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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五章 甘州回鹘的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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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坩埚,氐、羌、汉、匈奴、丁零、月氏、乌孙、塞种、铁勒、突厥、吐蕃等民族都曾于这里繁衍生息,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交相辉映,对后来回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河西又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荟萃聚集之地,这些因素对回鹘文化的形成也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从敦煌、吐鲁番、龟兹、北庭、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化遗物,如文书、历法、石窟壁画、雕塑、钱币、丝绸、宗教作品中都可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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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西迁河西以后,其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多改变。在西迁前,回鹘文化是单一的突厥文化传统,主要接受汉文化之影响,随着摩尼教的传入才开始与来自波斯的粟特文化有了接触,并接受其文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西迁后,这种文化氛围大为改观,在西域、河西诸地同时并存的多种文明,除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外,更有来自希腊和阿拉伯、波斯的文化气息,使初到此地的回鹘人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文明兼收并蓄之合成特色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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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一节 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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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鹘文的普及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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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崛起朔漠,草昧初开,文化比较落后。8世纪中期摩尼教的传入,给回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随同摩尼教的传入,回鹘人开始接触较高的文化——粟特文化,同时也接触了用以承载这种高度文化的文字——粟特文。摩尼教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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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回鹘原为游牧民族,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直到摩尼教的传入,才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朗及地中海地区的先进文明。因为摩尼教综合了诺斯替教(Gnosis)[1]、祆教(Zoroastrians)和佛教的各种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唐朝与回鹘汗国之间,不断地将先进的唐文化加以吸收,来自东西方的诸文化与回鹘结合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融通杂糅而形成回鹘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所传播的粟特文,后经过改造创制了回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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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中叶,是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却甚为稀见,唯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国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发现的回鹘文碑铭《乌兰浩木碑》[2]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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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最早的回鹘文文献——乌兰浩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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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中叶,回鹘帝国崩溃后,部众大量西徙入河西走廊和新疆,此后,回鹘文才得到了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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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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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个,突厥文(即回鹘文——引者)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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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断地发展,到元朝时期已发展为21个。彭大雅《黑鞑事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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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行于回回(指回鹘人)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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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出,回鹘文字母数量呈与时俱进之势,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为21个,最后才发展成23个。这是学术界目前通行的说法。而实际上,在早期回鹘文中,其字母数只有15个,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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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ä、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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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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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u、ö、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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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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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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