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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本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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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是中国百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百年史中的历史地位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西藏地方处在极端封闭的“世界屋脊”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上；其次表现在西藏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民族聚居区，具有其民族和宗教的诸多特点。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在20世纪40年代前惊人的滞后，几乎完整地保留着封建农奴制的各种具体形态；另外，藏传佛教入世后形成的领主阶层，使“政教合一”的统治产生了超稳态的延续。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引导下，西藏地方改革在特定时期猛烈地冲击和埋葬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对西藏地方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深，是西藏地方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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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处中国边疆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地缘政治中一直极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价值。西藏百年史研究对这种地缘政治的价值应当有一个挖掘，将重要的史实一一呈现在百年发展的全过程中。西藏各族人民不仅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道肩负争取民族解放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而且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活动中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必须予以规律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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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地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沿着历史规律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封建农奴制下的庄园经济是西藏地方最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形态，同时还有部落形态的游牧经济，保持刀耕火种的山林经济，以及由于帝国主义染指而产生的买办商业经济，还有微不足道但体现工业文明影响的零星工业。凡此种种，都笼罩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重压之下。尽管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顽固派千方百计维护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制度，妄图使其永存，但最终也挡不住西藏封建农奴制及其基础庄园经济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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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领主的统治，体现西藏地方上层建筑的政治特点，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法律和管理制度，展现出与现代文明进步相隔绝的极少数人的意识形态是极其落后和残酷的，只能使本来就处在封闭地理环境中的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人均寿命相当短促，精神状态麻木萎靡。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的人口增长极其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占西藏地方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完全被剥夺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农奴主阶层占有西藏地区全部的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对农奴具有生杀予夺、随意买卖或当作礼品相互赠送的权力，是人类历史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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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旧西藏黑暗落后的社会制度，是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时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开辟了西藏人民解放的道路，维护了国家对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但是，西藏上层的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特权，于1959年3月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抓住时机在西藏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苦难深重的百万农奴，使西藏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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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历经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改革开放，特别是“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光辉历史进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从落后走向了进步，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从专制走向了民主，从封闭走向了开放；西藏地方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世纪；藏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行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所以，西藏百年史应当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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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史，也是藏族人民当家做主，在祖国大家庭中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科学认识这一历史，将其纳入西藏百年史的研究之中，对西藏地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史学的解读，是本课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艰难又富于创新的历史过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历史的着眼点有：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保证的前提下，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共同发展，这是西藏人民当家做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条件；始终把文明进步作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据和内容，实现好、发展好西藏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在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富裕，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模式；西藏人民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应发挥其历史主体地位和革新创新精神，实现并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权益和经济诉求，是西藏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和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源泉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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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藏地方也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使西藏地方的发展实现了由缓慢、快速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步，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但是，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于1987年至1989年，连续不断地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骚乱，严重干扰了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中央的正确决策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反分裂斗争从被动应急转向主动治理，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转向长治久安，为西藏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西藏工作在1989年实现了重大的转折，并历经两个里程碑的发展过程，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由快速发展逐步迈上了新的跨越式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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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西藏做好维护稳定工作，既是西藏地方自身发展进步所必需的，也是西藏对中央和全国人民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西藏地方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地方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各族人民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同驻藏部队一道，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国外敌对势力和区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为维护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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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研究这一段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委托西藏社会科学院具体承担项目研究和撰写工作。我们这个组承担了“西藏百年史研究”下册的编撰任务。为完成身上肩负的重任，我们编写组成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写作分工，原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孙勇同志负责第一章的撰写工作；王春焕教授负责第八章的撰写工作；徐伍达硕士研究生负责第七章的撰写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志民博士负责第四、第六章的撰写工作；许广智教授负责第二、第三、第五章和导论、后记的编撰工作。全部书稿由许广智教授和徐志民博士负责修改定稿。在全书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西藏社会科学院领导和各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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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按照编写大纲的要求竭尽全力，尽力体现本书的特点，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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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全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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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于2007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作为该院重点课题立项，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扶持下，于2008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给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本书是该项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外，还形成了“西藏口述史”系列丛书［藏汉文8本书，如《口述当代西藏第一》、《口述西藏百年历程》（上、下）、《口述西藏十大家族》等］和《西藏百年史史料选辑》（藏汉文5本书）两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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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一是要把西藏近现代历史融会贯通，将1888年至2005年这百余年来西藏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深入研究西藏百年来的这段历史，从而更好地发现西藏百年历史的内在规律性；二是要弥补当前西藏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偏重编年体叙述方式的不足，突出“研究”这一视角，较多地反映学者对这一段西藏百年史的看法和认识。此外，对西藏百年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试图充分反映西藏百年来历史上的主要事件以及历史延续中贯穿的主要脉络，也包括一些具体事件及不常见到的史料，可以起到“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作用。对这项重大历史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非常重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接见西藏社会科学院主要负责同志时多次谈到该书，并就该书的时间跨度、参加编写的人员构成等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在课题下达前即指示要由藏族同志担纲负责并担任主编，邀请课题组成员进行座谈，从体例内容到时间跨度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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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这一重大课题研究项目，西藏社会科学院立即着手成立了编委会，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社会科学院院长白玛朗杰担任编委会主任，孙勇、仲布·次仁多杰同志任编委会副主任。编委会成立后，课题组多次召集会议，对编写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具体指导。以此为基础，课题组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组成编写班子。按照西藏社会科学院开放办院、合作办院的原则，在安排本院专家学者参与编撰工作的同时，专门邀请了区内外其他单位专门研究西藏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工作，并担任《西藏百年史研究》上、中、下三册的主编。上册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教授负责，中册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谦平教授负责，下册由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许广智教授负责。可以说，这三位专家都是国内研究西藏近现代历史的权威，且又有各自所擅长的领域，他们的参与和主笔，既体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公开、透明和学术研究的厚重程度，又确保了这一研究课题能在国内同类课题中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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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不仅要做到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还要做到资政当世、教化后人。为此，“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一开始就有新的设想，要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对西藏近现代历史进行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这是一次异于前人的研究历程，更是一次在西藏历史研究方面的创新。首先，课题组第一次将“口述史”引入课题研究中，以亲历西藏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来见证以往的那段历史，从而有助于《西藏百年史研究》的史实部分更加直观、丰满、真实。其次，在引入“口述史”的基础上，课题组还加强对西藏近现代百年历史的文献收集工作，通过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编辑，为课题研究工作奠定史料的基础。文献资料与口述史相结合，确保《西藏百年史研究》能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面向世人，也更容易得到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肯定。再次，课题组弱化全书的“记史”功能，避免落入前人研究西藏近现代史的窠臼，更加强调“研究”二字，突出史论相结合，力争在编写过程中运用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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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成员的沟通，进一步统一对课题的认识，2008年6月至8月，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何宗英、许广智等在拉萨反复磋商，给出了编写大纲草稿，又几易其稿，完成了《西藏百年史研究》大纲初稿，上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当时，科研局负责工作的王政、刘晖春同志先后两次在拉萨和北京与孙勇、仲布·次仁多杰面谈，提出《西藏百年史研究》不能与国内其他正在进行的同类课题一样，写成编年体的史书，要在充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把对西藏百年来的历史研究在以前的基础上推进一步。这是对课题组编撰工作具体的要求，也对课题的体例进行了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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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社会科学院在课题开展期间，召开了三次《西藏百年史研究》专题工作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2009年的春夏之交于成都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十几名研究西藏近现代历史的专家学者。与会专家就编撰《西藏百年史研究》的起始和结尾时间、编写的体例、初步的框架结构、每册的字数、邀请参与编写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参与编撰人员组建子课题组等问题进行了商议。有的专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课题的撰写，但留下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主要是各册负责人就《西藏百年史研究》的研究大纲进行审定，通过此次会议的研讨，上、中、下三册的体例、风格、思路等大体得到了统一，上、中、下三册的研究大纲逐渐靠拢，开始成为一个整体，波澜壮阔的全景式西藏百年史的研究主旨在研究大纲中得以体现。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8月在拉萨举行，此次会议最后确定了《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框架结构，对前期专家编写的稿件进行了审核评议，并就下一步的修稿工作进行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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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次研讨会就史论式的研究对以下十个主要问题做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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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写史过程中要把西藏地方问题放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结合国内外局势变化来分析研究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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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书不再按传统编年体的方式累积史料，而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历史材料进行整合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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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本书不能简单地写成一部反分裂的西藏历史，反分裂是《西藏百年史研究》的一条鲜明主线，但是还有围绕这一主线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众多因素，都要在书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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