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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一部 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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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方式关乎政治、宗教与世界观。欧洲基督徒在13世纪开始把耶稣降生的年份当作公元元年，并开始以100甚至1000作为思考时间的单位，由此可见千禧年对于西方时间想象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则用60年一循环的干支或皇帝的年号纪年。义和团运动在西方人看来发生于1900年，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光绪二十六年（光绪皇帝统治的第26个年头）或干支纪年中的庚子年。虽然在中国几乎没人把1900年看作世纪之交——一个世纪的结束与另一个世纪的开始，但是许多读书人确实感到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了致命的衰退。中国在1894年（或称甲午年）在海上与陆上（朝鲜）都被日本击败，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自我反省，并在1898年促成了一场激进的变革，但最终夭折于保守的朝廷官僚之手。事实上，回溯整个19世纪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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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爆发于乾隆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在19世纪初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库已被耗竭，外国侵略的危险也日甚一日。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四处泛滥，战争与农民起义则成了这个世纪最明显的标志。尽管历史学家将19世纪——或者用中国人的术语：后乾隆时期——当作王朝衰落与应变失败的时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对自身传统充满自信的中国精英却并未感到须对既有文化做根本重估，绝大部分保守主义者直到五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才被迫开始承认变革的必要性。西历1900年在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得再平常不过，春播的农夫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丰收，数百万人继续依靠地区与国际贸易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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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00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一场发生于华北乡村的排外运动正迅速地蔓延到失控的程度。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北方此时正在遭受一场持久的旱灾。成千上万的农民（包括不少妇女）联合起来，自称“义和团”，攻击地方上的传教士与教民，并乱糟糟地向北京进发。[1]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基督徒？这一事件又为什么对与这些拳民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精英，也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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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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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而恐慌的拳民从山东西北部涌向直隶（京师所在的省份）、河南、山西，甚至内蒙古与东北。义和团运动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且没有统一的组织，拳民分散为成百上千的团体。在1899年与190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些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小团体开始行动了。到春末，拳民烧毁教堂，劫掠修道院，并从那些不管是支持他们还是恐惧他们的地方精英那里获取金钱与粮食。很快，所有外国人与外国事物——例如铁轨——都成了攻击目标。一大批拳民在1900年6月进入了北京与天津，他们几乎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因缺乏组织，尽管在八国联军于8月最终赶到前一直在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但始终未能攻克。同时，清廷在长时间的犹疑后，终于在6月决定支持拳民并向外国人宣战——然而基本上，它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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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拳民是慈禧的决定，但事实上，之后朝廷依然保持着分裂。一大批重臣认识到，反抗西方人成功的后果比失败更严重，因为前者必然招致列强的报复。面对传教士在许多省份被杀与北京使馆区遭围攻的局面，西方列强与日本组成了一支联军，并轻松地粉碎了拳民与清军的抵抗。大部分拳民逃散并重新变身为平民，清廷成员——包括慈禧与光绪帝——穿上老百姓穿的蓝色棉制衣物，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乘着一辆驴车耻辱性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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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超过200名外国传教士与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被杀。而在1900年6月至8月的武装冲突中，超过800名外国人以及难以计数的拳民与清军被杀。联军在从沿海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劫掠乡民，强奸妇女，烧毁村庄，并杀死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占领北京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为拳民之前的作为而惩罚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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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拳民的实践与信仰根植于华北的大众文化，信奉中国传统神灵的人们与独尊基督的教民之间长久积聚的矛盾则造成了冲突的爆发。19世纪最后十年的旱灾摧毁了乡村，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没有庄稼可种的农民学会了拳民的仪式，并认为这些仪式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同时，尽管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祈雨，但在他们祈祷的对象中，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神灵。据说由于中国教民数量的增多，许多教民拒绝参与他们所在邻里社区组织的传统仪式。庄稼仍在枯萎，开始有谣言传播说教民往村子的水井里投毒。此外，关于传教士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逆民”的传闻也扩散开来。据传他们是乱伦的恶魔，肆意强奸，并且为了他们邪恶的魔法挖出中国人的眼睛与身体器官。换句话说，人们害怕什么，他们就被说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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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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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焦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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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教堂止住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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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乡间劝人们改信基督已逾40年，他们与中国乡民间的矛盾经常会爆发出来。传教士插手地权与水权之争，由此挑战了这一地方精英的传统特权，并惹怒了乡民。如果一名教民与一名非教民争讼走失的猪归谁所有，传教士会给地方官施加压力，使他们作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传教士向各自使馆的抱怨会直接将压力转向清政府，迫使后者加强对地方官的管束。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省西部，但引爆运动的却并非某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德国天主教徒显得特别咄咄逼人，并被当地人视为异类，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末被杀后，威廉二世很高兴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借口攫取青岛港并进一步加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3]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各种宗派的师傅周围，学习据说可使他们刀枪不入的仪式——简言之就是学习降神附体的技能，以把他们变成一架金刚不坏的搏斗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植根于大众文化。通常降神附体是巫医、命相师或通灵者的专利，与其他人一样，普通中国人对这些骗子将信将疑，但没有人怀疑各种神灵确有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某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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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帝制政府，清廷在通常情况下对这种民间异端宗教会严加取缔，但是由于它的精锐军队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溃，初期的拳民群体似乎提供了一种乡村共同体自我保护的方法，而中华帝制体系对此种自我保护一直以来就持支持态度。开始时，拳民群体是村庄自我防卫的内向组织，而非外向的劫掠者，拳民也自称忠于清朝。有些清廷高官（可能还包括慈禧本人）觉得拳民的异能或许有几分靠得住，至少他们的决心、斗志与狂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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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天津与北京后，八国联军决定在“惩罚”清廷的同时，继续保留它的权位。因此，要斟酌“惩罚”的严厉程度。 例如英国准备以颐和园为攻击目标，理由是它属于皇帝个人，劫掠与摧毁它并不会伤害到老百姓。同时也讨论了就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报复清廷的问题。威廉皇帝宣称：“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提拉的统领下，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声；德国人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中国将无人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4]支持义和团的清廷官员被处决，其中包括山西巡抚——他曾指使部属杀死了44名向他寻求避难的传教士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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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辛丑条约》（the Boxer Protocol）签订，强迫清廷赔偿三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三亿三千四百万美元），39年付清，年息4厘 （总共须支付约十亿两白银） 。这可是一大笔钱。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两亿五千万两，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将最后的主要税源——关税、内地税（例如厘金）以及盐税——都抵押给外国人。[5]清廷同时承诺为遇害的传教士以及死于北京的德国公使建造纪念碑。它的军备受到严格限制，外国在华军事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辛丑条约》影响深远，它进一步削弱了清廷，并增强了外国在华势力。义和团运动同样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廷的耻辱性失败迫使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改革。这些改革在慈禧太后一返回北京后就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以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为标志的中国20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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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它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尽管有几百名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遇害，但拳民点燃的动乱之火毕竟很快就被扑灭了，华北平原上的日常生活秩序不久也得到了恢复。可是对于伦敦人、纽约人或者柏林人来说，在阅读他们勇敢的传教士与士兵在遥远而幽暗的中国的不幸命运时，拳民简直成了世界上一切令人恐惧的邪恶与黑暗的象征：反过来，拳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是如此。由此，拳民对20世纪之交“黄祸论”在西方的流行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好莱坞版本的义和团运动中，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与旱灾在制造拳民过程中的作用。在《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拍摄于1963年的彩色历史片，时长两个半小时）中，坚毅英俊的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与英勇无畏的大卫·尼文（David Niven）率领被围的西方人——其中包括美丽绝伦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娃·加德纳（Ava Gardner）——坚持到了援军到来。尽管慈禧太后在影片中有一个群镜头，但拳民本身出场甚少。他们只被当作社会力量，如同一股短暂而有破坏性的扫过大地的“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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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成了一面反光镜，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镜子前的你是谁。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Cohen）巧妙地指明了义和团运动是如何被后人“神话化”的。[6]该运动可以被解读为进步的或落后的。进步是指爱国拳民代表国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表明农民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这预示了之后的革命的到来。落后是指他们表现了无知与迷信，他们支持清廷这一封建王朝，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现代化取向的中国精英深信义和团运动是落后且毫无价值的，他们将拳民当作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民族再生运动的铁证。不过，这些精英也承认，如果大众能接受教育且被适当地动员起来，他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这一公民教育被当作中国精英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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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希望、信念与组织的威力。随着反帝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强，拳民被重新界定为爱国者。就此而论，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大众的无知或迷信，而是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国家的压迫。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去问：到底什么值得被记住，是拳民的“迷信”还是《辛丑条约》显而易见的非正义性？ 中国的爱国者指责英国士兵的行径比拳民更野蛮，共产党人甚至倾向于把拳民浪漫主义化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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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被简单归纳为迷信且封建，或进步且爱国。它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趋向。考虑以下因素：打乱传统权力关系的乡村传教士，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华北平原的大饥荒，列强的直接干涉（炮舰外交，“不平等条约”），清廷以及地方官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压力，农业经济面对水灾与饥荒的脆弱性，改革派精英的期望与决心，有可能正当化暴力行为的文化，以及民众的抗争传统。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预示了中国大众的政治化。回溯历史，他们代表了由土匪与军阀（偶尔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参与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如同暴风雨般猛烈，却没有能力重塑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从长远看，义和团运动使我们得以窥见老百姓如何——在适当的环境下——能够不仅影响历史走向而且有意识地参与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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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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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切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入口。在1900年，全国4亿人口中约80%是农民，乡村中国的生活节奏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改变。南方的稻作与北方的麦作都是密集种植，以至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农业看起来更像园艺而非农作。可能直到1750年或180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略高于欧洲，这一水平在19世纪略有下降，但长期稳定。但是，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的人均增长率，如同世界其余的大部分地方一样，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下降显著。清朝在19世纪重新恢复的和平局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越地位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的1亿左右增加到1800年的超过3亿。但这一量级也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例如人多地少、租佃关系恶化以及过度耕作与水土流失这样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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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白银开始外流：在19世纪30年代，为购买从英属印度进口的鸦片，每年流出900万两白银。这一结果对农民尤其严酷：他们的租税直接增加（租税以白银交纳，这意味着农民必须用他们日常使用的铜钱去兑换白银）。鸦片战争从1839年至1842年断断续续地打了两年多，最后清军战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列强的索求，包括贸易开放、外交、传教、驻军、赔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1895年后）。清廷失去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后者已被卷入了国际性的贸易与资本流动中。尽管有地区性的不稳定，20世纪的头20年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但同样，也没有工业化的内涵式增长必需的资本积聚发生。人均国民收入仍只有60元（200美元~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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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争论在两极间摇摆，一极认为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自然发展，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另一极则认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与进步。具体分析，外国经济渗透（贸易与投资）应该与强索赔款或强占关税等政治决策的经济影响区别开来。后者无论经济影响如何，都削弱了清朝以及随后的共和政府。这样的政治后果破坏了既有的物质、法律甚至道德体系，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国际贸易是打乱还是改善了中国的经济（或者两者皆有），帝国主义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仍是灾难性的。中国在19世纪初期进出口贸易相当平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几乎没有外债，而到了辛亥革命时，外债已高达惊人的9亿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政府岁入被迫用来偿还外国债务或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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