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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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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我介绍、分析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各层次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这些认同区分概念，目前不同地区、世代、性别之羌族民众对其认知有别；无论如何，“民族化”为本地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谓“民族化”，我是指近代“民族”概念下的民族分类与识别以及因此产生的民族自觉过程。在“民族化”之下，现在本地民众普遍知道自身为“羌族”，也大概知道其他还有哪些地方的人是“羌族”以及哪些人是“汉族”与“藏族”。过去模糊的、相对的“赤部”“尔玛”与“而”的概念，如今分别等于他们民族知识中的“藏族”“羌族”与“汉族”。而且，现在乡间民众常自我解嘲说，过去是因为知识封闭，不知道大家都是羌族，所以才会“一截骂一截”。所谓“知识”，也就是创造羌族与羌族认同的知识；它们主要是一种“民族历史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在以下的“历史篇”中，我将介绍这些民族历史知识，并说明造成此“历史”的历史过程。我也将介绍本土观点的“历史”，以及以上两者的合流——民族化下本土观点的“历史”。最后，由各种的“历史”与历史，我将说明当前“羌在汉藏之间”此族群特质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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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历史”与人群认同间的关系都受到相当瞩目。在族群本质研究中，“历史”、社会记忆或人群间一种共同起源想象，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根本情感源头。1在“国族主义”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历史”建构与“国族”意识间的关系。2在过去著作中，我也曾以社会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变迁，来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本质。以族群认同的根基性而言，我认为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感情产生自仿真同胞手足的同源情感；它的工具性便在于，此种“同源”记忆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与操弄之中，因而“起源”也被修饰、改变与遗忘，以应和环境变迁。3这说明为何在许多强化族群或民族认同的社会回忆活动中，人们经常在追溯、寻索、创造及争论“共同起源”。由这样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前文我对岷江上游村寨社会的介绍中，已涉及了一些“历史”问题——凝聚各村寨人群或村寨中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故事”，便是以“同胞手足”来强化根基情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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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如阶级、族群与国族）之中；我们因此熟悉相关的正确“历史”，也常常经验到“历史事实”如何被一再争论与重新书写。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然而，在与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相关的“历史”研究中，或在通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探讨中，“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虚构的社会记忆。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近年来常见于文化或社会史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会记忆研究取向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之中。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是人们如何在“现在”中建构“过去”，也探索“过去”如何造成“现在”。4后一研究中的“过去”，不只是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以及因社会记忆之展演而重塑的，各个时代、社会阶层人群的历史经验、历史心性或历史文化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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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传说”的界线究竟何在？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历史”的叙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神话”？6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意识，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方式？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7，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与时间意识8，部分口述历史学者也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釆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与叙事模式9，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何选择这些“边缘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借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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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羌族历史”的探索有多重意义。首先近代国族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民族”或“国族”概念以及相关的新学术工具。在此种新的民族概念与新学术之下，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建立中华民族此一国族概念；同时也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将传统中国四裔人群纳入此国族之内。在以下第五章中，我将介绍这个典范“羌族史”以及此“历史”的建构过程。当今羌族，便是由此“历史”得其民族生命。近年来，许多西方学界的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或说明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民族传统”的创造过程，或解释在国族主义风潮下许多“民族”如何被建构10。在这一层次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羌族的例子也支持这些“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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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层次来说，晚清以来的“羌族”与“羌族历史”建构，只是两千多年来“华夏”不断建构其西方族群边缘过程的最新阶段，或许还不是最后阶段。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张，当西边原被称作羌的人群由于“失忆”而成为华夏之后，更西边的人群便被华夏称作羌。如此，华夏的羌人概念也就不断向西推移。到了汉代，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一狭长羌人地带——这便是汉晋时期的华夏西边族群边缘。11在本书中，我延续上述研究，说明隋唐及此后“羌人地带”上的许多人群，如何被汉人重新归类为“番”或“夷”，因此造成“羌人地带”在唐代之后逐渐萎缩。20世纪上半叶，便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上，“番”被划分为藏族，“夷”被划分为彝族，而被认定为羌族的只有四川阿坝州东南与北川的部分人群。在第六章中，我将说明此一绵长的历史过程。由这一层次来说，前述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史研究者，对“民族”或“传统”的理解显然有不足之处；他们都忽略了当代“民族”与“传统”之形成，有其近代之前的历史与历史记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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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羌族也被自己所选择、创造与润饰的“历史”所塑造。他们有其本土的“历史心性”，在第七章中，我将从这种本土“历史”中探索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此“另类历史”，也让我们可借以了解中国传统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接触民族概念与以汉文传递的历史知识之后，在“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的转化糅合下，羌族知识分子选择、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建立羌族认同。第八章将说明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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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Harold R. Isaacs,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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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1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174-20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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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第125—126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5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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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977.12, pp.278-292;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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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结合口述记忆、文本与展演的研究，见Stuart H. Blackburn,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Dwight Fletcher Reynolds,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历史心性、相关文类与文本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夸耀、展演与攀附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分3本，2002年，第583—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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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讨论见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Joanne Rappaport, The Pot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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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法国历史学者Jacques Le Goff有关中古欧洲社会之心性及其变迁之历史研究。见其所著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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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nato Rosalso, Ilog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Janet Hoskins,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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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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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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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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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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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羌”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忆。近代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先秦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较晚更丰富的史料记载，来建构由商代绵延至近代的“羌族史”。这样的“历史”说明了“羌族”的起源、分布与迁徙，以及更重要的，他们与中华民族下各民族间的关系。这样的“羌族史”，也就是我所称国族主义观点下的“典范历史”（master history）。然而，这些创作“羌族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受一些新西方思潮模塑之外，本身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与诠释者。以下，我先介绍典范的羌族史及其意义。而后，我将在近代国族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此“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种对于“近现代”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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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范的羌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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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但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通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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