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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三节 甘州回鹘与辽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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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在与五代及北宋诸政权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亦与契丹—辽朝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史书上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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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赞三年（924年）十月，辽太祖西征，“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83]“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84]由于甘州回鹘长期与五代诸政权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甚至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可能，这对与五代对峙的辽朝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利因素。故辽朝不愿看到甘州回鹘在河西的发展壮大。因此，当辽太祖征西路过河西时，便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突然袭击。俘获甘州回鹘的都督毕离遏，给甘州回鹘以强大威慑。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年夏四月，“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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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在回鹘与辽朝之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辽朝灭亡前夕，即保大三年（1123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征，途次高昌回鹘地界，为得到高昌回鹘之谅解与支持，耶律大石曾致书高昌回鹘可汗毕勒哥，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主毋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其书札，即迎至官邸，大宴三日。[86]临行时，又献给相当数量的马、驼、羊，以示友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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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十九年（1001年），“［萧图玉］总领西北路军事。后以本部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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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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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的“甘州回鹘王耶剌里”，与《宋史·回鹘传》中之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1004～1016年在位）当为同一人。其中，夜、耶声韵同；落、剌声同韵近；唯尾音相差较远。以理推之，上文的回鹘酋长“牙懒”亦应为“夜落纥”的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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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这次出兵，本是应西夏的请求而发动的。是年十月，“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89]向甘州回鹘的腹地发起了总攻。甘州回鹘势力本来有限，显然无力两面拒敌。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为瓦解辽、夏联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首先降于辽朝，使辽国退兵。当辽国兵退甘州后，甘州回鹘得以集中优势兵力给西夏以迎头痛击。当时，由于回鹘降辽，自然会使西夏产生麻痹轻敌思想。对入侵的夏兵，回鹘巧施计谋，起初“示弱不与斗”，使其失去警惕，然后设伏要路，“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90]通过这一诱敌深入的伏击战，回鹘大获全胜，使入侵者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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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甘州回鹘再次遭到辽朝的进攻，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陷落。史载是年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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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事与统和十九年（1001年）萧图玉之伐甘州很可能为同一件事。抑或史书对年代的记载有误耶？以何为是，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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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六年（1026年）五月癸卯，辽圣宗“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回鹘］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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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甘州回鹘与辽朝之关系即不复见于史册。从以上所述辽朝五次征伐甘州回鹘的事实来看，辽朝一直是把甘州回鹘作为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这应与甘州回鹘一直与辽朝的对手——北宋结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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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在甘州回鹘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间，该政权与中原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都发生过各种联系。就五代、北宋言，甘州回鹘与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贡使关系来实现的。从上文罗列的史实看，这种贡使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首先为政治性的，如请求中原王朝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军事联盟之目的，如甘州回鹘与后梁的联系，就有这种因素存在。北宋建立后，甘州回鹘为了得到北宋的支持以共同对付西夏，也多次向宋朝入贡，其目的更为明确。甘州回鹘通过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其有能力在西方挫败瓜、沙的进攻，并迫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在东方有力量与勃兴的西夏形成对抗，并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其次是商业性的，中原王朝需要甘州回鹘的马匹、医药、宝玉等，而甘州回鹘对来自中原的丝绸、银器等则抱有渴望。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使双方都受益良多，尤其是回鹘的战马，对加强北宋的军事力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甘州回鹘之入贡，政治性和商业性往往是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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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辽朝的关系，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辽朝的主旨在于遏制甘州回鹘的强大，而甘州回鹘向其的朝贡，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故而，二者的关系始终未能发展到如同与中原王朝那样密切的程度，不仅如此，甘州回鹘还经常受到辽朝的侵犯与骚扰。尤其是太平六年（1026年）五月辽圣宗对甘州回鹘的征伐，尽管没有灭掉回鹘，却极大地消耗了回鹘的战斗力，使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甘州回鹘原先具有的优势被大大地弱化了，以至于在辽兵退出不久，西夏人便于天圣六年（1028年）六月乘虚而入，一举攻克了甘州，甘州回鹘国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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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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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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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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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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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降附》，第11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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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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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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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肥义和著，刘方译：《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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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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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和平：《后唐五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13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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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旧五代史》卷六《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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