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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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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历史里中国现代化命题的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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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进行和实现现代化这个命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种主张很多，大体上有三种选择：一是企图在保存原有社会基础上，不改变旧制度，主张仅仅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搞现代化以强国。这是晚清中国当权统治阶级的主张，其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规模的“洋务运动”是其标志。二是改变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这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三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对国家制度的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国情的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使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而想依附帝国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自立自强，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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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认为中国的命运只有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有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才能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1]这清楚地指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别的什么道路。1949年毛泽东更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2]新中国成立，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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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在一次会议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3]同年底，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表述，同最初表述相比，重要的变更之一就是在工业化之前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从而突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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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当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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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世界已处于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社会主义日趋生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全面开展，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人和物的潜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能够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的道路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无论有多少特殊的情况，在道路选择的大背景上与全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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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当时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几乎都体现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追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这一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历史证明，这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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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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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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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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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论述的研究，可以看到制度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大历史观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前，受英印影响而产生的零星现代化建设项目，在封建农奴制的笼罩下，一时风光之后便奄奄一息，最后一一失败是必然的。西藏和平解放，意味着揭开了具有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序幕，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从1959年民主改革后才开始的，从现代化的本质含义来看，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虽仅表现为初始阶段，但已经解决了现代化与社会制度改变的关系问题，即使是1965年之后的10年，因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西藏现代化进程并未停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西藏地方逐步开始全面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结合西藏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的关键时期，拉萨发生了多起严重的骚乱事件，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了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然而，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旦起步便是不可阻挡的，最终一定能与全国兄弟省区市一起实现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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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共中央为纠正当时西藏工作不正常的局面，也为解决西藏地方的发展问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形成《中央政治局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十条指示”）。这个纪要在西藏传达之后，引起干部职工的强烈反响，大家交口称赞并以此十条指示为宗旨，计划开展新工作[5]，此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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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1年先后两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确立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发展格局。这两次重要会议，被称为“两个里程碑”。自治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手抓稳定局势，把反分裂斗争由被动应急转向主动治理；一手抓经济建设，从长期供给型、封闭型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既保证了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才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层次的背景下，启动了西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轮高潮。对西藏地区现代化的所有研究，都应该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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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对中国西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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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及两极冷战的结束，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并成为引发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对世界各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帝国主义势力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强权政治[6]的重要工具，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教派纠纷，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使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严重干扰着各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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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由于达赖分裂集团长期进行分裂主义渗透，成为西藏地区乃至全国政局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使西藏地区和相邻省藏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西藏在现代化建设中，还要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这是西藏经济社会长期缺乏自身内生发展现代化能力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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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冲击，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民族主权国家相继建立，以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使人们深深感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民族解放运动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确实是一支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革命力量。但近几十年来，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引起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民生凋敝，长期为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这又使人们深深感到，民族因素的确是一种难以处理而又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无疑是一种滋事生非、危害极大的破坏力量，凡是这样的地区，现代化都出现了大倒退，出现了大面积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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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以后，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分裂而来的，并不是西方大国所许诺的和某些天真而轻信的人所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和“繁荣”，而是近四五十年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平静和稳定状态的欧洲，竞触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互相仇杀乃至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并由一国内部之争演变为国与国之争，从而招致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严重威胁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局势的平稳与安定。苏联解体后暂存的“独联体”，因民族冲突所造成的大混乱，导致经济一落千丈，各族人民均陷于困顿之中，现代化进程被迫倒退。所有这些，引起了全世界人民普遍的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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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总的来看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世界格局变换，其中有两次是通过世界大战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凡尔赛格局；[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雅尔塔格局；[8]而最近一次世界格局则是通过“冷战”与“和平演变”来实现的。尚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过程之中，正在从美苏两极对歭时期的冷战格局开始由崩溃而向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无论是通过“冷战”还是“热战”，是通过武力较量还是“和平演变”，伴随着这三次格局而起的，还有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即每次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之后，都有新兴的民族国家诞生或某个国家被民族主义势力分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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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可是，事与愿违，战争的结局反而使他们的势力遭到削弱，促使工农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三个帝国的废墟上，还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如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埃及等20多个国家。这次民族独立浪潮可以看作是西欧民族运动向东方的扩展和延伸，其性质同样是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只是在时间上比西欧推迟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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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只是随着苏联的参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其性质才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大战的结局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德、意、日战败投降，英、法两国趋于衰落，只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势力的日益壮大，在欧亚大陆涌现15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亚、非、拉和大洋洲先后建立了近100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中亚洲25个，非洲49个，拉丁美洲13个，大洋洲12个）。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不仅冲垮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而且也摧垮了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且，由这些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霸权主义和反强权政治的巨大力量，完全改变了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民族关系格局，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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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美苏冷战结束而兴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局势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其具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其一是兴起于冷战结束之后，而不是经过世界大战；其二是多数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矛头既不是针对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也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三是出现于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苏联一分为十五，并在原南斯拉夫和苏联境内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乃至演变成为民族仇杀的新型战争，这种由民族主义发难导致的国家分裂，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逆动，所有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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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在世界种种错综复杂的众多矛盾当中，有三种矛盾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第一种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西西矛盾”；第二种表现为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第三种表现为“和平演变”[9]与反“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东西矛盾”。而且，在这些所有三大矛盾和其他矛盾之中，都有某种特定的民族因素贯穿于矛盾过程的始终。世界民族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斗争；第二个层次是跨国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等[10]，以及某些国家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第三个层次则是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如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以及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个层次的民族问题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有时还会相互渗透、彼此交错和纠缠在一起，从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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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宗教问题。事实上，民族、宗教问题在诸多情况下是纠缠在一起，难以理论或分解清楚的。在当今世界，每个民族就整体来看，都是信教的，完全不信教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不同民族在信教人数和信仰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从本质上讲，宗教有很强的排他性，如此就产生了民族关系中的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处理得如何，主要取决于该国家当权者执行的宗教政策。一个国家，宗教信仰政策符合实际，问题会少得多，否则矛盾、差别很可能酿成冲突，甚至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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