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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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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三节 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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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即基督教之聂思脱里派（The Nestorian Christanity），该派以其创始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而得名。因其主张基督耶稣只有人与神的二重性，在431年的以弗所（Ephsus）宗教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后为罗马皇帝所逐，其信徒流亡东方，由叙利亚进入波斯，组织迦勒迦教会（Chaldaean Church），亦被称为亚叙利亚教会（Assyrian Churchs）。约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始由叙利亚人阿罗本（Alopen）传入中国，被习称为景教。唐初，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景教很快传播开来，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32]了。西安、洛阳、灵武、盩厔、沙州（今敦煌）、广州、高昌（今吐鲁番）等地都已有了景教徒的活动。[33]但这种发展并未能持续很久，到9世纪中叶即告中断。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僧寺四千六百区，招提若兰四万间，并“勒大秦（即景教）、穆护、拨（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34]使道教以外的诸宗教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在内地的景教便趋于灭绝，唯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吐蕃统治，超出了唐中央的控制范围，景教势力得以幸存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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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敦煌发现的基督教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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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与景教的接触，史无明载，从现有的史料看，应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后。景教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较为活跃，从敦煌出土粟特—突厥文（编号Or. 8212-86）信札看，归义军政权在敦煌地区的景教徒与高昌回鹘景教徒之间存在着商业往来。[35]此外，甘州等地的景教徒也频繁在敦煌地区活动，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油破历》记载隆德年间（921～923年）或稍后，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归义军宴设司用于招待这些波斯僧的破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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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密骨示月面七斗……二十六日支纳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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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甘州指的应是甘州回鹘，波斯僧则无疑是景教僧人。从史书记载看，景教僧常充任高昌回鹘的使节出使中原。[37]如“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38]“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锡赉有差”。[39]其中的波斯外道，其实指的就是景教徒。由是以观，甘州回鹘重用景教徒充任使节，以沟通与归义军间的联系，亦属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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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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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四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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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甘州回鹘之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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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与佛教的接触，其实早在摩尼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时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年）。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外九姓”之一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酋长，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40]727年，居住于河西地区的铁勒诸部与唐河西节度使王君发生矛盾，王君以铁勒诸部谋反为名，“以法绳之”，将其首领流放各地，其中就有浑部酋长浑大德，被流放吉州。[41]大德，梵文作bhadanta，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在我国隋唐时代，凡从事译经事业者，特称大德。此外，统领僧尼的僧官，也称大德。浑部如同契苾部一样，也是回鹘“外九姓”之一。这些都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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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叶，回鹘牟羽可汗由洛阳携四摩尼僧入漠北，经过与旧有宗教萨满教的斗争，摩尼教终于战胜对手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820年左右镌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描述了摩尼教在回鹘帝国中初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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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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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牟羽可汗之先世确曾接触过佛教。但学者同时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不曾在漠北回鹘中有所传播，主要证据是唐代圆照所撰《悟空入竺记》有如下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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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五年（790年）……九月……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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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回鹘未与佛教接触的证据。其一，贞观五年，回鹘已定摩尼教为国教，其可汗（即引文中所说的单于）不信佛法那是自然之事，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前世可汗也都不信佛法。其二，回鹘可汗不信佛法，也不等于民众都不信佛法。9世纪中叶西迁后，回鹘汗室一直尊信摩尼教，但民众大多信奉的却为佛教。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祆教和景教等。再说，早在回鹘西迁之前的8世纪末至9世纪初，漠北回鹘汗国（744～840年）的势力即已扩展到新疆的北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高昌（新疆吐鲁番市）、龟兹（新疆库车县）乃至中亚的伊塞克湖地区。北庭、龟兹当时为回鹘汗国经略西域的军事重镇，驻有大量军队，与吐蕃抗衡；高昌也逐步发展为回鹘汗国在西域的一大宗教、政治中心。这部分回鹘人长期生活在佛教高度发达的西域地区，不可能完全不受佛教的濡染。21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大批回鹘佛经残卷中就有10世纪左右北庭回鹘人翻译的佛典，且翻译水平相当高，足见早在回鹘西徙前，天山东部的回鹘人中即已有不少佛教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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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来流行的萨满教而成为回鹘国教，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迅速发展，而传入回鹘更早的佛教却不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首先，它是回鹘社会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摩尼教和佛教比多神论的萨满教更适应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回鹘统治者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的结果，林悟殊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信仰上亦不得不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的左右。”[44]应该说，这个见解既新颖而又不无道理，对认识回鹘摩尼教传播的原因，厥功甚伟，但细审之，仍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因为粟特人不唯摩尼教是奉，佛教也是他们尊崇的主要宗教之一。[45]笔者以为，牟羽可汗不选择佛教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回鹘人草昧初开，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相较而言，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就显得容易多了，尽管摩尼教同佛教一样有戒杀生、忌茹荤等多种与回鹘游牧生活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从历史记载看，北方草原民族不管是摩尼教徒还是佛教徒，其实对戒杀、忌茹荤之类戒律的遵守都不是很严格的（僧侣除外），此乃生存环境使然。易言之，尽管摩尼教和佛教都有成为回鹘国教的机会，但相对于佛教而言，摩尼教的义理比较简单，更能适应于回鹘游牧民简朴的文化氛围。以上三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佛教在漠北回鹘中虽然也有过传播，但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对回鹘社会造成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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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很快皈依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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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漠纪闻》卷上对甘、凉、瓜、沙回鹘佛教状况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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