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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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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国政治以争斗为标志，争斗的一方是出现于晚清的地方势力， 另一方则是官僚国家政府——承继自清代，其中绝大部分袁世凯都未加变动。在他眼中，地方力量无疑是无纪律而危险的，他没有尝试去笼络它们，也未能理解精英动员（更不用说民众动员）的潜能。袁世凯确实试图改革政府的司法与金融机构，聘请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鼓励工业，兴建学校（仅指男校），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禁绝鸦片，重建基础设施。因此，他是在寻求延续并扩展清末新政。正因为袁世凯是位军事家，所以，他的政府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显得符合现代这个词：如果军队能成为纪律严明的民众动员的典范，那么整个民族将会齐步前进。这一军事典范后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动员观念，但是，只要袁世凯是通过臃肿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的，他的政府就不可能不是保守、腐败且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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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统治的标志——与污点——包括以下这些行动：向外国银行与政府借款（而非改革税收制度），摧毁议会政治，镇压所谓的二次革命，以命令统治，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要求，最后，试图自己建立一个新王朝。毫不奇怪，许多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的统治在声名狼藉与灾难重重中结束，且它树立起了一种日益恶化的模式——政治危机、暴力与分裂。不过，这一切并不完全是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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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继承的是一个已破产了的政府，每月赤字高达1300万元。由于中央政府权力削弱，帝制时期税收体系的支柱——地税被地方与省一级截留，袁世凯事实上一点也没收到。袁世凯使尽了压制的手段，但在权力深入地方行政的程度上，新政府甚至不如前清。关税已落入外国人之手，中国政府不得不依靠厘金与五花八门的货物税（如茶税）为生——有可能都无法保证中央行政的日常开销，更不足以支付改革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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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承认清帝国所欠的外债，袁世凯别无选择。外国列强以早先所定的条约自行征收关税与盐税，并继续将它们差不多全部截留，充作赔款与之前借款的偿款。此外，现在这些钱款从征集到支付都被存储于外国银行。之前，清政府是自己掌管这笔偿付外债的款项，因此可以从短期储蓄利息与汇率变动操作中获利。但在革命期间，外国列强接管了整个流程。当袁世凯的新政府试图提高关税税率时，列强否决了动议，实际税率仍维持在低于4%的水平。还有许多外国人施压说，他们的财产在革命期间受到了损害，必须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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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程度加深了。尽管在1914年到1918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欧洲的压力暂时缓解了，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在这个节点上，没有哪个中国政府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重返中国。用历史学家杨格（Ernest Young）犀利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前20年，最栩栩如生的就是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自动成长。它已在中国的土壤中扎下了根，不再需要来自伦敦、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柏林或东京的培养。”[1]只要记住巨款正是来自外国资本，就可以知道此话一点也没错。正如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的贷款伴随着很多附加限制。如政治学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借款、银行、债务、通货、贸易以及投资都与权力紧密缠结的局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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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举预定于1912年底举行，民国诸多政治戏剧中的第一场由此开始。选举权受性别、财产与教育水平限制，不过，仍有约4000万名男性（占总人口的10％）有投票权。清朝最后几年中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延续到了民国。进步社会群体热情洋溢地接受了民主模型。如在上海，新式同乡会制订规程，选举任期有限的负责人，举行公开集会。这些都与旧行会式组织更精英化的行事方式不同。[3]在国家层面，与孙中山共事多年的同盟会成员宋教仁（1882—1913）组织了国民党，为实践将袁世凯控制于宪政之下的诺言而参与选战。同盟会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相当强大，而在东南地区，胡汉民则担任着广东省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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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其他一些人组织了相对保守的党。章炳麟同样组织了一个小党，吸引了国民党的一些异议分子，而不少省一级的军事领袖也拥有自己的党。尽管如此，国民党依然赢得了大选。1913年春，新国会正式召开在即，据认为宋教仁将会被选举为总理，但他却在这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同年10月，通过逮捕少数议员以及施加许多的贿赂与更多的威胁，在三轮国会投票后，袁世凯最终被选举为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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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1913年4月，袁世凯达成了数额高达2500万元的“善后大借款”协议。外国银行利益主导了借款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受到其外交官的支持。银行团建立起来了，这样袁世凯就无法挑动银行间互相竞争并从中获益。随着协议的达成，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政府任职，以监督支付情况。盐政也同样被置于外国控制之下。[4]在善后大借款被用尽后，袁世凯又向外国人进一步让与了驻路与采矿的特许权。假如没有这些钱，袁世凯将无法为他的军队发放军饷，也很难设想他的政府能生存下来。而用这些钱，外国人则买到了和平与持续的贸易以及有利可图的利息率。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以英镑、日元与美元补充传统的贸易、军队与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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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并非唯一的反袁团体，不过它规模最大，声势也最喧嚣。与此相反，梁启超则继续给予袁世凯谨慎的支持。他仍害怕同盟会——现在的国民党——的破坏性，并将袁世凯视为维持中国统一的最佳人选。他希望能被延请入政府，试图使自己成为值得袁世凯信任的建议者。袁世凯并不特别看重梁启超的政治才能，不过他确实很看重后者的支持带给他的正当性。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随后又任命其为币制局总裁。这两个领域都需要改革，但袁世凯不可能同意梁启超最终想要的司法独立，而梁启超对各式各样的外国与本国币钞的大杂烩也无能为力。为了生存，文职政治家与官员不得不变成军人的附庸，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当面谴责另一人道：“现在你们做了袁世凯底姨太太了。大人老爷们睡到半夜里，淫性发作，把睡在床前地板上的姨太太拉进被窝中泄欲；等到欲火一泄，就会把她一脚踢出被窝的。你们当心着，不久终有踢出被窝的日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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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梁启超的安置显示了袁世凯怀柔的一面，对国民党的处置则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不过，在宋教仁被刺杀后的混乱时期，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妨碍了袁世凯，在南方又根基深厚，这都使它对袁世凯构成了威胁。1913年5月，袁世凯解除了国民党籍都督的职务。该年夏，南方的老革命党称袁世凯为独裁者，并起兵反抗，所谓的“二次革命”爆发了。但是，革命一方的都督被分化了，绝大部分城市精英要么中立，要么将袁世凯看作稳定的最大希望并支持他。商人对同盟会在南方征税日渐怨恨，害怕革命要他们支付的财款会像之前的地方政府那样多。因此，在扑灭革命时，袁世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孙中山等人不得不逃往日本。该年10月，袁世凯被正式选举为大总统。他查禁国民党，解散国会——尽管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也谴责二次革命。袁世凯还取缔了所有的地方与省议会。有革命嫌疑的人被拷打与杀害，甚至著名的士绅也被处决。张勋（袁世凯的一名将领）洗劫了南京，全国大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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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袁世凯终结了晚清的地方自治试验。此后，他基本上是以命令统治。他不仅铲除了政治反对党，还制定了新的审查条例，邮局分检着煽动性的材料。突然之间，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与之前几年政治参与的兴起显得脆弱不堪。但是，开启公共领域的基本趋势只能被暂时阻挡。1915年，袁世凯试图称帝并建立新王朝，他是借着“人民”的名义这样做的。不管袁世凯对合宪原则的空口应付是多么虚伪，但他毕竟被迫承认了一种新政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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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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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最初保持着中立。因此，英、德两国大使馆人员仍可以在外交活动中相见。1902年后，日本成了英国的盟友，因此催促中国支持协约国。欧洲人在战场上互相屠杀，中国则派出了超过10万名劳工，以填补英、法两国工厂中的空缺。中国人还充当普通劳工、建筑工人与搬运工人。其中的许多工人与少数学生在战后返回了中国，并成了坚定的工运分子与共产主义者。在当时，中国人仅是希望能从支持胜利一方中获益，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1914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仅仅三个月），日本自由行动，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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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除了控制山东，它还明确要求承认以下权益：东北与蒙古的利益（包括采矿权），福建省（正对着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新的商业特权，华中地区巨大的汉冶萍煤铁厂矿中的利益，以及最后一号中的几条，将使日本广泛介入所有层级的中国政府。 尽管袁世凯一直聘用外国顾问，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与其母国沟通的非外交途径，但他显然并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里引入日本警察与行政官。中国人深感震惊，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帝国主义趋势，日本的要求并不令人吃惊。如前所述， 外国人已接管了大部分税收体系。在其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唯一一次试图利用民众情绪，他有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希望抗议活动能迫使日本退缩。日货确实受到了抵制，但没有什么效果。最终，5月，面对最后通牒，袁世凯接受了除最后一号外的其他四号。从此以后，5月25日就成了国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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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点上，袁世凯做出了建立新王朝这一致命决定。人们可以争辩说帝制确实很有意义。毕竟，梁启超等人（甚至革命者）一直都对落后的民众如何能理解共和体制深怀疑问。而且，袁世凯会像欧洲与日本的那些帝王一样做一个进步的、20世纪的皇帝。甚至他的年号听起来也颇为现代——洪宪，或者说宏伟的宪政时代。更直接的是，帝位可能赋予袁世凯足以抵抗西方与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地位。他甚至可能考虑过自己的君主体制将会创造出一种人民民族主义，不过，他并未试图去动员民众以获得支持。[6]袁世凯还估计，在“二十一条”上对日妥协将确保他获得终归也属于君主立宪制的日本的支持，但这些都不过是幻想。某些日本领导人确实暗示过对新王朝的支持，但随后，他们就转而反对这一计划。日本甚至向起义者出售军火，其中就包括它的老朋友——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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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帝国主义是明治政府克服清、元两朝曾面对的同样一些（尽管不是全部）压力成功发展的产物。日本清楚地看到，赶超就是一场赌博——欧洲人的帝国早已建立，西方商人遍布全球，美、俄两国在19世纪沿着各自的大陆不断扩张，都已到了日本的家门口。而正当日本人开始向外移民时，美国与澳大利亚制定了严苛的反亚裔移民法。到明治晚期，日本自视为与西方从事同类事业的文明国家，但却受到它们的不公平歧视。就这样，日本成了一个“西方”强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观念，“泛亚洲主义”开始出现——它似乎同时为那些想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与那些想要在瓜分中国时分一杯羹的人提供了某些支持。换句话说，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仍是混杂的。对一些人来说，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提供了结成反西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景。日本欢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进入其学校求学，自晚清以来，日本自由主义者与激进分子便一直与中国改良主义者密切合作。政府政策在相对温和与更富侵略性之间摇摆，其目的则都是为了确保日本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国筵席中占得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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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袁世凯面临着如何在中外两方眼中正当化其统治的问题。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宣布准备祭孔。同年11月，如同注意到了康有为的宿愿一样，袁世凯开始将儒教转变为某种国家宗教（尽管往往否认他在这么做）。袁世凯还在北京为关帝、岳飞以及其他武神建了一座庙。他似乎在重启君主定义正统的特权，更多是以帝王的方式与神灵交通，不过增加了另一层意义——关帝与岳飞代表着爱国军人，对一个20世纪的共和国来说，这样的神灵是合适的。袁世凯的行动并不一定表明他正计划称帝。毕竟，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理由去祭孔。不过，线索在不断增加。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身着大元帅服，乘坐一辆装甲车，以黄土垫道，一路向南行至天坛。他乘坐一辆朱红色的马车进入天坛，改服祭服（一件紫色的绣龙礼服，以及天子式的冠冕），向天祈福：“吾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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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袁世凯将国家带入祭天仪式之中，但他请所有人都参与到祭天中来，这明显是现代与民主的印记，因为先前的帝王将与天交接视为自己的宗教禁脔，谁敢涉入，就一定会被处死。1915年末， 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呈给袁世凯两份推戴书，称其为“我圣主”，要求他接受天命。国名只改了一个字——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帝国，以符合现代国民君主制，并与只指涉单一家族的大清相对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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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袁世凯指定的新国民代表大会以引人注目的全体一致（1993票赞成，0票反对）选举他为皇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即位，日子依照的是新历而非旧历。可以理解，许多中国人对这一过程心怀讥讽——而袁世凯试图结合新（宪法、选举）旧两种仪式的努力既无法吸引传统主义者，也无法吸引改革论者。新王朝迅速分崩离析。袁世凯面对着他先前挫败过的政治集团的坚决反对，甚至通常支持他做总统的某些人也起而反对他。在警告袁世凯放弃帝制野心失败后，梁启超担任起了政治反对势力的领袖，而他1898年收的门生蔡锷将军则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领导着军事起义。前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党员自然反对袁世凯，尤其重要的是，一种来源不明的“疾病”——温和但却使人虚弱——侵袭了高层文武官员中的许多人。也就是说，袁世凯最优秀与强有力的军事部下看到，君主制意味着权力将可能被传承到他广受鄙视的儿子而非他们这些人手中，因此便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作壁上观了。地方军阀统治着西南各省，他们宣布独立，并将袁世凯称为民国的叛徒。内战日益临近，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因此，尽管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军事将领却获得了一些胜利。到1916年2月，袁世凯退缩了，他宣布无限期推后登基大典。3月，在又一个月毫无结果的战斗之后，他宣布放弃洪宪帝制。和平降临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结束了。接下来是一个没有有效中央政府的时期，6月，那个想要做皇帝的人因为尿毒症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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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心理而论，袁世凯对称帝显示出深深的左右摇摆（与不合常规的优柔寡断）。很清楚，他寻求这一位置时的态度不同于之前的王朝建立者们。他很可能想要做皇帝，但同样感觉到，就获得人民支持与正当性而言，皇权代表的是一种成问题的策略。作为一个现代人，袁世凯可能相信他的顾问（包括美国卓越的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所认为的——人民太无知，国家状况也太落后，因此无法实行共和主义。君主制更有可能让中国沿着西方所昭示的发展道路前进。的确，难道绝大多数民众不是想要一个皇帝吗？难道由于无知，他们不是已在事实上假定了皇帝的存在？不过，袁世凯本该认识到，仍看重君主制的保守精英将反对他，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清朝的贰臣；而开明精英则坚信君主制就是倒退。这些群体可以接受他做军事独裁者，但却不能接受他做皇帝。大众仍然对政治无动于衷——纵若他们对共和主义毫无理解，但他们对袁世凯的混杂仪式同样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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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君主制确实寿终正寝了。它的卡里斯玛与所引发的敬畏都随之消亡了。实际上，这就是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论据。梁启超承认他曾反对过共和革命，但一旦革命爆发，时钟就不可能再被拨回去了。不过——再次以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后辛亥中国政治精英所面对的更大困局在于，尽管正当性无法脱离现实的强制性权力存在，但权力的诉求似乎又会阻碍正当性的建立。纵使袁世凯是受明治日本王政复古榜样的启发，他也本当记住，日本的天皇是统而不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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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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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成了代总统。后者在1911年领导着武汉革命者，从而在华中建立起了权力基础。最初，他试图作为第三方势力周旋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不过，他从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权威，不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 冯国璋与段祺瑞——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帝制运动中作壁上观——出任副总统与总理。他们重新召集了国会，但由于骚乱与军事阴谋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权力冲突，整个中央政府很快就瓦解了。1917年6月，受黎元洪邀请，袁世凯的另一名将领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只是为了解散政府，并拥戴孩童皇帝溥仪复位！张勋的军队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就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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