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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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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由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主导，不接受前两个学派的许多结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他对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尽管流亡革命策划者可以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但就根本而言，并不是他们引发了革命。” [11] 那么，革命是怎样被引发的？当新的社会力量无法在政治进程中为自己找到空间时，它就可能会为创造这样一块空间而战。在中国的例子里，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兴专业人士、学生、商人，尤其是包括旧士绅家族在内的地方领袖的激进倾向之外，也要注意他们的保守倾向。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对长期以来中央权力向省与县的转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学派相对而言不那么目的论，至少不那么乐观主义，比起作为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阶段，革命显得更像是一场持续性崩解的一部分。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这一趋势在1916年到1927年间的军阀时期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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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是中国的地方精英（尤其是来自相对富裕的长江沿岸省份的）决定了革命的结果。内战一爆发，他们就为了地方与省一级的权力而背弃了清廷。他们或许是以传统的方式理解事情的——清廷已经失去了天命；不过，他们也同样认识到“革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及自己能够影响新政治架构的创造。清廷尽管熬过了19世纪中叶规模浩大的起义（这场内战导致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亡），但再也无法完全确立中央的控制权，地方领袖开始履行国家的很多职能，至少在相对富裕的省份，成功的士绅与商人间的某种新联盟开始起支配作用。[12]因此，不管是只关注资产阶级还是只关注士绅都是误导性的。商业财富、土地占有、军事力量、庇护制，以及士绅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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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传统士绅，这种新精英要大大地城市化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期间，城市要比乡间更安全。精英作为管理者，开始在如同业公会、治水会、赈灾组织、学校之类的私人与准公共组织那里找到更多的认同。用芮玛丽（Mary Backus Rankin）的话说：“商业化促使商人与士绅融合为一个生气勃勃且数量不断增大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于土地所有权、贸易、高利贷与功名间方式不一的结合。”[13]尤其重要的是，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正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发生于茶馆乃至妓院这样的地方的论辩以及新兴杂志与报纸，他们能够讨论自己想要创造怎样的中国。[14] 新精英继承了儒家式的家长制委任统治，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自己的新社会角色（管理宗教与教育机构，运作同业公会与同乡会——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旅居者特别是精英商人的组织，照顾福利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城市精英开始松解他们与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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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此类活动都有先例可循。官方有时会将消防事业委托给商人的同业公会办理，因为保护中国的木结构城市免于烧毁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士绅长期以来一直管理寺庙、地方福利事业（管理孤儿院，救济寡妇，埋葬赤贫者）与学校，官方几乎从不加干涉。在动乱时期，国家甚至授权地方士绅募组团练。而除了那些最大型的工程（如维护黄河大堤或运营大运河），其他农渠均由地方管理。此类活动并不是要与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弥补那些中央政府不肯或不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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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清时，变化确实发生了。纵使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毕竟通常是由地方精英来负责后义和团时期的新政事业。他们由此创造的公共空间既非不受官方干涉，也非必然与官方处于对立地位。确实，纵使精英自视为“社会”的代表，他们也还自认为在为建立强大国家做贡献。[15] 控制地方性的水灾促进了国家的利益，省一级的铁路将会使中国更强大。王朝保持着对人们精神的控制——商界自治会的领袖仍捐纳清朝的功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那些在辛亥年接掌了革命的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仍保持着对清朝的忠诚。 不过， 非官方的精英组织为政治辩论提供场所，影响着公共政策，并对地方官员施加着压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股变革社会与政治的新力量，并从一开始就有着反清的潜能，当认为地方官员腐败或国家政策错误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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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晚清精英并不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转向一种新的批评性且有条件的忠诚。他们敦促朝廷，要求实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加快君主立宪制进程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学生革命者有时就是他们的子女，而如友情、乡籍与同门之谊经常能将地方改革者、激进知识分子乃至持同情态度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政治倾向各异的进步中国人共享着相同的目标、预设与世界观。在政治上，义和团一崩溃，清廷就转而开始改革，而这些改革则创造了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力量。例如，1908年进行的省谘议局选举只会增加对宪政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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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90%的谘议局议员是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绅，但他们中的30%选择以更西方化的课业进行自我再教育，或在中国的新式学校，或在海外。[16]比起革命者，这样的人更年长也更传统，但你不能再说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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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新精英们无私地追求着民族的利益。例如上面描述过的“收回路权”运动，便旨在让它的领导者们赚钱。花费公共钱款建立了新学校，但其学费对普通人来说却太高了。不过，这里的要点仅在于，公共机构扩展得太快了，超出了清朝的控制能力。出于一大堆混在一起的动机，立足于城市的士绅要求在宪政框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如果清廷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这些，王朝的这些天然支持者就可能会转而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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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暴力在1911年开始扩散时，这些新精英几乎没有明显流连就选择与他们的军方盟友合作，转而来领导革命。从辛亥革命历史解释学中第三个学派的视角来看，地方精英畏惧大众暴力。他们想要保证煽动革命的激进分子无法索得权力。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与工会。1912年出现的省一级领袖通常都是新精英，辛亥革命采取各省从清帝国分离的形式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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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强调基本的社会因素，最小化了上述事件的目的论意涵。既然最终颠覆平衡并导致革命的那些势力起初致力于改革，事情就本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果。辛亥革命也并不是直线指向着共产主义革命。用周锡瑞的话说：“对日益西化的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胜利。作为中国精英脱离大众的重要一步，它更多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前提而非榜样。”[17]不过，社会历史学家对新精英投以的关注有着自身的目的。 它虽然不算一场革命，但依然与现代化命题紧密相连——尽管就中国的情形而论，是被阻碍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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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家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加，社会需要官僚与职业更大程度的专门化。传统的神圣或准宗教性的世界观必须被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主义所取代。不过，这在感到国家统一已岌岌可危的西化精英与落后于变革的平民百姓之间造成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最后，那些对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改革似乎会撕裂它的社会统一。 传统上，儒家学说与皇朝国家制度在审慎地区分不同阶级的同时，又以共享的价值体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到20世纪初，城市精英正创造出一种日益与乡村文化拉开距离的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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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夸大了“城市改良主义精英”的经济活力，而忽视了他们投身政治变革的程度。当然，在关涉到财产权时，他们是保守的，也不喜欢“混乱”，但他们明白辛亥革命并不是王朝循环过程中的一个新轮回：这场革命促成了一个建立在新正当性原则上的新形式政府的出现。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当时的国人将1911年与1912年的事件当作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起义，它计划以共和制取代专制君主制。这一清晰的“公共脚本”就是所有政治行动者与绝大部分城市支持者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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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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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派都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然而，不贬损革命者、改良主义精英与保守士绅（以及他们造就的奇怪组合）的成就，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清王朝的制度基本上是自己崩溃的。当然，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悖论式的局面。第一个悖论是将“主权”这一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给中国，却又用强行订立条约的方式破坏着中国的主权。就中国人思考中外关系的方式而言，“条约”这一观念是陌生的。第二个悖论既否认中国的主权，它无法建立关税制度，甚或不能自己征集关税，它向许多西方国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外国警察力量存在于大多数城市，外国炮舰在各主要河道上巡行，然而在官方上，它又被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只有此类实体才能签署条约）且从未被殖民地化。这种异常情形能继续多久？1898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警告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于政治需要或在博爱的名义下），有生命力的民族将逐渐侵占行将消亡者的领地。”[18]操作性假设是世界由两类民族组成。在整个18世纪，也即工业革命的效能在世界的贫富两方间制造出巨大的断裂之前，大部分西方人尊敬中国的文化与力量。到19世纪，两者都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在外国人看来，治外法权——外国人依其自身的法律由其领事加以审判——保证了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对中国人来说，在没有被全面殖民的情况下，它成了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最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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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中，外国势力显著增强。通过每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列强确保了中国对其中一国让与的权益也由其他各国均沾。此外，到19世纪90年代，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已被殖民地化。香港以“永久让与”的名义割让给了英国，台湾则割让给了日本。不少非汉族的偏远边疆地区被列强分割：在西藏是英国，在琉球群岛则是日本。大部分主要城市——包括新兴的商业中心上海——的某一部分被“租借”给了列强。这些租界事实上成了微型殖民地，它们由当地外国人管理，最终决策权则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或巴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所击败，这让分裂——“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对特许权的争夺”使东北与山东分别成为俄、德两国的势力范围， 并增强了英、法两国在华中与华南的势力。列强间的竞争威胁着过去的非正式协议——如美国“门户开放”的建议所不切实际地希望的那样：让中国主体保持独立，但要对贸易与传教士保持开放。不过，门户开放本身更多是帝国主义间的松散合作，而非对中国主权独立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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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这一体系下苟延残喘，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则日甚一日。外国存在就根本而言是破坏性的，传教士成了村镇中的新权力中心，商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中国是“东亚病夫”，西方的态度表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以科学撑腰的种族主义，有权威生物学家宣称，亚洲人的肤色与脑容量均较低劣；另有权威哲学家则宣称，亚洲历史停滞于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大学历史系不教授亚洲史，因为亚洲人没有历史。在20世纪之交，种族与国家支配着的国际等级秩序视野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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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帝国体系也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压力。讽刺性的是，清朝的压力与它的成功关系密切。经济在18世纪受益于国际贸易，长期的和平导致了人口的大幅增长，据粗略估算，在17世纪晚期，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在1800年，增长至三亿；到1850年，则增长至四亿三千万。这使得成百万的人口缺乏足够的耕地养活自己。在18世纪，食物生产以及一般经济活动尚或多或少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收成，对湿地稻作尤其有利。最后的小片山地与边疆土地吸收着移民，边角地块则种植了来自新世界的作物——如玉米、甘薯与花生。但到了19世纪，土地的压力开始上升——暴力争斗的记录（世代定居的乡民与外来者，本地族群与移垦者，以及不同移民群体之间）惊人地增长，在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达到顶点，起义结合族群对抗与反地主行动，席卷了整个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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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清朝在外国的帮助下最后重新确立其统治时，政府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接下来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求取功名与官职的人的自然增长与不变的科举录取额日渐冲突。由此，精英与民众整体都面对着社会变动机会下降的局面。确实，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出现了新的职业选择，除了经商，还有非正式的政府职位——地方官的幕僚。第三章讨论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来自这样的家族，如“新学堂”这样的新政机构最后聘用了许多老师。然而，受教育者数量过多，仍持续地挤压着此种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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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体系的另一问题是中国式的结构性腐败。腐败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过，在18世纪，随着政府支出的上升（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正式预算却没有变化。县一级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支出一直以来就“不在编制预算之内”，数量众多的地方官僚属——从税吏、书吏到衙役、看守与兵丁——的收入从不令人满意，他们因此依靠习惯性的规费与贿赂过活。在一个19世纪的县官看来，他从朝廷获得的俸禄与之前一样，应上缴朝廷的税额与之前相同或有所增加，但他的僚属与花费却在上升。尽管官方税额不应该上升，但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又有财政需求，促使在税收上压榨平民百姓。结果，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实行的是一种有效的（即使在技术上并不合法）包税制。与统治者赐予商人收税特许的法国或印度不同，中国的包税更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现象。完全非官方的包税人（通常是中下层士绅）并不竞价获取收税的权力，而是利用他们的法律特权与社会关系代替家户纳税，以此获取规费。作为回报，他们保护家户免于政府的进一步的索取。整个村庄可能用这种方式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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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朝的衰落，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19世纪90年代后，抗税显著增加，反映出地方共同体对中央政府需求的反抗。其领导者通常就是这些中下层士绅。不过，同时，在长江中下游中相对富裕的区域，恶化了局面的是那些同时向佃户收取地租与赋税的地主，佃户与政府则都受到了损害。在19世纪，由于中央政府面临着不少财政限制，军事陷于混乱，官方对公共设施——水坝、河堤、运河以及粮仓体系——疏于照看。这些问题对19世纪中叶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甚至在中央政府恢复权力后仍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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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观察到了权力从中央向各省的“转移”，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北京政府一直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且有时会获得成功。不过，总的来说，在中国，政治权力增大了，且更多是各式地方精英而非国家从中获利。虽然政府的功能比从前更深地扩展到了社会之中，但却并不一定在帝国政府的支持或控制之下。在一些城市中，商人们筹集基金做如消防之类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19]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为达成军事目标，清朝赋予各省与地方当局史无前例的征税权，以及为所在区域谋利的权利——这些权利它从未能完全收回。 为维持秩序，官僚体系被恢复，由地方支配的类似机构也同时增长。社会比之前更加军事化，混合商业与土地两方面利益的家族力图确保由他们控制地方团练。在清朝时期，野心勃勃的家族偶尔能让自己在县一级的权力影响到省一级，在辛亥革命后，甚至进一步取得了省一级的控制权。[20]在偏远内地与边疆地区，军事化特别明显，在经济核心区，则有另一种革新赋予了某些精英新的权力。当征收赋税与收取地租被合二为一时，地主就与帝国政府的警察权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太平天国起义被最终镇压下去后，在某些地区，为预防农民的骚乱，政府可能会限制地主盘剥。[21]中国精英并未完全忘记太平天国的教训，农村危机被推后了一代人，不过也只推后到世纪之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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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精英的权力与影响来自各种渠道。[22]许多世纪以来，精英的权力包括展示特定的生活方式、维持重要的社会网络（婚姻与友谊的模式），以及其他与功名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甚至国家一级的显赫家族依靠的也并不是科举（至少不是每一代都依靠），而是私人经济事业（包括但并不限于土地占有）以及地方公共职责（例如协调建造与维护水利工程，或在动乱时期领导地方团练）。科举的成功依赖于经济与社会的成功，中国精英缺乏其他农业君主国精英所具有的许多力量（例如世袭爵位、可继承的财产或宫廷职位）。正如统治王朝依靠士绅，士绅也依靠国家以获得正当性。太平天国运动损害了皇室的威信，提出了长期被压制的满人统治者正当性的问题，促进了军事化，并迫使地方精英采用新的生存策略，这一切永久地削弱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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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革命不可避免。士绅与省级官员仍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改革很有助于清政府恢复完整。对正在挑战它的社会势力，清廷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压制、适应它，或与之达成和解，但这一点绝非显而易见。太平天国时期军事的去中央化为袁世凯领导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先例，这一改革让他最后推翻了摇摇欲坠的清朝。不过，几乎到灭亡前夕，朝廷依然掌握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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