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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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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四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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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甘州回鹘之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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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与佛教的接触，其实早在摩尼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时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年）。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外九姓”之一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酋长，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40]727年，居住于河西地区的铁勒诸部与唐河西节度使王君发生矛盾，王君以铁勒诸部谋反为名，“以法绳之”，将其首领流放各地，其中就有浑部酋长浑大德，被流放吉州。[41]大德，梵文作bhadanta，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在我国隋唐时代，凡从事译经事业者，特称大德。此外，统领僧尼的僧官，也称大德。浑部如同契苾部一样，也是回鹘“外九姓”之一。这些都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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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叶，回鹘牟羽可汗由洛阳携四摩尼僧入漠北，经过与旧有宗教萨满教的斗争，摩尼教终于战胜对手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820年左右镌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描述了摩尼教在回鹘帝国中初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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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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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牟羽可汗之先世确曾接触过佛教。但学者同时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不曾在漠北回鹘中有所传播，主要证据是唐代圆照所撰《悟空入竺记》有如下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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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五年（790年）……九月……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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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回鹘未与佛教接触的证据。其一，贞观五年，回鹘已定摩尼教为国教，其可汗（即引文中所说的单于）不信佛法那是自然之事，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前世可汗也都不信佛法。其二，回鹘可汗不信佛法，也不等于民众都不信佛法。9世纪中叶西迁后，回鹘汗室一直尊信摩尼教，但民众大多信奉的却为佛教。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祆教和景教等。再说，早在回鹘西迁之前的8世纪末至9世纪初，漠北回鹘汗国（744～840年）的势力即已扩展到新疆的北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高昌（新疆吐鲁番市）、龟兹（新疆库车县）乃至中亚的伊塞克湖地区。北庭、龟兹当时为回鹘汗国经略西域的军事重镇，驻有大量军队，与吐蕃抗衡；高昌也逐步发展为回鹘汗国在西域的一大宗教、政治中心。这部分回鹘人长期生活在佛教高度发达的西域地区，不可能完全不受佛教的濡染。21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大批回鹘佛经残卷中就有10世纪左右北庭回鹘人翻译的佛典，且翻译水平相当高，足见早在回鹘西徙前，天山东部的回鹘人中即已有不少佛教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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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来流行的萨满教而成为回鹘国教，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迅速发展，而传入回鹘更早的佛教却不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首先，它是回鹘社会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摩尼教和佛教比多神论的萨满教更适应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回鹘统治者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的结果，林悟殊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信仰上亦不得不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的左右。”[44]应该说，这个见解既新颖而又不无道理，对认识回鹘摩尼教传播的原因，厥功甚伟，但细审之，仍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因为粟特人不唯摩尼教是奉，佛教也是他们尊崇的主要宗教之一。[45]笔者以为，牟羽可汗不选择佛教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回鹘人草昧初开，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相较而言，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就显得容易多了，尽管摩尼教同佛教一样有戒杀生、忌茹荤等多种与回鹘游牧生活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从历史记载看，北方草原民族不管是摩尼教徒还是佛教徒，其实对戒杀、忌茹荤之类戒律的遵守都不是很严格的（僧侣除外），此乃生存环境使然。易言之，尽管摩尼教和佛教都有成为回鹘国教的机会，但相对于佛教而言，摩尼教的义理比较简单，更能适应于回鹘游牧民简朴的文化氛围。以上三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佛教在漠北回鹘中虽然也有过传播，但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对回鹘社会造成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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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很快皈依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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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漠纪闻》卷上对甘、凉、瓜、沙回鹘佛教状况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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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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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刲羊、饮酒并以血涂佛口等习俗，应为古代藏族苯教祭祀仪式的遗存。苯教在祭祀时常以动物为牺牲。《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在吐蕃每年一次的盟誓仪式上，要宰杀羊、狗和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每三年一次的大祭祀活动中，要宰杀犬、马、牛、驴为祭品。唐长庆三年（822年），唐蕃于拉萨会盟，吐蕃方面的主持人钵阐布是佛教僧人，会盟根据传统习惯要歃血，即将所杀牲口的血抹在嘴上表示信守誓言，但钵阐布作为佛教僧人拒绝参加这个仪式。后来，西藏佛教在祭祀形式上虽还受苯教影响，但已不再屠杀活的牲口，而是用牛、羊的模型或者用酥油捏一些供品，或者用木头刻一个鹿头等，来代替杀牲献祭。可见，当时回鹘人在改崇佛教的同时，吐蕃苯教的一些宗教仪式也为回鹘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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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佛教的流行，在完成于940年之前的大食人米撒尔之游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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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城有一所很大的祈祷之寺庙，这里有重要的行政机构，有完整的法律。据说，他们的祈祷寺比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还要大，里面有供像、肖像、偶像和一尊很大的［弥］陀像。他们不屠宰［动物］，什么肉也不吃，屠宰一头牲畜者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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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僧侣不食动物肉，这与中原地区佛教戒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大般涅槃经》卷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即云：“不听声闻弟子食肉。”[47]及至梁武帝，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实行素食制度。他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素食主张。他宣扬只有素食，才能“远离地狱”，得好果报。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48]回鹘佛教本身就是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49]但是，就“屠宰一头牲畜者斩”这一规定来说，似乎有点过头了。回鹘本为游牧民族，在入居河西走廊后，农业经济尽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游牧半游牧经济仍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宰杀牲畜应是常见现象，当不至于会有如此的峻法，即使仅仅针对僧侣也让人难以置信。应作何解释，尚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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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佛教僧侣，也受到了甘州回鹘可汗的敬重，常以之为使，出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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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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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元年（998年）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来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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