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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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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最初保持着中立。因此，英、德两国大使馆人员仍可以在外交活动中相见。1902年后，日本成了英国的盟友，因此催促中国支持协约国。欧洲人在战场上互相屠杀，中国则派出了超过10万名劳工，以填补英、法两国工厂中的空缺。中国人还充当普通劳工、建筑工人与搬运工人。其中的许多工人与少数学生在战后返回了中国，并成了坚定的工运分子与共产主义者。在当时，中国人仅是希望能从支持胜利一方中获益，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1914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仅仅三个月），日本自由行动，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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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除了控制山东，它还明确要求承认以下权益：东北与蒙古的利益（包括采矿权），福建省（正对着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新的商业特权，华中地区巨大的汉冶萍煤铁厂矿中的利益，以及最后一号中的几条，将使日本广泛介入所有层级的中国政府。 尽管袁世凯一直聘用外国顾问，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与其母国沟通的非外交途径，但他显然并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里引入日本警察与行政官。中国人深感震惊，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帝国主义趋势，日本的要求并不令人吃惊。如前所述， 外国人已接管了大部分税收体系。在其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唯一一次试图利用民众情绪，他有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希望抗议活动能迫使日本退缩。日货确实受到了抵制，但没有什么效果。最终，5月，面对最后通牒，袁世凯接受了除最后一号外的其他四号。从此以后，5月25日就成了国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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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点上，袁世凯做出了建立新王朝这一致命决定。人们可以争辩说帝制确实很有意义。毕竟，梁启超等人（甚至革命者）一直都对落后的民众如何能理解共和体制深怀疑问。而且，袁世凯会像欧洲与日本的那些帝王一样做一个进步的、20世纪的皇帝。甚至他的年号听起来也颇为现代——洪宪，或者说宏伟的宪政时代。更直接的是，帝位可能赋予袁世凯足以抵抗西方与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地位。他甚至可能考虑过自己的君主体制将会创造出一种人民民族主义，不过，他并未试图去动员民众以获得支持。[6]袁世凯还估计，在“二十一条”上对日妥协将确保他获得终归也属于君主立宪制的日本的支持，但这些都不过是幻想。某些日本领导人确实暗示过对新王朝的支持，但随后，他们就转而反对这一计划。日本甚至向起义者出售军火，其中就包括它的老朋友——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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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帝国主义是明治政府克服清、元两朝曾面对的同样一些（尽管不是全部）压力成功发展的产物。日本清楚地看到，赶超就是一场赌博——欧洲人的帝国早已建立，西方商人遍布全球，美、俄两国在19世纪沿着各自的大陆不断扩张，都已到了日本的家门口。而正当日本人开始向外移民时，美国与澳大利亚制定了严苛的反亚裔移民法。到明治晚期，日本自视为与西方从事同类事业的文明国家，但却受到它们的不公平歧视。就这样，日本成了一个“西方”强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观念，“泛亚洲主义”开始出现——它似乎同时为那些想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与那些想要在瓜分中国时分一杯羹的人提供了某些支持。换句话说，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仍是混杂的。对一些人来说，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提供了结成反西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景。日本欢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进入其学校求学，自晚清以来，日本自由主义者与激进分子便一直与中国改良主义者密切合作。政府政策在相对温和与更富侵略性之间摇摆，其目的则都是为了确保日本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国筵席中占得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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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袁世凯面临着如何在中外两方眼中正当化其统治的问题。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宣布准备祭孔。同年11月，如同注意到了康有为的宿愿一样，袁世凯开始将儒教转变为某种国家宗教（尽管往往否认他在这么做）。袁世凯还在北京为关帝、岳飞以及其他武神建了一座庙。他似乎在重启君主定义正统的特权，更多是以帝王的方式与神灵交通，不过增加了另一层意义——关帝与岳飞代表着爱国军人，对一个20世纪的共和国来说，这样的神灵是合适的。袁世凯的行动并不一定表明他正计划称帝。毕竟，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理由去祭孔。不过，线索在不断增加。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身着大元帅服，乘坐一辆装甲车，以黄土垫道，一路向南行至天坛。他乘坐一辆朱红色的马车进入天坛，改服祭服（一件紫色的绣龙礼服，以及天子式的冠冕），向天祈福：“吾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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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袁世凯将国家带入祭天仪式之中，但他请所有人都参与到祭天中来，这明显是现代与民主的印记，因为先前的帝王将与天交接视为自己的宗教禁脔，谁敢涉入，就一定会被处死。1915年末， 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呈给袁世凯两份推戴书，称其为“我圣主”，要求他接受天命。国名只改了一个字——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帝国，以符合现代国民君主制，并与只指涉单一家族的大清相对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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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袁世凯指定的新国民代表大会以引人注目的全体一致（1993票赞成，0票反对）选举他为皇帝。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即位，日子依照的是新历而非旧历。可以理解，许多中国人对这一过程心怀讥讽——而袁世凯试图结合新（宪法、选举）旧两种仪式的努力既无法吸引传统主义者，也无法吸引改革论者。新王朝迅速分崩离析。袁世凯面对着他先前挫败过的政治集团的坚决反对，甚至通常支持他做总统的某些人也起而反对他。在警告袁世凯放弃帝制野心失败后，梁启超担任起了政治反对势力的领袖，而他1898年收的门生蔡锷将军则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领导着军事起义。前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党员自然反对袁世凯，尤其重要的是，一种来源不明的“疾病”——温和但却使人虚弱——侵袭了高层文武官员中的许多人。也就是说，袁世凯最优秀与强有力的军事部下看到，君主制意味着权力将可能被传承到他广受鄙视的儿子而非他们这些人手中，因此便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作壁上观了。地方军阀统治着西南各省，他们宣布独立，并将袁世凯称为民国的叛徒。内战日益临近，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因此，尽管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军事将领却获得了一些胜利。到1916年2月，袁世凯退缩了，他宣布无限期推后登基大典。3月，在又一个月毫无结果的战斗之后，他宣布放弃洪宪帝制。和平降临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结束了。接下来是一个没有有效中央政府的时期，6月，那个想要做皇帝的人因为尿毒症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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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心理而论，袁世凯对称帝显示出深深的左右摇摆（与不合常规的优柔寡断）。很清楚，他寻求这一位置时的态度不同于之前的王朝建立者们。他很可能想要做皇帝，但同样感觉到，就获得人民支持与正当性而言，皇权代表的是一种成问题的策略。作为一个现代人，袁世凯可能相信他的顾问（包括美国卓越的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所认为的——人民太无知，国家状况也太落后，因此无法实行共和主义。君主制更有可能让中国沿着西方所昭示的发展道路前进。的确，难道绝大多数民众不是想要一个皇帝吗？难道由于无知，他们不是已在事实上假定了皇帝的存在？不过，袁世凯本该认识到，仍看重君主制的保守精英将反对他，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清朝的贰臣；而开明精英则坚信君主制就是倒退。这些群体可以接受他做军事独裁者，但却不能接受他做皇帝。大众仍然对政治无动于衷——纵若他们对共和主义毫无理解，但他们对袁世凯的混杂仪式同样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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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君主制确实寿终正寝了。它的卡里斯玛与所引发的敬畏都随之消亡了。实际上，这就是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论据。梁启超承认他曾反对过共和革命，但一旦革命爆发，时钟就不可能再被拨回去了。不过——再次以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后辛亥中国政治精英所面对的更大困局在于，尽管正当性无法脱离现实的强制性权力存在，但权力的诉求似乎又会阻碍正当性的建立。纵使袁世凯是受明治日本王政复古榜样的启发，他也本当记住，日本的天皇是统而不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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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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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成了代总统。后者在1911年领导着武汉革命者，从而在华中建立起了权力基础。最初，他试图作为第三方势力周旋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不过，他从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权威，不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 冯国璋与段祺瑞——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帝制运动中作壁上观——出任副总统与总理。他们重新召集了国会，但由于骚乱与军事阴谋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权力冲突，整个中央政府很快就瓦解了。1917年6月，受黎元洪邀请，袁世凯的另一名将领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只是为了解散政府，并拥戴孩童皇帝溥仪复位！张勋的军队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就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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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并未完全崩解。在1917年与1918年两年中，日本向袁世凯的后继者们借款约14500万日元，从而加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像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那样，“西原借款”有着强烈的政治用意，并被用以支持特定的政府。作为回报，北京政府秘密承诺，日本有权继续在东北与蒙古地区驻军，甚至不反对它在山东的存在。北京继续与伦敦、东京以及华盛顿等互换着大使。尤其重要的是，北京继续通过外国人而获得盐税与关税的收益，不过，其中的绝大部分被用以偿付债务。部分基于此，外交部仍保持着它的大部分重要性以及人员与目标的连续性。[8]的确，政府在教育、法律制度与外交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尽管在改正不平等条约体系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政府毕竟开始一点点地废除它，促使列强同意将关税税率提高到5%，以及在原则上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并废除治外法权。这些成就都给未来政府的继续努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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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国家行政机关并不是真正的中央政府。相反，倒不如将北京理解为各自为政的军阀互相争夺的奖品，北京可以给某个地方军阀一块宝贵的显示正当性的遮羞布，他的部下也可以获得督军与镇守使这样的正规头衔。值得记住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军阀为省的独立而战，相反，绝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军事领袖都寻求控制国家政府，甚至较弱一些的军阀也设法维持着与中央的联系。尽管北京政府——这个国家——的一些部门在持续运作，但它自身却缺乏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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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袁世凯死后，分裂的力量不断增强，那些曾多少将中国政制连为一体的纽带在持续崩裂。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阀各自为政，省以及更小区域多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在不同的时段，出身互异的军头统领着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军队，以形形色色的派系组成分割中国为各自的私产，没有哪一方能获得对全国的控制权。虽然对此就算是拿着计分卡的玩家也难以区分明白，但我们还是将尝试对这一时期进行某些总体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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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是从某些方面做出的概括，它凸显了社会的持续军事化与中央权威的缺失。军阀既是他们所占据地区的剥削者，也是其保护者。如欧洲与日本中世纪时的封建主义那样，中国的军阀割据将对军队的个人领导联系于两样东西——基层地盘以及高层变换不定的军事结盟。在缺乏有组织的国家的情况下，地方权威得到了维持。尽管如此，在至少两个意义上，封建主义并不适用于军阀时期。如果说采邑——在中世纪支配着欧洲的部分乡村——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制度，那么中国并没有采邑制。“采邑”首先是指一块由封臣控制的领地或庄园，它极少受到外部干涉，作为回报，封臣则向其领主提供服务。20世纪中国农业高度商业化，这一性质与封建主义封闭经济并不相合。如果说“封建主义”指的是领主与家臣间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那么中国军阀很少（纵使不是从不）向其上级宣誓效忠，这也与骑士或武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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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循环”同样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面。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的一条格言，王朝循环表明的仅仅是各个王朝崛起、兴盛与衰亡——被新王朝所取代。它注意的是重复出现的模式，一系列事件汇聚在一起——官僚腐败无能，皇室虚弱不堪，国家分崩离析，土匪、叛乱者与地方权力集团开始兴起，标志着王朝末年的来临。随着一个强大王朝的衰亡，在新王朝能够重新恢复秩序之前，可能会有好几代的“混乱”。正如从东汉覆灭到隋朝兴起，有好几个世纪（公元220年到589年）都只能看到相对短命与地方性的政权，又如唐、宋两朝间的50年（公元907年到960年）。作为对历史的描述，王朝循环具有相当的提示性。对许多具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随清朝灭亡而来的混乱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料想这会是一个过渡期，最终将会产生出新的统一者。纵使袁世凯不是统一者，他仍可以被理解为末代贼臣。 但是，“王朝循环”并不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最明显的是，不会再有新王朝诞生了，大大小小的王朝的坚实基础——帝制儒学消亡了。中国面对着一种新的帝制，从而激发出了一种新的国家主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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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将军阀时期称作两方之间的过渡期，一方是清与元这样的王朝，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或共产党（1949年）的统一。但这不过是个比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创建帝制秩序。复辟继续存在（清朝最后的孩童皇帝在1917年曾短暂复辟），但军阀自顾自地为权力而争斗，并没有以帝王自命。这同样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熟知，不过，至少一些知识分子将现代“军阀”理解为一个新现象。[9]后者被国内与国际力量所左右， 并不仅仅是衰落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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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循环的真正继承者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他们锻造出完全新的正当性基础，从而打破了这一循环。就军阀自己看来，他们更像是演义与戏剧中的那种英雄，而非想要称帝者。这一流行模式用超群的个人品格而非政治标准来判别人。强盗头子与军阀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如赛珍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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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军阀无一例外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天赋才能，拥有特别的个人魅力、想象力与勇气，并通常伴有一种诗人式的豪放特质……军阀自视为伟大人物——模仿的是古代传说与历史中英雄豪杰的传统做派，而后者则与中国古典小说密不可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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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军阀都这么有魅力——有一些军阀以他们的妻妾、财富与极端的残忍而闻名。真正重要的是军队体制，这不是由指挥官与部队组成的国家武力网，而是一堆武装力量的累积，其中的每一支都听命于某个基本自行其是的军头。这些军头依靠的是个人纽带，结果则是这样一个体系——国家分裂，各地区自行其是，由此引发派系之争与拉帮结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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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最重要的军头是那些在袁世凯死后各自为政的将领。军队吸引了许多人。中下级军官（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军头）有时就来自穷苦农民或土匪。这样的出身也解释了军阀身上正统儒家学说与民间英雄形象的奇异混合。军队提供了某种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例如张宗昌就曾是小偷，而作为山东的统治者，他基本上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他的偷窃行为。张作霖崛起为整个东北（有时也包括华北）的统治者，他同样不过是土匪出身。其他一些军阀则是改革主义者，例如北方的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而南方的陈炯明则是一个准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军阀的士兵则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尽管军队几乎不可能提供好的生活，但人口压力与经济紊乱将男子赶离了田间，其中一些人就投身了行伍。1916年，军队总数为50万，而1918年就倍增到100万，1924年则达到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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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稳定的地盘，军阀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他的军队。他们通过征税以维持类似地方政府的机构。即使部队军饷不高，供养起来也花费高昂，而日常政府功能则饱受摧残。地税经常要靠垄断与盐税之类来补充，赌博、卖淫以及尤其是鸦片提供了巨额的收入——在袁世凯时期相对成功的禁烟运动之后，鸦片种植再次迅速蔓延。军阀自印钞票，这一般被认为是政府的真正标志。生意人经常被勒索，被“邀请”去购买债券、执照与印花税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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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算是个体系吗？确实，军阀割据是中国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局面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列强（日本在部分上是例外）更情愿与一个统一（但孱弱）的政府打交道，相反，军阀给他们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基础设施被破坏，如铁路就被炸毁或被强夺去运送军队；中方生意伙伴被敲诈。虽然没有军阀愿意冒犯某个列强，但意外总会发生。另一方面，列强倾向于与某些特定的军阀达成谅解——或者可能是军阀们做出了妥协。这类关系超出了先前势力范围的界限。由此，日本在东北攫得了霸主式的地位，而英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长江流域。两个强权都试图与北京保持友好，并对这个名不符实的全国政府施加影响。无论哪个军阀，只要能付得起钱，所有列强都会向他出售军火。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军阀割据是个能与其他地域、时期的军阀割据进行比较的“体系”。然而，在对20世纪晚期非洲或21世纪早期阿富汗军阀割据根源的观察中，研究“部族主义”的学者发现，明显无法在中国找到对应物。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中国的军阀割据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形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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