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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2021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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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到2003年间，我多次到青藏高原东缘之川西岷江上游，在当地羌、藏族村寨中进行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我研究的主题是本地人的族群认同与其历史记忆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近半世纪来的变迁。在田野考察中，我一方面观察这儿各地村寨人群的社会与生活习俗，另一方面探询及记录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前者是情境，后者是文本；我探寻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及其意义。随着由一条沟到另一条沟的多点田野考察，我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情境与文本联结之中；观察社会情境变化如何造成文本（社会记忆）的相应改变，借此，我对本地社会情境及其变迁有较深入的了解。最后这些对羌族的了解，也改变我对自身熟悉的知识体系之了解。这看来颇具体系的调查研究方法，并非我在田野进行前已有的妥善规划，而是随着田野进行而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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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新序中，首先我将说明作为本书基础的田野工作，以及相关的知识逻辑之形成过程。其次，我将说明本书完成后至今，2021年，我基于此的一些延续性研究，也借此说明本书及相关田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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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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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野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边“耍”边进行。四川话“耍”就是玩，玩得任性且高兴。那些年每到暑期（有时也在寒假期间）我与两三羌族朋友就背起背包，一起往各个沟中走，翻山、越梁、上寨子。在村寨里，我们的活动很轻松愉快；到处串门子、喝酒、聊天（四川话说摆条），没有严肃的学术话语。除了几个后来愈来愈熟的地方（松潘埃溪沟、茂县永和沟、北川内外沟），我们在寨子里一般只停留约4—6天，然后转到邻近寨子或另一条沟。我与寨子里主人家的闲聊，经常是由庄稼、牛羊到本地年节习俗，无所不谈。大约进行了两年后，一些田野方法及该探问的重要主题逐渐有了聚焦。通常到了一个寨子，首先我会故意卖弄自己在邻近村寨听得的本地知识，让主人惊讶地表示“喔，你都晓得的嘛”。然后随着聊天主题的开展，当主人说“这个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此时我便认真追问及思考这些“不一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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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经常移动于多点之间的田野调查方法，我并非得于当时在人类学界已有实例的多点田野（multi-sites fieldwork），而是受到口述历史中一个简单概念的启发：历史有多元的声音（history has many voices）。以及得于社会记忆研究中的一基本法则：个人记忆深受其社会身份认同影响（we are what we remember）。也因此，我不仅移动于不同的田野点，在同一村寨中，我的采访也移动于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职业等背景的个别村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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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一开始，我便在访谈间尽可能地进行录音。这是受到当时吸引我的几个学术传统——口述历史、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之影响。这三个学术传统，概括分别属于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也是我的一种研究倾向：我紧紧跟随、探究的并非某一学科范准或其中的某些理论，而是某一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因此从不回避跨越学科藩篱。我的田野录音刚开始很随意，并无特定主题。后来，弟兄祖先历史、毒药猫故事、山神信仰以及大禹、周仓等本地英雄祖先记忆等等，成为我访谈录音的主题。在田野中发掘有意义的问题，然后针对它们搜集资料，这是很花时间但十分重要的工作。如何让受访人同意录音，并对录音毫无戒心，这对从事质性访谈的田野工作者是一难题。我克服此难题时用了一点小心机。通常我先拿出笔记本与笔，逐字逐句记录村民说的话，为此不停打断他们的陈述，要他们一再重说。等到村民对于故事说不下去而感到有些不耐烦时，我再提出录音请求，通常这时他们会欣然同意。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录的主要都是神话传说与历史，而非“当前”较敏感的人际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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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的口述记忆作录音，相对于凭着调查者之听闻、回忆及文字表述可能产生的误差，自然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然而更重要的是，录音以及事后将它们转为文字，让口述记忆成为一种可供细腻分析的文本。它们与本地社会情境相对应；如我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弟兄祖先历史”口述文本，它们与村寨社会中各人群彼此合作、区分及对抗的人类生态情境相对应。如此，我们对一社会的了解不仅是依赖“深度参与观察”（deep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得之经验与记忆（传统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而是另有文本可资参照。更具意义的是，当我们在比较各地所述的同一神话故事或历史时，文本中的细微差异常反映地域间的社会情境差异——这是我在多点田野中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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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多点田野也是对“典范”的反思。人们常为典范概念所拘；以民族研究来说，典范的民族、社会与文化，都经常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知识概念。当我最初进入羌族地区做调查研究时，情况便是如此；包围我的各方信息是，哪些是羌族的特色文化，哪儿的羌族文化最正宗，哪儿的羌族传统社会保存最好，以及哪些人最懂得羌族文化。如果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我可能选择一“典范的”（标准的）羌族村寨，进行一两年人类学家称为“蹲点”的参与观察，本地耆老也无疑是我最佳的访谈对象。然而，各地羌族的多元性让我很快便深深体会到前述“历史有多元的声音”之说。因此我不只在多个田野地点之间转移，在同一田野点的寨子里，我的访谈对象也转移于不同性别、世代、教育与政治权力背景的个人之间。同时，我的田野也在当代社会与历史文献间转移。后者便是“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提及“羌”的战国或汉代文献，可被视为文献作者关于“羌”的社会记忆，借着分析这些文本，我们可以了解与之对应的古代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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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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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一反思性研究的前半部，它的后半部则是我在2006年出版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在羌族研究中我说明，流传在羌族各地的多种弟兄祖先故事实为一种本土“历史”、一种集体记忆。它们产生于各村寨人群既合作又彼此区分、对抗的社会情境之中，也反过头来强化这样的社会情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因此相信而不怀疑这样的“历史”。我指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心性，我称之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让人们不断创作、讲述并相信这样以“从前有几个弟兄到这里来”为起点的历史。如此，《羌在汉藏之间》之研究可说是“化奇特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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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种对我们（集中化、阶序化的所谓文明社会人群）而言相当陌生、奇特的“历史”之后，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说明，我们熟悉且深信不疑的“历史”，一种以英雄祖先事迹为起始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心性——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产物。英雄祖先历史对应的是权力集中化、财富与社会地位阶序化的现实情境。同样地，生活在被这种“历史”创造的社会现实之中，我们因此也不怀疑这样的“历史”。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我说明在东周时期华夏形成的时代社会情境下，黄帝、炎帝、颛顼等人物如何成为凝聚华夏的英雄历史中的始祖，后来又如何发展为黄帝后裔及炎黄子孙等历史人群概念。我也说明，在汉晋时期华夏边缘扩张的情境下，中原史家如何创作一些黄帝后裔的英雄历史，如箕子奔于朝鲜、太伯奔吴、庄蹻王滇以及戎人无弋爰剑奔于西羌的历史，用来说明华夏边缘人群的华夏血缘。这即是“将熟悉的视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也就是基于与前同一思考逻辑与方法，来分析与理解我们熟悉的知识，如此让我们对自己原深信不疑的知识产生一些反思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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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9年出版了《游牧者的抉择》，此书沿承自《羌在汉藏之间》的是人类生态的概念。羌族的每一条沟（溪谷）都是一小型人类生态圈。在特殊环境中，人们利用环境以行其经济生业，因生业活动中的环境资源分配、竞争，人们结为各种社会群体，并以文化来规范众人的行为和价值观，让环境、生业与社会得以维持及稳定发展。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我由人类生态角度比较汉代中国北方三种游牧社会人群：西羌、匈奴与鲜卑。他们生存活动的地理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游牧经济与辅助性生业，并以不同的社会组织来支持其经济生业，也因此各自有配合其生业与社会的文化与道德习俗。以中国汉晋时期的匈奴、西羌与鲜卑为例，观察、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以及产生性质有异的历史事件（表相），思考背后存在的人类生态（本相）差异。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于《羌在汉藏之间》的多点田野；文献记载、历史事件与我们在田野所见现象相同，皆为某种社会情境本相下的表征、表相。因此移动在多个表征与本相间的考察，有如移动一个凹凸镜来观察多个物体；由观察、比较镜面上的表相变化，我们可以对镜下物体（本相）有较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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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羌在汉藏之间》到《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游牧者的抉择》，在研究写作中我一直检讨着自己的学术思路。因而在这些著作完成后，我对于文本、表征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逐渐具体化。我在2015年出版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便是试图将这样的研究方法系统而简洁地介绍给学术界及一般大众。本书的要旨是，我们生活在表相化的世界里，难以认识身边事物之本相，因此对许多社会现实缺乏反思性认识，自然也无反应；为突破此认知麻痹，本书提出一些认知概念、分析方法与研究策略，以期让我们能进一步认识隐于文本与表征之后的社会现实本相。这本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概念与实例，仍来自于《羌在汉藏之间》及相关田野工作。譬如“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来自于我对羌族村寨中流行的弟兄祖先历史（文本）与村寨社会（情境）的认知；“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亦有对应关系，这也是得于我对羌族之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文本结构）与对等分享和竞争之人类生态（情境结构）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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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进行两项彼此相关的研究：人类原初社群与其历史变迁，以及原初社群中人们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可以说，它们都是《羌在汉藏之间》的延伸性研究。原初社群指的是一种人们的血缘与空间群体认同相迭合的社群（邻人便是亲人）；这概念的原型是《羌在汉藏之间》中所描述的过去羌族村寨社会。我认为，这样的人类社群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极普遍的一种社会结群模式，而至今它们仍普遍见于全球各地人类社会，或存在人们的理想之中。关于人类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的研究，则是我对羌族“毒药猫”传说与相关社会现实的延伸。过去在狭隘的村寨人群认同下，人们集体猜疑及闲言寨子里的一二女子为毒药猫，以化解他们对外患（敌人或灾难）及内忧（内部矛盾或冲突）的恐惧。猜疑并施暴于“替罪羊”，在古今全球人类社会中都是普遍现象，也是社会人群集体暴力的一种重要根源。近代初期鼠疫流行之阴影下欧洲的猎巫风潮，便是个著名的例子。在我写这篇序言的当下，正值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之时；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天天见于各个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各人群间，这也见证了我们时时都生活在“田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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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我第一次踏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至今已过了27个年头。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一直受惠于当年的田野考察。或者，由两方面来说，我一直未曾离开过羌族田野。一是，那一段田野考察经验，让我得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周遭世界（包括阅读历史文献），因而从此生活在田野之中。另一则是，我愈来愈认识自己在羌族田野所见人文现象的宏观意义，因此它们至今仍引领着我继续探索其在全球性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进上的意义。最后我也借此告诉读者们，人类社会本身是一本最丰富而值得我们不断深入“阅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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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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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还提及一个重要观念：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1这本我在2003年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对以上费孝通先生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羌在其间所扮角色——所作的一种反思性注解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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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民族应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以这样的民族实体来看历史上的羌族，过去许多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叙之甚详。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以此而言，“羌人”原来并非一群人的自称，而是如费孝通所说，是中原人对西方一些牧民的统称2。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羌人也曾经历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这本书主旨之一便是说明在历史上“羌人”成为“羌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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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书更大的研究企图是通过“羌”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如此研究宏图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羌”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部牧羊人或西部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部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羌人”概念的转变，便也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部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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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繁体版出版以来，通过书评、论文及面对面讨论，我从学界朋友、读者中都得到许多宝贵的评论指教。有些学术自省已反映在我后续的著作中。然而此简体版，除了少部分文字修饰外，基本上并没有增删。这样做是为了将本书作为我个人学术思路发展的一阶段标志。因此读者对此书常有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我在此做一些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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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我在著作中常用华夏边缘一词，因此有些读者认为我还是由核心来看边缘，而非站在土著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边缘观点。这应是一个误解。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所重建的华夏边缘观点之羌族史是一个两面刃；它解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变迁，也解释自觉的羌族形成之历史过程。此并非是站在核心来看边缘，而是阐述核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此外，我对许多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分析，呈现本土观点的“历史”与历史心性，同时也借此对我们（中国或世界各主要文字文明中人）自身之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有反思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去核心、典范观点的“历史”认知。总之，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对于来自欧美或其他文明核心之学者而言，我认为所谓土著观点并非只是以学术理论建构一套土著之社会观、世界观或人观，而是学者是否能由此土著观点中认识自身之核心偏见（学术的与文化的），以及此偏见如何造成“他者”（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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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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