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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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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一名非凡的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首席发言人。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头脑要更为开明，他刚刚二十出头就已成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他在发表于1896—1897年间的《变法通议》中，呼吁政府鼓励来自下层的意见，以及迅速扩展教育体系（包括女校）。这些主张意味着要求重构中国社会。例如，梁启超预言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帝制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将被大众教育制度取代，他对明治维新所建立的以西方为模板的学校体系大加赞扬。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太无知，也太无目标，因此不能立刻被赋予权力，因此，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不要误解他的最终目的。通过呼吁一种士绅民主，梁启超正在挑战朝廷与官僚的政治垄断。此外，在出版的文字中，梁启超对王朝专制的批评即使并不直接，也已足够尖锐。他批评皇帝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自私地拒绝关心他们。在一封私信中，他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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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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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下，梁启超向他的学生提出过叛逆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异族的清统治者是否能够领导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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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夏，慈禧处于半退休状态，维新人士最终赢得了她的侄子光绪帝的支持。他们奋力战斗，试图重组官僚机构，加强皇帝的权力，以使他能推行改革——维新运动的各种主张已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对。光绪帝宣称自己要广纳良言，但是，改革的建议中并未出现议会、宪法或其他的民主制机构。对满人、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缠结不清的利益来说，外部挑战仍突然间如凶灵般从暗影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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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觉得这是中国“以非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6]的最后机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观点太言过其实，不过是改革者在失败后广为传布的自我标榜的反映。无论如何，光绪帝在整个1898年夏天确实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他改革科举制度，强调时务策而非四书五经义；他将佛教寺院改建为公立学校；他废止了满人的任官特权，裁撤冗官；他新建了主管商业、工业与农业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将更现代化。光绪帝鼓励中下级官员乃至普通士人直接向他上书，这多少是对康有为在1895年贸然上书加以事后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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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不仅挑战了官员，而且也挑战了绝大多数士人的生活之道。功名以及其所伴随的文化预设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官员与满洲亲贵感觉到王朝本身也在危险之中。绝大多数官僚对光绪帝的改革愿望都虚与委蛇，静待他的伯母慈禧太后的反应。光绪帝对中国政府的重组只不过是纸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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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宰者。她在维新派与守旧官员之间保持着平衡，不使朝政倒向任何一方。最开始，她是咸丰帝的年轻妃子，为他生育了唯一的子嗣。1861年，当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第一次侵入北京不久驾崩后，在一些大权在握的皇亲国戚的支持下，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摄政者之一。1875年，在她的儿子同治帝驾崩后，通过让侄子继位为光绪帝，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光绪帝长到20岁以后，慈禧开始退入后台。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些维新派的行动感到满意，至少在1898年维新刚开始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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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这一年夏末，在光绪帝开始罢免重要官员并擢拔他自己的亲信后，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也可能是相信了维新派密谋推翻满洲统治的宫廷流言，慈禧采取了行动。事实上，此时维新派正在设法除掉她，并向倾向维新的军事将领袁世凯寻求帮助。但袁世凯却去告了密。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清除了他的支持者，并不经审判就处决了6名维新人士——一个很罕见的举措，表明朝廷当时是何等震恐，她甚至命令掘掉康有为家的祖坟。本来会有更多的杀戮，但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外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光绪帝在软禁状态下度过了他的余生，困居于紫禁城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到政变发生的那个周结束，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已被废除。一个反动的时期到来了，在政变后，朝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落到了对义和团表示同情的守旧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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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争论，历史学家已将对光绪帝以及激进维新运动的同情与对至少是一个计划更详审的改革的同情（如果不是对慈禧太后与她的反动运动的同情的话）区分了开来。 一些人认为康有为对光绪帝与维新运动有强有力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用要小很多；一些人指责康有为造成了混乱，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试图支撑每况愈下的王朝；一些人将1898年的事件视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争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有比这更重大的意义；一些人在1898年中看到了与过去的真正决裂，另一些人则更多地看到了它与之前一代的洋务运动的连续性。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康有为对光绪帝与帝党的影响对于维新的激进化至关重要，也都同意尽管维新运动并未被很好地计划，但就历史因果而言，它是被慈禧太后这个娴于宫廷权谋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女人所发动的政变所扼杀。换句话说，一个老套的故事——善良的改革者对阵邪恶的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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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派已从许多视角攻击了这一观点。他们都提到的一点是1898年事件的史源问题，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记述本身就是他们对清廷的攻击的一部分。[7]不过，在康、梁版的善恶相争的故事中寻找漏洞与证明发生过根本不同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并非每一点都真实，但这个1898年事件的标准版本影响了当时以及以后几代人对此的态度。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解释如何成为主流历史，它又如何迎合了既存的偏见（例如女性不应该掌握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8]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用最同情的办法理解慈禧太后，也无法在那个改革已明显成为必须的时代将她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即使她并不像传统形象中的那样是一个恶魔，她也绝对无法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充满活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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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认为康有为试图颠覆清朝，这是错的，但是康有为最终确实想要将清朝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康有为竭力主张光绪帝应该像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强力推进改革。问题在于，尽管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但她的政治基础在于维持宫廷与军队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平衡。因此，改革主要被交给了各省督抚，他们中有人建立新式学校与兵工厂，发展采矿与铁路，以及推进管理现代化——有人则什么都不做。袁世凯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冒把政府交给毫无经验的新进人士的风险。在1898年，光绪帝想要超越之前两代人不紧不慢的零碎改革，毫无疑问，其部分是因为这是增强自身权力的有效途径，而康有为则提供了进行政策变革的智识动力。但是，一旦涉及落实改革这一棘手问题，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帝都相当缺乏政治经验。康有为的鲁莽与自我圣化阻碍了策略性的联合，北京的官僚极其保守，到了9月，朝廷重臣明显已经使慈禧太后相信光绪帝的所作所为正在威胁到王朝本身。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双方也都向袁世凯寻求支持。如此这般，维新运动最终走向了一个血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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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给光绪帝提供了一种新的君主政体。最终，通过宪法与议会，光绪帝能够成为古代圣王所树立的理想典型。君主将与人民成为一体，自身作为神圣象征，但并不拥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力。康有为解释说，在一个议会制体系下，“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9]，国会制定法律，法官依法断案，政府依法治理。“人主总之”，但是几乎什么也不做。这样说来，慈禧太后把维新派看作直接的威胁可能倒是对的，不过，儒家的圣王（以及其贤相）在康有为的愿景中仍显得很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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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百日维新仍然念念不忘——1998年遍布全国的纪念维新运动100周年的公开讨论可为明证，其原因正在于康、梁使它成为中国改革与自救大戏的第一幕。百日维新表明，中国也许能够通过迅速且自上而下的途径走向现代。这一梦想并未随着戊戌六君子等志士在1898年的遇难而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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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在1898年9月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自然有他们自身的紧迫关切，与宫廷政治或士绅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之所以能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获得重要地位，纯粹是因为朝廷对它的容忍。正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保守的朝官用外国影响来解释维新运动，义和团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可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讽刺性的是，组织涣散的清朝军事力量无可置疑的失败、慈禧太后从北京耻辱的出逃，以及保守派回应改革派挑战的一般性失败，导致了1901年之后一场真正改革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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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新政”改革与百日维新（此时不再被视为非常激进）区别很小：重组官僚机构，新建学校，发展现代基础设施；在几年内，古老的科举制度就被废止，宪法就被制定就位。这一次，清廷面对着持续性地要求它大变、快变的压力。不耐烦的改革者（如梁启超）仍严厉批评清廷变得不够快；在中国大地的许多城镇，那些经常阅读梁启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的作品的士绅正出于自身利益努力推动政治参与。率直的革命者指责清廷的改革不过是个骗局，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接受异族满人朝廷的暴政。我们会在第二章叙述这些斗争，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考察改革运动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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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境中的儒家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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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寻求发出自己声音的政治激进分子，康有为与梁启超指向的是20世纪。他们要求政治领域必须向所有受过教育的男性开放。 不过，为了理解他们，我们同样要看看他们借以现身的语境。传统的士人期望获得尊敬与权力，首先是基于自己托身于儒家文化——他们精熟四书五经；其次，也是更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对成功者来说，学校教育伴随着一系列的考试（经常超过20年，甚至更久），最终则意味着功名、声望与官职。这也是康有为自己的梦想之一。这种考试基本上分三级，难度逐渐递增。首先，县一级的考试，选拔出数量相对较多的“生员”；其次，省一级的考试（乡试），选拔出数量要少很多的“举人”；最后，京城一级的考试（会试，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选拔出几百名“贡士” 由皇帝亲自加以殿试。1895年，举人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应考，力争考中进士。作为学生的梁启超应举中式的年岁要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小得多，这显示了他的过人聪明，但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毕竟每个人都知道能否考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碰运气的事情。尽管科举中式名额十分有限，但在晚清，对政府来说，获得功名而等待任官的士人也还是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教书为生（如康有为），或做高级官员的幕僚，或从商经营家族产业，或著述进行古物研究，或自命清高而陷于贫困，或甚至可能参加革命。不过，不管他们的个人际遇如何，所有这些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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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所有这个文化的成员都习得了儒家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以对社会的等级性视野为基础，强调礼仪性行为。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天高于地，男人高于女人，父亲高于儿子，皇帝高于他的所有臣民。义务是相互的：大体上，地位较低的一方要向较高的一方表示忠诚与服从，后者则对前者施以关怀与仁爱。士绅作为儒家经典的研习者以及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的参加者，自认对维持社会秩序负有责任。例如，帝国政府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官员去关照所有进行的工作，士人因此成为全中国乡村与城镇共同体的自然领导者。这一角色得到了儒家经典的确认（因为儒家经典要求有“德”之人来担当领导），并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士人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解决邻里纠纷、筹集资金筑堤或组织团练，还是教化民众。这是一种深植心中的社会责任感，它甚至塑造着那些最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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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儒家道德绝非仅限于一小群精英。反过来，因为基本读写能力的普及，各种各样大众化的儒家学说版本支配着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层级。例如，尽管孔子本人谴责“利”并且看重农民（这种态度经常可以在乡村社会中的士绅那里看到），商人们仍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指导人们如何合乎道德地取得商业成功的书在整个清朝时期都十分流行[10]，它们甚至许诺说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人在赚钱的同时，仍然能够做士绅。许多与儒家信条相连的基本价值（例如孝——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实在可以被当作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上升阶梯向所有出身的人开放，几乎所有帝国男性臣民在法律上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尽管很多男孩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没有时间接受必要的儒家经典训练，但是，经济的流动性可能最终会让他们的后人进入科场并获得成功。只有少数贱民阶层与贱业群体（例如船民与戏子）被禁止参加科举；衙役、税吏与书吏同样不能应举，想来是为了让这一未受经典熏陶的潜在权势群体不至于对现存秩序形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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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足够聪明且幸运，他可能在二十出头时中秀才；在接近三十岁或三十出头时中举人，并因此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获得任官资格；中进士的时间会在三十岁到去世之前的任何时候，这可能会让他立刻获得外放官职。以1850年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计算，只有万分之五能够通过乡试。而对经典的背诵从五岁就开始了。当然，中举者绝大部分来自有相当特权背景的家族，或有富有的亲戚资助，以完成应举必须的、长期的经典研习。少数卓越的家族能够超过5个世纪连续获得科举的成功，这也显示了晚期中华帝国社会的稳定性。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厌恶的干瘪教条的世界，应考者的整个生命在年复一年取悦主考者的无价值努力中逐渐凋谢。但这同样可能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智识上充满活力，感官与文学经验得到开启，并伴随着获得声望、财富与权力的保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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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举群体至少包括几百万人。高度教化的“儒生”占到总人口的5%。[12]该世界以对繁难的文言文的谙熟为标识，其成员共享着一种精雅的举止与礼节。甚至最低一级的“生员”都被特许穿戴把他们与民众区分开来的衣服。他们拥有某些受法律保障的特权，包括不得被刑讯以及一些税收豁免。但是这种官方地位却并不是道德水准、正直性甚至谋生能力的保证。高级官员严格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着装，俸禄丰厚，并通常能从请托者那里获得更为丰厚的贿礼。所有这些人都是“士绅”，这一术语涉及英语文献里两个部分重叠地描述中国的词。首先是中文“绅士”一词的英译，基本上是一个法律范畴，精确地指称那些中举的人；其次则不仅包括以上这些人，而是广泛地关涉他们的家族，甚至有可能下延到第三代，甚至更广泛地扩展到那些就财富、教育与举止而言有必要接受士绅生活方式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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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在1895年试图将这些含混地共享着同一个文化的人们争取过来，并将其组织入一个团体——某种以“学会”与杂志为载体的游说集团。恰恰由于中国之前的变革，他们找到了现成的拥护者。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开始将现代专家之学（例如数学）引入某些考试之中。主考者也开始就西方制度与政治的历史提出问题。纯粹的传统经典教育正在被推向一个新的方向。此外，洋务运动创办的学堂、兵工厂与造船厂已经产生出如军事技师与西学专家这样的职业道路。这两个群体缺乏科举正途所具有的声望，但它们之间却并不隔绝。军事学堂甚至培养出了西式的医生与护士。因此，一个支持改革的广泛且具有社会多样性的群体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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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他的同谋者的行为是违反成法的，但却并非没有先例。康有为早在1888年便第一次违制直接向清帝上书，表达改革诉求。清廷对结党一事特别敏感，官员必须作为个人为朝廷效劳： 不完全是作为官僚机器的锯齿，而是作为只忠诚于皇帝的无私臣属。然而现实政治长久以来就一直是派系分立，而其表面形式则往往是学术传承或文章应和。官员、有权有势的各省士绅家族以及身份低下的书吏都有办法互相勾结。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动荡不安的几十年中，此类合作变得十分普遍。[13]也有更之前的例子。在士人写就的历史中，官员冒着身家性命之险向皇帝谏诤被视为典范。在南宋（1127—1279）时期，“主战派”不停地呼吁要从夷狄手中夺回北方失地。更近一些的例子则是发生于明朝（1368—1644）晚期的东林运动，作为对腐败与失序的回应[14]，他们公开宣称自己对儒家道德信条的坚守，抨击宫廷内的道德腐败，并要求让“好人”掌权。这些并不是无用的老生常谈，在由皇帝公然的怠政所引发的党争中，它们都是可用的武器。与晚清的维新人士不同，东林运动缺乏一个特定的政治方案，但它的领袖却为后世提供了某些精神上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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