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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二章 村寨与城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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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刻板化的土著意象下，学者经常选择描述一偏远地区的土著聚落生活，如此刻画一个自然、典型与结构性的“他者”社会及其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社会人群的研究，自然有其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资料视为“某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时，便可能面临两种质难：一是，在知识上，为何对此“部分”的认知可以代表“全体”？二是，在社会伦理上，是否如此的“土著意象”产生于某种族群或文化中心主义偏见，因而此种书写是否又强化了族群或文化核心与边缘间的不对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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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羌族来说，当前大多数羌族皆居住在山上的村寨中。然而并非所有羌族皆如此，当今部分羌族居住在威州、茂县、曲山等城镇以及许多大小不等的小镇、街市。我也不认为居乡的是典型的羌族。随着城、乡与国家的经济、文化、行政紧密结合，城外村寨居民之羌族认同才逐渐鲜明。因此村寨与城镇的社会背景以及羌族民众在其间的生计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了解羌族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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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寨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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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部分建在河谷台地上的村寨。据村民说，人们过去住在更高的山上，后来才渐渐搬到现在的山腰来住。他们在山上打猎、采药时，还常见到此种高山村落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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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有溪流蜿蜒其间的峡谷，在本地人们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建在沟两岸的半山坡上。进入一条沟，通常需先走过跨越干流溪谷的吊桥，然后沿着盘绕山腰上的小径进入支流所出的沟中。深入沟中之后，两边山上的村寨远远映入眼帘。村寨的海拔依地理状况、生产条件而有差距。在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如茂县东路的永和与水磨坪，村寨离河坝较近；由河坝只需走5—10分钟就进入村寨中了。这些地区通常有较宽广的河阶地，被开发来种花椒、苹果。在资源匮乏地区，如茂县的三龙、曲谷，理县的蒲溪沟等地，寨子常坐落在需走上2—4小时的高山上。到了这里，人们自然想问：为何人要住在这儿？主要原因便是资源匮乏。匮乏使得人们必须走入深谷高山，以利用各种边缘资源。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也使得他们较愿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不过，由于目前治安较好，安全无虞，所以许多有办法的村民都搬到河坝居住，或在河坝弄一块地耕作。因此目前到处都有了河坝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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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村寨——汶川的罗卜寨——约有两百户人；最小的村寨约只有三五户人。三五十至七八十户的村寨，可能是最普遍的了。在理县、汶川、茂县地区，羌族村寨最特殊的景观便是，山坡上一片连接在一起的石砌房子，有些还有残留的石碉楼。石碉楼是一种石砌的四角、六角或八角塔状高楼，高约20—30米。碉楼最密集的地区是黑虎，反映了明清时期“黑虎羌番”与中央朝廷间的激烈战争。无论由聚落地形选择，或聚集成片的房子，或由石碉楼来看，羌族村寨的防卫功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也说明了为何从前没有河坝村寨。他们认为住在河坝会经常遭抢，非常不安全。据说，过去住在河坝的大多是外来的汉人。因此直到现在，许多高山村寨的人还瞧不起河坝的人（新近搬下去的除外），认为他们“根根”不好（有汉人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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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北路太平附近山上的牛尾巴寨，村寨中各房屋间的距离较宽，集结如城的聚落不见了。到了松潘小姓沟，屋与屋间的距离更大，房屋多为木、泥结构建筑。可见在过去，这里村寨聚落间的关系比较舒缓。无论在理县、茂县或松潘，村寨中的房屋大多为三层建筑；下层关牲畜，中层住人，上层通常只有一小间敬菩萨的经堂或储藏间，其余空间则是泥铺的屋顶平台，作为曝晒粮食之用。各层楼之间以一种独木梯上下。在北川地区，村落多坐落在河坝或低山腰上。说这儿的羌族“居村”而非“居寨”，主要是因为这儿没有阿坝州那种连接成片的石砌房屋，所见只是汉式村落。房屋也与一般川西汉式农舍建筑无异。主屋由瓦顶与竹木墙构成，有雕花的窗牖；猪舍与柴房在主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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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有干流、支流，同一溪流又有上游、下游，因此村寨所在的沟又有内沟、外沟、上沟、下沟与沟口之分。因此同居于内沟的几个村间的关系，自然比他们与外沟各村间的关系来得亲密。但无论如何，孤立是村寨生活的主要特色。尤其在过去，沟与沟之间村民往来绝少，这与各沟民众间的资源划分与竞争有关。在下一节中我会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村与寨的区别在当地是相当模糊的，因此现在羌族民众多喜欢用行政区划名称，如大队、小队或组。大队相当于村，小队或组相当于寨。然而这些地方行政划分，与当地的人群划分概念又不尽相同。譬如，为了行政方便而将两个邻近寨子合成一组，因此同一组里还经常还分大寨子、小寨子或上寨、下寨。有些羌族知识分子以行政村（组）与自然村（寨）来区分两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羌族各个乡有多少村或多少组，但总共有多少本土观念中的“寨子”，恐怕不容易统计出来。主要困难便是我们不清楚，根据当地人的观点，每个组内部究竟可分成几个“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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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此种村寨聚落。岷江流经松潘的镇江关时，一条支流热务河从西方汇入。这条支流所流经的沟，前段称作小姓沟，后段为红土区或称热务沟。小姓沟中又有几条支流汇入热务河，其中一条是埃溪。埃溪所流经的沟，称埃溪沟或埃期沟。这条小沟中只有一个村，埃期村。村中有三个寨子，分别称为一组、二组、三组。有些较深长的沟中，村寨结构就复杂多了。如茂县的黑虎沟，目前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二根米”、二大队“蔼紫关”、三大队“耕读百吉”、四大队“爬地五坡”。在当地人观念中，一大队又分为“二根米”与“鹰嘴河台”，与其他几个大队共称“黑虎五族”。每一大队中又分几个小队，每一小队中又包括几个寨子。如，二大队“蔼紫关”分为三个小队，其中的二小队中又有王氏寨、白石寨、和尚村、上村、板凳寨等等。在后面我将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村寨结构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相关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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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寨中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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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寨中，各地羌族或有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多元化”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农作物的种类上，也表现在多种的生计手段上。他们农、牧兼营，还在大山上的森林中采集药材、菇菌与狩猎。农闲时，男人还要到外地打工赚钱。这是人们对当地边缘的、垂直差异大的自然环境所作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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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春秋两季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参加农业活动。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事由女子担任。一般来说，村寨居民的农业传统倾向于种植多样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麦（玉蜀黍）、斧豆、洋芋、燕麦、青稞、豌豆、洋根以及蔬菜类的白菜、萝卜、油菜、甜菜、莴苣、菠菜、青菜、葱等等。由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有差异，照顾方法也不同，因此村寨中的妇女几乎终年都在田中忙碌。近年来，花椒、苹果、梨、李子、桃、大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为羌族地区带来不少财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较便利的村寨民众，都纷纷将日晒较好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特别是已成为当地特产的花椒与苹果。然而，几乎所有种花椒、苹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种植许多粮食与蔬菜作物，很少人成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许多年轻一辈的人已不满足于这种农业传统。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抱怨他们的母亲在这方面的“顽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多拨一些田出来，种市场价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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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生计取向（subsistence-oriented）的农业，一是市场取向（market-oriented）的农业。前者之经济动机主要为“减少生活风险”，后者之经济动机则是“追求最大利益”。老一辈的村寨农民，或高山深沟中的村寨农民，他们的农业生产以家庭生计安全与最小风险为主要考虑。因此，种植多种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险，使得当季的作物可能颗粒无收。然而只要有几种作物收成好，一家的生计便能得到保障。相反地，在此“最大利益”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交通困难，多余的产物很难运出去供应市场。再者，在村寨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谓“富有”只不过是柴火、粮食与猪膘储积多一些而已。然而像这样的家庭，村民们也期望他们慷慨。而对别人慷慨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农村道德1；对亲友、邻人慷慨，在急需时也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过去在高山深沟村寨中，除了少部分经营鸦片生意的头人较富有之外，各个家庭在经济上是相当“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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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部分村民也有了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动机与机会。虽然如前所言，他们仍不敢完全放弃传统农业，但经营经济作物与其他事业的确让他们比别人更富有。这些头脑精明、敢于创新的农民，也就是各个成功的“农村个体户”。除了储积大量的柴火、粮食与猪膘外，如今财富的新象征是以卫星天线接收的电视机。现在各个羌族山间村寨的新景象便是：很远就看见几个白色“锅盖”——他们对卫星天线的称呼——立在一片灰蒙蒙的村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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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传统农业或是加入经济作物的农业，人力是家庭经济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倾向于传统农业的村寨中，家庭的贫富差距通常只是家庭发展阶段与相对成员多寡的反映。一个年轻的家庭，如一对夫妻带着一两个尚年幼的孩子，由于人手不足常是最穷困的家庭。相对地，如果子女都已成年，而家长又有能力将已婚的儿子、媳妇与女婿系在家庭内，掌握这些人力的分工与运用，便是较富有的家庭。然而，这样的延伸家庭通常无法维持长久，在一段时间后便分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家庭财富分散。就这样，一个寨子里的各个家庭，在经济上得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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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自1999年以来，由于在此之前长江中、下游年年水患，由国家筹划的“退耕还林”逐渐在羌族地区全面推行。原来分配给各家庭的田地不准再耕作，在五年内由国家按亩发给补偿金。各家只能在一小块田地上种一点自己食用的蔬菜、杂粮与果树。这样的发展状况，在未来几年必定对于羌族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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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多寡与家庭财富有密切关联，主要原因是：虽然农业获利不多，但这儿却有多元的资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获得它们。菌菇，对于邻近森林保存完好的村寨民众而言是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产一些贵重菌种如羊肚菌、香菌（松茸）的地区。如果当年价钱好，一个家庭在一季中常常可以由此得到500—3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一般的菌子、木耳，近年来由于黄龙、九寨沟观光事业的兴盛，也有多颇商人收购。养羊，是另一项家庭副业。然而羊不能放得太远，怕被偷或被野兽侵害，也不能放得太近，怕它们损害作物。所以放羊需要耗用一些人力。有六七岁以上的孩子或老年人的家庭，才有多余的人力去采菌菇与放羊。又如，每个家庭都养有几头猪，喂猪得每天割猪草，这也是妇女与小孩的事。在松潘地区，我曾看过小孩“牧猪”，带猪在村寨附近山上吃一种带谷粒的野草。据当地人说，过去在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代初），这种野生谷粒养活不少人。一般来说，猪只供家庭消费而不卖出。每年在过年的前几天，每家都要杀三五头猪。一小部分在过年时食用，大部分都挂在屋中烟熏、风干。由猪背上揭下的长条形肥猪肉，猪膘，更代表一家的财富。这种风干的猪膘，几乎每家屋梁上都挂有七八条到数十条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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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与采药是青壮年人的事，这通常需要进入山中一星期或更久的时间。当前由于滥猎，动物少了很多。因此打猎只能当作是好玩，猎得的多为野兔与各种野鸡。挖药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岷江上游羌区盛产羌活、大黄、天麻、川贝、虫草等药材。羌族村寨居民对植物的认识与敏锐相当惊人，显示药材在其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经常能以本地话（或汉话）指认数百种山中植物。我也曾注意到，陪同我到他处村寨去的羌族朋友，经常询问当地人某种他们没见过的植物之名称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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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挖药的青年人便带了干粮结伴上山。在林子里搭一个草棚，人就睡在里面。草棚外筑个土窑；有些药材就地烤干了才带下山去。每隔五天或一个星期，家里的人便上山替他们送粮食，顺便将挖得的药材（或菌菇、猎物）带回寨子。夏天在大山林子里，采药人以呼啸来彼此联络，也借此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人在采药以及这些采药人是不是“本地人”。各村寨有各自的挖药地盘，不能随便到别人的山上挖药。然而作为分水岭的大山，却是个界线模糊的地带。也就是在这里，经常发生村寨间因挖药发生的纠纷与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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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上放养马与牦牛，也是一项很好的家庭副业。早些时候，放养方式还是让它们在高山上自己觅食、生养，对抗熊、豹、豺狼。只有在需要时，村民才到高山上去牵牛下来耕田，或牵马下来驮粮。牛马养得多的家庭，一年如能卖个几头，则可为家中带来不少收益。目前一头牦牛约可卖到2000元人民币。在过去，这些马、牛几乎不需人照管。后来，偷牛盗马的人多了，因此几家的牛马常养在一起，各家轮流派人隔数天便上山查看一次。有十来岁孩子的家庭，比较有多余的人力在夏天上山挖药，或照顾山上的牛马。同样，高山牧场也依各沟、各村寨划分地盘，放牧、捡柴都不可随便越界。“退耕还林”之后，在2001年夏季的探访中，我发现埃期各寨村民在山上处处设下木栅，以防止其他村寨的牛马越界。目前村寨的牛马，几乎天天都需要年轻人上山看顾。可见在农业资源断绝之后，牧业资源的争夺在村民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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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成年男子通常都要出外做获利更多的事。这些事——如修路、砌房子、伐木、挖井、卖药材——他们统称为“找钱”。大多数人只在阿坝州内找这些赚钱的机会，少部分人到成都平原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到了九月，他们才纷纷回到寨子，帮忙田里的事。以石块砌房子，是羌族与黑水藏族最擅长的手艺，寨子里的房子都是如此建造的。汉化较深地区的村民通常已失去这项手艺，因此常需要深山村寨的人替他们建造这种房子。近年来由于九寨沟观光成为当地的重要资源，因此拓宽公路与路况维修，为沿线羌族民众增加不少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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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钱”常常是相当辛苦的事。以农闲时多余的劳力换现金，而所得的钱与付出的劳力相比，以外来者的观点，可说是相当不经济的。譬如我见过一些深沟中的村寨年轻人，他（她）们找钱的方式是背木墩子出去卖钱。天没亮就起床上山，上午近11点到达“板场”——可以伐木的深山老林，将砍下的大树削成木墩子。有时用背的，有时顺山沟滑下去，回到村寨里已是下午五六点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再背起重约七八十公斤的木墩子走出沟去，约在正午时才抵达沟口。将木头卖给商人，然后再走回村寨，到家时经常天色已暗。如此两天的工作，所得卖木头的钱大约是三四十元人民币。然而，“经济”在此社会中有不同的理解：“找钱”主要并非为得到最大利益，而是使得生活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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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找钱”也有轻松的一面。在山上挖金、伐木或挖药的人常聚在一起“摆条”（聊天）、喝酒，这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到松潘或茂县卖农产品或药材的男人，更经常到处遇到熟人，一起吃饭饮酒，到处走走串串。然而，也就是“找钱”以及在这过程中与外界的交往，使得男人所能接触到的外在世界比女人所能接触的远为宽广，也使得男人从外界带回来的“知识”，不断地改变村寨认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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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有头脑的村民，赚钱的门路就更多了。他们有些人包下地方道路工程，然后低价雇用本地人修路，赚取相当利润。有些人买辆小卡车，每天沟内、沟外与城镇间跑几趟，替沟中村民解决交通与农产品运输的问题，也为自己赚得不少金钱与声名。更多的村寨居民，划出大部分的地来种苹果与花椒，只是这一部分，一年常有3000—8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每年七八月间，汶川、茂县等山中城镇便成为花椒、苹果、桃、李子等经济作物的批发零售市场。许多农民也经常自己担着花椒、水果到市场上贩卖。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也使得山中城镇的商业繁荣起来。近十年来汶川、茂县开设了许多饭店、招待所，以容纳路过的观光客。当地的水果、药材、手工艺品与“民族文化”也成为观光商品。由以上描述可知，在这岷江上游山区原来就存在多元化的资源，在市场经济逐渐活络以及观光事业带来的新商机下，城镇与村寨居民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如此，家庭人力与个人才干，成为经济上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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