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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西藏民主改革及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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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百万农奴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从1959年到1961年，在彻底平息反革命叛乱的同时进行的，这是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百万农奴轰轰烈烈的、自我翻身的解放运动。西藏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使西藏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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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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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社会民主改革在《十七条协议》中就有明确规定，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虽然提出了民主改革问题，但上层人士疑虑较多，有的公开反对。由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六年不改”（即1962年之前不进行民主改革），并说六年之后还要看当时的条件才能决定是否改革。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要永远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妄图实现“西藏独立”，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为了满足百万农奴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中央在决定平息西藏叛乱的同时，提前实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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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的地方政权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的刑罚。同时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西藏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央决定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受到了广大僧俗人民的拥护。周恩来总理指出：“顽固不化的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85]随着平叛的胜利，原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广大劳动人民强烈要求改革，他们说：“旧制度再不改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曲水县吞巴谿卡的农奴三次派代表找平叛部队，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民主改革，还把谿卡的反动头人扭送到曲水县交给工作队处理。许多地方的农奴和奴隶自发组织起来，选出代表请军管会或政府派出工作队去领导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许多上层爱国人士都表示坚决拥护“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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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通过的《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决议指出，“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86]在这次会议上，西藏各阶层代表600人列席会议，其中包括100名各地农民协会委派的翻身农奴，他们与党政官员和进步的贵族一起，共同商讨民主改革的大事，这在西藏历史上是第一次，说明西藏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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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叛乱提前了民主改革的进程，百万农奴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势不可挡，形势发展很快，任务很紧，需要很快制定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但是，西藏地方情况复杂，在农奴主阶级中有噶厦、贵族、寺庙三大领主，其中又有参加叛乱的和未参加叛乱的，有农业区和牧业区，有城镇和边境地区，这些都和内地几乎完全不同，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央和西藏工委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就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政策问题作了一系列明确规定。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西藏民主改革时说，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由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保证他们在改革后生活水平不降低。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使西藏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4月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要求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密切团结西藏各阶层的爱国僧俗人民，区别对待未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参加叛乱而迅速投诚的和坚决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注意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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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在副书记张国华亲自主持下，于1959年4月下旬，讨论拟定了《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草案规定了平叛改革中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等一系列问题，对农区、牧区、寺庙、城镇的民主改革制定了不同政策。5月31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认为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中央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走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三反双减”[87]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方案明令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反动分子、寺庙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牲畜、房屋，一律按照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是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政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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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民主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各分工委在解放军的配合下，派出干部到各宗接管旧政权，建立军管会或县区人民政府；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协会。为搞好民主改革，西藏工委采取了先行试点的办法。1959年5月，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明、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分别率领工作队到拉鲁·次旺多吉在东噶宗的羊达谿卡和叛乱头子索康·旺清格勒、凯墨·索安旺堆在乃东宗的克松、凯墨谿卡，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摸索开展“三反双减”运动的经验。随后，拉萨、昌都、江孜、塔工等分工委负责同志，也率领工作组到农村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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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以后，西藏工委指示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陆续开始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工作，民主改革运动随即在西藏高原逐步展开。农村在进行第一步“三反双减”运动之后，接着转入第二步土地改革；牧区开展了“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实行牧工牧主两利）运动；寺庙开展了“三反三算”（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和算政治迫害账、算阶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运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内地省、市的支援，1959年夏，中央从北京、天津、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市调了3000多名各级干部进藏参加民主改革工作。刚从内地进藏的汉、满、蒙、朝、回各族干部，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等困难，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迅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引导群众开展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执行平叛任务的同时，还大力支援地方的民主改革，除输送880多名干部和老战士转业到地方工作外，还抽调5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组），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和内地其他院校学习的4000多名藏族干部和学员，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迅速返回西藏，投身到民主改革的激烈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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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会议拥护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采取的和平方针，认为在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和自上而下进行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西藏农牧区的阶级关系、阶级剥削及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一套具体的政策、规定，颁布了《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等4个文件，随后，又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在民主改革中建立各级政权组织的指示》《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实施办法（草案）》《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关于执行赎买政策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等文件，西藏工委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规定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符合实际的西藏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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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民主改革中，制定的各项政策富有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给农奴主以生活出路，享有公民权利；在群众诉苦的日子中，一般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对上层爱国人士一律保护过关，并在政治上给以适当安排，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第二，从西藏农牧区阶级关系的实际出发，在民主改革中，农村不划富农阶级，扩大了团结面；在牧区没有公开划阶级，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保证了牧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三，在城镇的民主改革中，除三大领主控制的工商业按参加过叛乱与未参加过叛乱区别对待外，由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城镇民主改革中没有划资本家阶级，大大调动了城市工商业个体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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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农区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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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百万农奴被视为会说话的牲畜，饱受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终年衣不蔽体。在平叛进行的时候，广大农奴积极支援解放军，强烈要求消灭农奴制度，早日翻身解放。接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改革运动便以雷霆万钧之势，烈火燎原般遍及“世界屋脊”。从金沙江边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广大农村，农奴们砸烂缠在身上的人身依附、高利贷和乌拉差役三条锁链，召开诉苦会、斗争会，揭露农奴主残害农奴的血腥罪行。大批农奴积极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农奴向农奴主讨回并烧毁高利贷、土地等的契约，分田分地，声势浩大。农奴主阶级的威风扫地，百万农奴翻身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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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满足翻身农奴对土地的要求，进行分配土地，实现农牧民的个人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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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三反双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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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先叛先改、先腹地后边境的具体安排，进行“三反双减”的运动，首先在先解放的农区展开。农区的“三反双减”运动开始后，由藏汉族干部组成的大批民主改革工作组纷纷深入广大农村，按照《十三项政策》规定，执行“坚决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阶级路线”[88]来组织发动群众。根据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的规定，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在当年实行了“二八减租”，即农奴主和农奴实行二八分成，当年收成扣除种子之后，农奴得八成，农奴主得二成。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农奴放的旧债，对放给劳动人民的新债按月息一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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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工作组进村以后，首先与贫苦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在田间帮助群众劳动，晚上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大体上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发动群众。通过宣布党和政府的平叛、改革政策，揭露叛乱分子的罪行，深挖残余的和暗藏的叛乱分子。通过宣布“三反双减”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群众，初步划清了依靠、团结和打击对象。第二步是开展诉苦斗争。通过开展各种类型的诉苦活动，控诉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罪行，发动群众进行控诉和说理斗争，揭露农奴主阶级的叛国罪行和农奴制度的残酷、黑暗和落后。通过诉苦算账，开展反叛乱、反恶霸的斗争，提高农奴的阶级觉悟，把压在农奴头上的盖子掀掉，打掉农奴主阶级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扩大农村的阶级队伍。同时，在反叛乱的基础上，开展反高利贷、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的反封建特权斗争，落实减租减息政策，使劳动人民初步得到改革的实惠。第三步是正式成立农民协会。通过诉苦斗争进一步培养和扩大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与骨干，建立农民协会的筹备组织，组织阶级队伍。同时，通过解放奴隶并帮助他们安家，总结经验，为下一阶段的土地改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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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双减”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让广大农奴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过程。广大农奴和奴隶通过诉苦活动，认识到祖祖辈辈遭受苦难的根源就是封建农奴制度，因而斗争信心大增，白天在地里积极劳动，夜晚摸黑到几里外的谿卡庄园去参加诉苦斗争会。拉萨市在1959年4月15日和7月26日，两次召开万人大会，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农奴和奴隶，昂首阔步地走上主席台，控诉农奴主阶级发动叛乱和剥削农奴的罪行，使许多昨天见了农奴主连头都不敢抬的奴隶、农奴，今天挺起腰杆，怒指叛乱农奴主。在各地召开的诉苦会上，农奴们历数农奴主害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的情形，他们坚持要求推翻黑暗的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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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三反双减”运动的地方，翻了身的农奴和奴隶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载歌载舞，挥舞鲜花彩旗，召开庆祝大会。会场和农村贴满了“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翻身不忘共产党”和“庆祝‘三反双减’运动的伟大胜利”等藏文标语。翻身农奴高兴地给农会干部和工作队员们献上洁白的哈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农奴们畅谈翻身的喜悦，商量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工作。当那堆积如山的封建地契文书和高利贷债据，被烈火烧成灰烬时，翻身农奴唱起了早就想唱的歌：“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的痛苦再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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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下半年，有51个县的650多个相当于乡的点，45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三反双减”运动。据拉萨、山南、江孜、日喀则、塔工5个地区的统计，废除三大领主的高利贷850万克粮食，减租减息折粮30万克，共折合粮食6亿多斤，翻身农奴人均1500多斤粮食。据拉萨、山南等5个地市的统计，解放奴隶2万人，发放安家粮58万克，并给他们分了房屋、农具以及生活用品。这些世世代代当奴隶的人们，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了生活的主人。各地工作组还根据一些奴隶因长期在农奴主家被迫从事简单笨重的家务劳动而不懂生产技术、不会独立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安家后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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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中旬，西藏地区第一个乡农民协会克松农民协会和第一个县农民协会乃东县农民协会先后成立，昔日的农奴和奴隶成了农会主席和农会委员。随后，各地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广大农村，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昔日骑在农奴头上、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农奴主威风已经丧尽，低头认了罪，广大翻身农奴和奴隶昂首挺胸，扬眉吐气，成了农村的主人。他们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只照在贵族的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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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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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区大多数农村基本完成“三反双减”运动的基础上，1959年9月下旬，西藏工委召开扩大会议，认为农民协会已经成立，叛乱分子和反动农奴主已经打倒，贫苦农奴和奴隶的阶级优势已经建立，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十分迫切，分配土地的条件已经成熟。西藏工委决定，在农村进行民主改革的第二步，即土地改革。9月16日制定了《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9月下旬，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决定》的有关政策。这些政策和办法，完全不同于内地当年土改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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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土地工作阶段，首先是划分阶级，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根据西藏工委《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决定》，在西藏农村只划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农奴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是农村中的剥削阶级，占总人口的近5%。农奴阶级是农村中的被剥削阶级，其中包括四个阶层，即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和奴隶，都属于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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