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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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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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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的情况下，不断深化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地方长期实行供给制的经济体制，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使西藏地方的改革之路难以迈进。为了帮助西藏地方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这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实现西藏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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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变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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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以后，西藏地方虽然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执行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制定的方针和特殊政策，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西藏地方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连续3年（1981～1983年）的自然灾害，使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严重制约。中共中央为使西藏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伐，于198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范围，并对西藏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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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84年8月19日，中央领导人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把西藏地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10月23日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及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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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西藏地方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中央先后召开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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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藏地方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缺乏足够的经验，使西藏工作在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下遇到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把西藏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砝码，并把1959年发动叛乱、逃亡国外的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在西藏制造骚乱的工具，多次制造骚乱闹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也给西藏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埋藏下了隐患和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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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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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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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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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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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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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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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75年11月，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该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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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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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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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仁山（1912～1984），原名周翔生，字凤歧。1912年11月生于甘肃华亭县，汉族。1936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研究员、三边专署副科长、中共内蒙古鄂托克旗工委书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盟委副书记兼伊盟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海省委民族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委副书记，青海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11月7日溘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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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郭锡兰（1919～1985），山西临县人。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晋绥抗日根据地临县第四区区长、科长，临南县委宣传部长、县长，离石县县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解放区的中学校长，中共晋绥分局党校部主任，地委宣传部长，中共晋绥3地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西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纪委副书记，中共西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西康省财计委党组书记。1956年任中共西藏工委计划局局长兼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常委、副书记。1959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1982年7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二大代表。1985年8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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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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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80年6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颁发了《关于纠正错划富农牧成分的通知》，8月又颁发了《关于纠正城镇错划资本家的通知》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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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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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即隆子县的列麦公社，被自治区树为“学大寨”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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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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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3页。该书记载是5000人，经调查实际人数是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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