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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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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还提及一个重要观念：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1这本我在2003年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对以上费孝通先生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羌在其间所扮角色——所作的一种反思性注解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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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民族应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以这样的民族实体来看历史上的羌族，过去许多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叙之甚详。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以此而言，“羌人”原来并非一群人的自称，而是如费孝通所说，是中原人对西方一些牧民的统称2。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羌人也曾经历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这本书主旨之一便是说明在历史上“羌人”成为“羌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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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书更大的研究企图是通过“羌”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如此研究宏图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羌”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部牧羊人或西部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部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羌人”概念的转变，便也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部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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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繁体版出版以来，通过书评、论文及面对面讨论，我从学界朋友、读者中都得到许多宝贵的评论指教。有些学术自省已反映在我后续的著作中。然而此简体版，除了少部分文字修饰外，基本上并没有增删。这样做是为了将本书作为我个人学术思路发展的一阶段标志。因此读者对此书常有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我在此做一些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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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我在著作中常用华夏边缘一词，因此有些读者认为我还是由核心来看边缘，而非站在土著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边缘观点。这应是一个误解。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所重建的华夏边缘观点之羌族史是一个两面刃；它解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变迁，也解释自觉的羌族形成之历史过程。此并非是站在核心来看边缘，而是阐述核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此外，我对许多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分析，呈现本土观点的“历史”与历史心性，同时也借此对我们（中国或世界各主要文字文明中人）自身之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有反思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去核心、典范观点的“历史”认知。总之，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对于来自欧美或其他文明核心之学者而言，我认为所谓土著观点并非只是以学术理论建构一套土著之社会观、世界观或人观，而是学者是否能由此土著观点中认识自身之核心偏见（学术的与文化的），以及此偏见如何造成“他者”（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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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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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大量引用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词汇及理论，在羌族田野中我也没有探询西方历史人类学者在南太平洋或东非洲田野里所提出的热门问题。对此我的解释为，本书讨论华夏历史记忆反映的族群边缘变迁，分析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及相关社会情境，讨论人如何践行、夸耀、攀附、批评文化习俗，如此之微观社会过程又如何造成历史变迁。我认为，这些对社会、文化与历史之间错杂关系的讨论，以及关于符号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情境与历史变迁之探索，也是我所认识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以及更广泛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议题。以中文之“历史人类学”来说，在中国此一田野中我们应有特殊的学术与现实关怀，表现在可能不见于西方“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用词、问题、理论取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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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常面对一种质疑：它是否解构了历史上的羌族，以至于可能解构羌族史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一体性。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前面我已提及，反思性研究与解构性研究有基本的不同。简单地说，我认为当前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相对于过去华夏帝国之格局而言，在东亚历史上为一进步与较合理的人类资源共享体系3。在此基本认识上，我期望本书所提供之反思性历史、社会与文化知识，能让此体系之现代性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并期望此理解能促进体系之自我调整与进步。《羌在汉藏之间》，书名已表达了如此旨趣。古华夏与今之汉族皆认为“羌”为我族之一部分但为我族边缘，古之吐蕃与今之藏族也都将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各族群视为我族的一部分，但也视之为我族边缘。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原有一个模糊的、汉藏共有的边缘；如此能更有力地说明汉藏难以分割之关系。在另一方面，也因着这样的知识，大汉族主义者与大藏族主义者都应反思，历史上两个核心都曾歧视羌或朵康之人，至今本地的羌族与藏族仍居于汉藏之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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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上自在的羌人来说，许多以此为主体的历史研究，说明古代许多羌人融入了今日之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西南民族之中，以此强调羌人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历史贡献。我所提出的华夏边缘观点下的历史，也承认如此结果——古代许多被视为羌的人群，成为汉族、藏族、彝族及西南民族之一部分。最后，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我认为其历史文化资产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对于了解中华民族一体性最有启发的部分，并非以上那些历史，而是其“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此心性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炎黄为弟兄”之说。在今日，它也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互称“弟兄民族”此一话语之深层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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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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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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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观点见于本书结语之中。在李亦园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中，他特别提及本书之此一观点，并由东亚之人类生态与资源共享角度赞同此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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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本书作者王明珂先生应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学术研究成长于1970年代以前，所以我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应是属于“客观文化特征”派的；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后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显是偏于“主观认同”派的。因此，朋友们与同行们，无论是与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一两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为王先生这本明显是解构文化特征论的《羌在汉藏之间》的著作写序，想必会为我捏一把冷汗。不过我自己倒是心平气和，而且十分高兴，愿意为这一本难得兼具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的当代“典范”大著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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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已读过王明珂先生先前的一本著作《华夏边缘》，很能理解他的论点，而且很欣赏他能挑选“羌族”这个例子来发挥他的理论分析，所以也曾设法支持他在“羌族”中进行更长久的田野工作。如今他又把更丰富的实地研究资料组织起来写成本书，把他的族群边缘理论借羌族的“历史”演变铺陈得淋漓尽致，使人读来不但兴趣盎然，不忍释手，而且每读完一章都会引起不断的反思与联想。这也就是本书最大的特点，能让背景不一样的人也乐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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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本书一开始就说明这是一本以“族群边缘理论”来探讨分析所谓“羌族”的历史民族志，他从古代中原的汉族与西方各民族长久互动的历程入手，通过人类族群之间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所产生的认同与区分现象的辩解，以及“文化展演”过程的促进，再加上对当代国族主义形成的剖析，从而对今日所谓“羌族”的出现有极精彩的论述，同时也对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提出一种全新而将引起更多反思与争论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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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先生认为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当代的“羌族”，其实经过了三个步骤：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部异族的统称，他们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较后代又因为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也就是所谓族群的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第二步骤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传统的“羌族文化”或“氐羌文化”遂被建构成为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则是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以后，他们自己也在文化交竞展演的过程中创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型来。这种族群的形成虽然复杂而曲折，但作者却能利用他从1994年至2002年连续九年间长久而详细的田野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探索，很巧妙而动人地把“羌族”人飘移、模糊而至于“定型”的故事刻画得丝丝入扣，其间他利用了很多有趣而深刻的例子来衬托复杂的现象，例如他的“毒药猫理论”、“羊脑壳”与“牛脑壳”故事、“弟兄故事”与“祖先英雄”传说，以及所谓“一截骂一截”的现象等等，都能引起读者的会心一笑。作者这些详尽的田野资料不但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也使我们自认为是田野老手的人类学家至为折服，尽管作者一再自谦说他并非是一个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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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中除努力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志”作剖释外，另一重要的目标则是借“羌族”的形成过程之分析进而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等概念作“族群理论”的探讨与解构。很明显，作者是一位较近于所谓“近代建构论”的学者，所以在他的观念中“中华民族”实是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的自我想象建构的产物，因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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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族主义”、相关的民族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随着欧美列强的势力传入中国。忧心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并深恐“我族”在“物竞天择”之下步黑种人与红种人受人统治之后尘，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国族主义”概念与民主改革思想，极力呼吁“我族”应团结以自立、自强。这个“我族”，首先，特别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结合“中国人”（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成“中华民族”的我群认识，逐渐成为晚清与民国初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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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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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近三十年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说明无论“族群”或“民族”，皆非客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基于此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常受到质疑。一个人群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有内部差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有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出，也有新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入。究竟是什么“民族实体”在历史中延续？“历史实体论”在学术上的缺失，主要在于将“文本”与“表征”当作“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与“民族志事实”（ethnographical truth），忽略了“历史文本”的社会记忆本质以及“文化表征”的展演本质——也就是忽略了两者之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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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论点，国族主义的支持者以及民族实体论者必然不大愿意接受。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审慎阅读作者在全书中精细、不厌其烦地反复辨析与论述，应该会使你对“民族”“族群”等概念有较宽广且较具弹性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做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有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他人分类”又可分为行政分类或政治分类、学者分类与他族分类等等，而“自我分类”则可因本身身份之不同，譬如知识分子、权力掌握者或是一般民众而异，更可因空间与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以兰屿或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那种孤立的小岛而言，人群的分类与认同不论是“自我”或“他人”的，都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文化特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或者无形的深层价值判断、宇宙观等等，也是会有较长久的连续性存在。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所以王明珂先生这本书正可提供读者一个回顾反思长久存在的“我族”或“他族”观念的有利架构范式，譬如说在传说中与“羌人”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却没有像“羌人”那样成为华夏边缘领域飘移不定的族群，而在历史上却成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因为南方没有一个较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于华南地理环境所致，即是可以根据本书作者的方法再加探讨发展的另一个华夏少数民族互动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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