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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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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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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政府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中华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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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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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家庭是中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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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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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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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清朝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地、正式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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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19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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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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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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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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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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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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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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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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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政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中国海军有八年2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清人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政府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有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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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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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1906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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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年（1907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咨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政府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政府不过借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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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政府自取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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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地图以武力推倒清政权。丙午年（1906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地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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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1907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1908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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