宁送行。1952年4月28日,班禅到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班禅行辕代表,以及噶厦的噶伦、三大寺堪布等人,热烈欢迎班禅返藏。班禅在拉萨停留了43天,4次会见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在中共西藏工委的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方面与班禅行辕方面,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在6月16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拉让(即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备忘录》,解决了班禅方面的乌拉差役、军粮负担和归还原属班禅宗谿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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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央和西南局早就明确指出了在西藏上层开展统战工作的具体方针。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接见领受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时,指出:“要孤立顽固、抓紧中间、培养提高进步力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48]1952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必须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三大寺的统战,和在西藏一般的统战工作一样,仍应着重上层。任何上层分子,只要他们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我们都应争取。因此,现在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以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49]提出要重点开展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8月16日,中央再次致电西藏工委,明确指出西藏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50]10月27日,中央再次指示西藏工委,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位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项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51]因此,根据中央对西藏统战工作的具体指示,西藏工委确立了以争取达赖和班禅集团为主的上层统一战线方针,努力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大集团之间的和平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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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工委领导对达赖、班禅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和高级喇嘛,采取亲自做统战工作的方式,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和上层喇嘛则由各地区分工委、军分区的领导亲自做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拜访、请客、赠送礼品、联欢、庆祝重要节日等活动,联络感情、增加友谊、促进团结。另外,西藏工委从1952年至1957年,多次组织西藏参观团、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宗教参观团、青年参观团、妇女参观团等前往北京及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使藏族同胞感受到祖国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增加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以说,中央及西藏工委的上层统战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藏上层势力对《十七条协议》的疑虑,并为日后西藏工委与西藏伪“人民会议”的斗争,争取了一批西藏上层人士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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