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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阶段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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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接受了第一个学派讲述的大部分故事，不过把这些事件置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以这种视角，辛亥革命代表着反抗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如同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是迈向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一环。因此，辛亥年的革命者就不是作为个别的爱国者，而是作为他们的社会阶级的成员在行动。将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他们力量的是他们新兴资产阶级代表者的属性。巨大且复杂的晚期帝国经济已产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人阶级，帝国主义经济存在的增加虽然整体上看来抑制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但却极大地促进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上海与天津——的资本主义活动。虽然暂时仍结胎于小型制造业中，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正在被创造出来。现在中国正开始创造出工厂主、银行家、中产商人与店主这样更强有力的阶级，以及教师、记者、工程师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以上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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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看过去，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七个世纪，农民逐渐学会了为市场生产，城镇市场将现金注入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这一自然演化被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了。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来自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以倾销的方式压垮了本土产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造成了失业问题，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有政治方面的含义——崛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像它本应该是的那样强有力。因此，辛亥革命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发动它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损害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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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总结这一情势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将中国描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封建的，这是基于拥有大量土地的传统士绅掌管地方事务并控制着中央官僚机构，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一个去中央集权化的贵族体系，而是一个建立在毫无权力的农民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中，商人的财富挑战着士绅的权威，因此，无法再将社会描绘为完全封建的。另外， 在外国列强支配着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个意义上，中国又是一个殖民地，而因为这一统治的绝大部分都是间接且分散的，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一块半殖民地，每任中国政府只能在其阴影下过活。半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同样抓住了中国人民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自己国土上的二等公民。英国士兵辱骂人力车夫或美国军舰在长江巡行的景观令爱国者憎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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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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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真正兴趣点并不在历史，而是在当下的政治——不过他确实将政治理解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他谨慎地指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试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党革命中给商人一个位置。毛泽东宣称中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的过渡时期内，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将被保留。由此，毛泽东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辛亥革命继承者的位置上。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与某种现代历史观联系密切，不管策略如何变化，辛亥革命始终被看作某个更长革命进程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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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早先时候表达了一种对辛亥革命在中国不间断革命中角色的更积极的看法。他相信民主是当时的根本精神，辛亥革命反映了它，而共产主义则是这一精神成长中顺理成章的延伸。李大钊此文作于协约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后，对两者都持颂扬态度。他主张说，民主诞生于欧洲，移植到了美洲，并用机枪、轮船与媒体唤醒了在专制统治下沉睡的亚洲。[5]中国的辛亥革命因此代表着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只要中国的新领导者遵循民主的路径，他们就能保持胜利，而当他们如袁世凯一般转而反对民主时，他们就将垮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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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最初来源于卡尔·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描绘欧洲过去的同时，也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中国未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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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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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中国资产阶级被指定的任务就是终结“封建主义”，它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比它的对应物——18世纪末期的欧洲资产阶级——软弱得多。它不仅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乡村地主所有制体系（它与之关系密切，这与欧洲北部的世袭贵族制以及封建制下城市的自治传统不同），而且要面对帝国主义——后者削弱着独立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并将某些分子扶植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作为“买办”）。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区分两种资本家，一种（好的）在中国生产商品并与外国人竞争；另一种（坏的）——“买办资产阶级”为外国企业服务，因此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中国历史学家想尽办法要将康有为的维新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观念都标示为资产阶级的，毕竟，立宪政府、议会、国民学校、废除厘金、建造铁路、开通电报、兴办航运以及其他事业都对商业利益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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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翻全部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对现实中孤立且分裂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的事。推翻清朝是一件意义深远但效果有限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辛亥革命的最大弱点是其未能对乡村的封建势力造成冲击。不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用超出了（单纯的）反君主主义。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特别关心的两个部分：强政府，如此才能支持国内贸易、保护财产权与限制外国经济影响；统一，如此才能避免看起来西方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局面。民族主义意识鼓励组建最终将战胜帝国主义的同盟，事实上，从20世纪早期开始，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运动便对中国工厂主颇有帮助。1906年，当美国通过针对亚裔人群的反移民法后，一场由学生、工人与商人共同支持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便在该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持续进行。由此，中国社会的不同部分联合起来，清廷未能支持此类运动，这同样有助于革命基础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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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也令资产阶级信服。传统士绅由于对儒家学说与所在地方的双重忠诚，很难以民族竞争模式来思考问题。但是一个形成中的立足于城市且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企业家与经理人阶层很自然就会将自由市场竞争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就理论而言可能并不是民族主义的，但在实践中，竞争性民族国家范式与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相当契合。正如在商业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一样，在世界中，也只有适应进化的国家与民族才能最终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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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在社会分析时虽会明显使用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这样的范畴，但他们如同第一个学派的历史学家那样，倾向于夸大孙中山的美德与袁世凯的罪恶。在这一视角下，对推翻一个无可救药的腐朽制度——因为它植根于封建式的乡村社会关系，且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收买——来说，辛亥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孙中山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力量尚未强大到可以填补随之而来的领导真空的程度，而袁世凯则代表着封建主义。在这一理解方式下，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将对革命的个人态度与其阶级地位混淆了起来。事实上，在前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要找到任何种类的资产阶级都是很困难的。[8]袁世凯确实是个地主，也是位大权在握的官僚，但很难证明革命者来自资本家家庭。真正的资本家倾向于支持朝廷里的改革分子。例如张謇（1853—1926），作为一个传统士人，他在42岁时获得最高了等级的进士功名，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官场中的人脉筹集资金并经营工厂。如果非要找到一个资产阶级方案，那也是在清朝自己的新政中——它试图推进交通与通讯建设，提供更清晰的商法框架，以及鼓励投资关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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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了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冲突所在。例如，不管政治色彩如何，那些试图实现现代化的人都同意铁路是一件好东西。或许如清廷所说，铁路应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若清廷不得不让外国人来修建铁路，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就不会认同中央控制了。不少省份出现了精英领导的“收回路权”运动，经常能以廉价股权热卖的方式募集到巨款，以从外国财团手中赎回铁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能结合在一起）。1911年早些时候，在清朝的西部大省四川，政府计划以外国贷款购买地方建造的铁路干线，抗议运动逐渐升级为对政府的攻击，清廷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反清的地方领袖尽管几乎没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却代表着地方资本的利益。对这些领导者的逮捕引发了反抗总督的民众自卫行动。到该年夏，愤怒的农民也参加了进来。农民起义的传统仍保持着——为获取粮食，仓库被洗劫，警务与税务公所也被捣毁。秘密社会、土匪、士绅与革命领袖混杂在一起，让局面更加混乱。清廷正要开始恢复秩序，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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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晚清时期的阶级结构极其流动易变。现代资产阶级与传统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从乡村士绅到城市商人，有着渐变的谱系。19世纪70年代之后，绝大部分重要商业活动都是官商混合的事业。假如说“资产阶级”是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么在1911年，中国人自有的机械化工厂与矿山的总数只有约600个。比起农业，非农业部门相形见绌，工业与铁路（在一片如同欧洲大陆般大小的国土上，只有5600英里）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万美元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农业投资的6%~7%。[9]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着一种试图将欧洲范畴应用于中国的努力，但这很可能会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血统、世袭爵位与土地所有权都无法定义中国士绅，他们参与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社会与政治障碍。在整个清朝时期，有很多较为富裕的士绅从乡间迁到了城市，尽管他们仍保留着对相当数量土地的占有权，但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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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幅革命情景图比传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派历史学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岸意识形态架构的松动，这两个学派一度被削弱。有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革命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如果那一时期新的社会力量尚未成熟到能够完成一场革命，那么革命就是过早了，并因此是个错误。一些历史学家也强调，考虑到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多族群社会，所谓满汉间的种族矛盾不过是个反映大汉族主义的虚假命题。现在有人主张清廷自身的新政是成果丰富的，本能够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10]这可以被视为一厢情愿的修正主义，不过，它与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政治风波有着共振，正是在此时，“革命”的语汇变成了“改革”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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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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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由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主导，不接受前两个学派的许多结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他对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尽管流亡革命策划者可以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但就根本而言，并不是他们引发了革命。” [11] 那么，革命是怎样被引发的？当新的社会力量无法在政治进程中为自己找到空间时，它就可能会为创造这样一块空间而战。在中国的例子里，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兴专业人士、学生、商人，尤其是包括旧士绅家族在内的地方领袖的激进倾向之外，也要注意他们的保守倾向。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对长期以来中央权力向省与县的转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学派相对而言不那么目的论，至少不那么乐观主义，比起作为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阶段，革命显得更像是一场持续性崩解的一部分。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这一趋势在1916年到1927年间的军阀时期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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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是中国的地方精英（尤其是来自相对富裕的长江沿岸省份的）决定了革命的结果。内战一爆发，他们就为了地方与省一级的权力而背弃了清廷。他们或许是以传统的方式理解事情的——清廷已经失去了天命；不过，他们也同样认识到“革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及自己能够影响新政治架构的创造。清廷尽管熬过了19世纪中叶规模浩大的起义（这场内战导致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亡），但再也无法完全确立中央的控制权，地方领袖开始履行国家的很多职能，至少在相对富裕的省份，成功的士绅与商人间的某种新联盟开始起支配作用。[12]因此，不管是只关注资产阶级还是只关注士绅都是误导性的。商业财富、土地占有、军事力量、庇护制，以及士绅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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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传统士绅，这种新精英要大大地城市化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期间，城市要比乡间更安全。精英作为管理者，开始在如同业公会、治水会、赈灾组织、学校之类的私人与准公共组织那里找到更多的认同。用芮玛丽（Mary Backus Rankin）的话说：“商业化促使商人与士绅融合为一个生气勃勃且数量不断增大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于土地所有权、贸易、高利贷与功名间方式不一的结合。”[13]尤其重要的是，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正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发生于茶馆乃至妓院这样的地方的论辩以及新兴杂志与报纸，他们能够讨论自己想要创造怎样的中国。[14] 新精英继承了儒家式的家长制委任统治，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自己的新社会角色（管理宗教与教育机构，运作同业公会与同乡会——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旅居者特别是精英商人的组织，照顾福利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城市精英开始松解他们与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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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此类活动都有先例可循。官方有时会将消防事业委托给商人的同业公会办理，因为保护中国的木结构城市免于烧毁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士绅长期以来一直管理寺庙、地方福利事业（管理孤儿院，救济寡妇，埋葬赤贫者）与学校，官方几乎从不加干涉。在动乱时期，国家甚至授权地方士绅募组团练。而除了那些最大型的工程（如维护黄河大堤或运营大运河），其他农渠均由地方管理。此类活动并不是要与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弥补那些中央政府不肯或不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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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清时，变化确实发生了。纵使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毕竟通常是由地方精英来负责后义和团时期的新政事业。他们由此创造的公共空间既非不受官方干涉，也非必然与官方处于对立地位。确实，纵使精英自视为“社会”的代表，他们也还自认为在为建立强大国家做贡献。[15] 控制地方性的水灾促进了国家的利益，省一级的铁路将会使中国更强大。王朝保持着对人们精神的控制——商界自治会的领袖仍捐纳清朝的功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那些在辛亥年接掌了革命的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仍保持着对清朝的忠诚。 不过， 非官方的精英组织为政治辩论提供场所，影响着公共政策，并对地方官员施加着压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股变革社会与政治的新力量，并从一开始就有着反清的潜能，当认为地方官员腐败或国家政策错误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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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晚清精英并不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转向一种新的批评性且有条件的忠诚。他们敦促朝廷，要求实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加快君主立宪制进程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学生革命者有时就是他们的子女，而如友情、乡籍与同门之谊经常能将地方改革者、激进知识分子乃至持同情态度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政治倾向各异的进步中国人共享着相同的目标、预设与世界观。在政治上，义和团一崩溃，清廷就转而开始改革，而这些改革则创造了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力量。例如，1908年进行的省谘议局选举只会增加对宪政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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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90%的谘议局议员是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绅，但他们中的30%选择以更西方化的课业进行自我再教育，或在中国的新式学校，或在海外。[16]比起革命者，这样的人更年长也更传统，但你不能再说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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