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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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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与军阀时期（191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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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成了代总统。后者在1911年领导着武汉革命者，从而在华中建立起了权力基础。最初，他试图作为第三方势力周旋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不过，他从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权威，不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 冯国璋与段祺瑞——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帝制运动中作壁上观——出任副总统与总理。他们重新召集了国会，但由于骚乱与军事阴谋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权力冲突，整个中央政府很快就瓦解了。1917年6月，受黎元洪邀请，袁世凯的另一名将领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只是为了解散政府，并拥戴孩童皇帝溥仪复位！张勋的军队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就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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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并未完全崩解。在1917年与1918年两年中，日本向袁世凯的后继者们借款约14500万日元，从而加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像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那样，“西原借款”有着强烈的政治用意，并被用以支持特定的政府。作为回报，北京政府秘密承诺，日本有权继续在东北与蒙古地区驻军，甚至不反对它在山东的存在。北京继续与伦敦、东京以及华盛顿等互换着大使。尤其重要的是，北京继续通过外国人而获得盐税与关税的收益，不过，其中的绝大部分被用以偿付债务。部分基于此，外交部仍保持着它的大部分重要性以及人员与目标的连续性。[8]的确，政府在教育、法律制度与外交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尽管在改正不平等条约体系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政府毕竟开始一点点地废除它，促使列强同意将关税税率提高到5%，以及在原则上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并废除治外法权。这些成就都给未来政府的继续努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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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国家行政机关并不是真正的中央政府。相反，倒不如将北京理解为各自为政的军阀互相争夺的奖品，北京可以给某个地方军阀一块宝贵的显示正当性的遮羞布，他的部下也可以获得督军与镇守使这样的正规头衔。值得记住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军阀为省的独立而战，相反，绝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军事领袖都寻求控制国家政府，甚至较弱一些的军阀也设法维持着与中央的联系。尽管北京政府——这个国家——的一些部门在持续运作，但它自身却缺乏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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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袁世凯死后，分裂的力量不断增强，那些曾多少将中国政制连为一体的纽带在持续崩裂。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阀各自为政，省以及更小区域多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在不同的时段，出身互异的军头统领着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军队，以形形色色的派系组成分割中国为各自的私产，没有哪一方能获得对全国的控制权。虽然对此就算是拿着计分卡的玩家也难以区分明白，但我们还是将尝试对这一时期进行某些总体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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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是从某些方面做出的概括，它凸显了社会的持续军事化与中央权威的缺失。军阀既是他们所占据地区的剥削者，也是其保护者。如欧洲与日本中世纪时的封建主义那样，中国的军阀割据将对军队的个人领导联系于两样东西——基层地盘以及高层变换不定的军事结盟。在缺乏有组织的国家的情况下，地方权威得到了维持。尽管如此，在至少两个意义上，封建主义并不适用于军阀时期。如果说采邑——在中世纪支配着欧洲的部分乡村——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制度，那么中国并没有采邑制。“采邑”首先是指一块由封臣控制的领地或庄园，它极少受到外部干涉，作为回报，封臣则向其领主提供服务。20世纪中国农业高度商业化，这一性质与封建主义封闭经济并不相合。如果说“封建主义”指的是领主与家臣间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那么中国军阀很少（纵使不是从不）向其上级宣誓效忠，这也与骑士或武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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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循环”同样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某些方面。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的一条格言，王朝循环表明的仅仅是各个王朝崛起、兴盛与衰亡——被新王朝所取代。它注意的是重复出现的模式，一系列事件汇聚在一起——官僚腐败无能，皇室虚弱不堪，国家分崩离析，土匪、叛乱者与地方权力集团开始兴起，标志着王朝末年的来临。随着一个强大王朝的衰亡，在新王朝能够重新恢复秩序之前，可能会有好几代的“混乱”。正如从东汉覆灭到隋朝兴起，有好几个世纪（公元220年到589年）都只能看到相对短命与地方性的政权，又如唐、宋两朝间的50年（公元907年到960年）。作为对历史的描述，王朝循环具有相当的提示性。对许多具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随清朝灭亡而来的混乱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料想这会是一个过渡期，最终将会产生出新的统一者。纵使袁世凯不是统一者，他仍可以被理解为末代贼臣。 但是，“王朝循环”并不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最明显的是，不会再有新王朝诞生了，大大小小的王朝的坚实基础——帝制儒学消亡了。中国面对着一种新的帝制，从而激发出了一种新的国家主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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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将军阀时期称作两方之间的过渡期，一方是清与元这样的王朝，另一方则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或共产党（1949年）的统一。但这不过是个比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创建帝制秩序。复辟继续存在（清朝最后的孩童皇帝在1917年曾短暂复辟），但军阀自顾自地为权力而争斗，并没有以帝王自命。这同样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熟知，不过，至少一些知识分子将现代“军阀”理解为一个新现象。[9]后者被国内与国际力量所左右， 并不仅仅是衰落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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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循环的真正继承者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他们锻造出完全新的正当性基础，从而打破了这一循环。就军阀自己看来，他们更像是演义与戏剧中的那种英雄，而非想要称帝者。这一流行模式用超群的个人品格而非政治标准来判别人。强盗头子与军阀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如赛珍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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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军阀无一例外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天赋才能，拥有特别的个人魅力、想象力与勇气，并通常伴有一种诗人式的豪放特质……军阀自视为伟大人物——模仿的是古代传说与历史中英雄豪杰的传统做派，而后者则与中国古典小说密不可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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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军阀都这么有魅力——有一些军阀以他们的妻妾、财富与极端的残忍而闻名。真正重要的是军队体制，这不是由指挥官与部队组成的国家武力网，而是一堆武装力量的累积，其中的每一支都听命于某个基本自行其是的军头。这些军头依靠的是个人纽带，结果则是这样一个体系——国家分裂，各地区自行其是，由此引发派系之争与拉帮结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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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最重要的军头是那些在袁世凯死后各自为政的将领。军队吸引了许多人。中下级军官（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军头）有时就来自穷苦农民或土匪。这样的出身也解释了军阀身上正统儒家学说与民间英雄形象的奇异混合。军队提供了某种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例如张宗昌就曾是小偷，而作为山东的统治者，他基本上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他的偷窃行为。张作霖崛起为整个东北（有时也包括华北）的统治者，他同样不过是土匪出身。其他一些军阀则是改革主义者，例如北方的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而南方的陈炯明则是一个准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军阀的士兵则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尽管军队几乎不可能提供好的生活，但人口压力与经济紊乱将男子赶离了田间，其中一些人就投身了行伍。1916年，军队总数为50万，而1918年就倍增到100万，1924年则达到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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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稳定的地盘，军阀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他的军队。他们通过征税以维持类似地方政府的机构。即使部队军饷不高，供养起来也花费高昂，而日常政府功能则饱受摧残。地税经常要靠垄断与盐税之类来补充，赌博、卖淫以及尤其是鸦片提供了巨额的收入——在袁世凯时期相对成功的禁烟运动之后，鸦片种植再次迅速蔓延。军阀自印钞票，这一般被认为是政府的真正标志。生意人经常被勒索，被“邀请”去购买债券、执照与印花税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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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算是个体系吗？确实，军阀割据是中国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局面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列强（日本在部分上是例外）更情愿与一个统一（但孱弱）的政府打交道，相反，军阀给他们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基础设施被破坏，如铁路就被炸毁或被强夺去运送军队；中方生意伙伴被敲诈。虽然没有军阀愿意冒犯某个列强，但意外总会发生。另一方面，列强倾向于与某些特定的军阀达成谅解——或者可能是军阀们做出了妥协。这类关系超出了先前势力范围的界限。由此，日本在东北攫得了霸主式的地位，而英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长江流域。两个强权都试图与北京保持友好，并对这个名不符实的全国政府施加影响。无论哪个军阀，只要能付得起钱，所有列强都会向他出售军火。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军阀割据是个能与其他地域、时期的军阀割据进行比较的“体系”。然而，在对20世纪晚期非洲或21世纪早期阿富汗军阀割据根源的观察中，研究“部族主义”的学者发现，明显无法在中国找到对应物。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中国的军阀割据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形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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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体系的基本法则是，如果任何一个军阀看起来会获得全国政权，其他军阀就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军阀们经常性地变换盟友，以防止他们中的某一个获得全国性的支配权，并获取短期利益。军阀主义决定了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在缺乏自己的武装或可靠的军事关系的情况下生存下来。想要进行改革的人只有在军阀们允许的时间与地点才能行事。不管倾向如何，没有军阀能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军队。赋税繁重，贫穷肆虐，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幸免。某些与众不同的军阀在对其地方权势很有把握的前提下，可能会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建设基础设施与学校，鼓励商业，如阎锡山就在山西省支持孤儿院、澡堂以及贫民诊所这样的慈善机构。不过，此类努力通常转瞬即逝，充其量不过是给裂开的伤口打了条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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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还有其他可预见的特质。其地盘倾向于在战略上是可防御的，并具有地缘经济意义。充当某个军阀地盘的有时是一个省，有时则是两个或更多的省，另有时，如从多山的四川向西，没有什么大的军阀。大军阀的地盘的边缘区则成了小军阀与匪首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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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稳定时期，军阀体系也几乎从未静止不变。1924年，以富庶的华中地区作为地盘的军阀吴佩孚几乎就要成功击败他的主要敌人们了，而尽管列强官方保持着中立，但英国与美国不顾吴佩孚民族主义者的名声，都倾向于支持他军事统一全国的努力。然而，日本出于对其在东北与蒙古的特殊地位的担忧，向吴佩孚的对手提供了资金支持。吴佩孚的军队处于收复东北的有利位置，这将使他的北京政府能够控制除边缘地区之外的整个中国。然而，一名部下背叛了他，袭取了北京城，其他人阻断了他的交通线，日本军队——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条约权利——则阻止吴佩孚增援其北方军群。[11]吴佩孚的命运确证了军阀体系的法则——由于自己的野心与互相间的嫉妒，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军阀中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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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乎没有军阀能割据超过一代人的，而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循环中，过渡期经常持续数代。军阀割据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在政治领域中，只有主张保卫国家统一才能带来正当性。军阀没有能力使城市精英相信他们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并使中国重新伟大，这同样注定了他们的垮台。建设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这一驱力将催化出新的社会势力，并由后者继续加油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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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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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的动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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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政治分裂并不仅仅是王朝循环的重演。相反，自西方引入的新军事技术改变了国内控制的性质，并赋予军队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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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四 军阀中国（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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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死去。随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到1920年，一堆“军阀”控制着不同的地区，如下：土匪出身的将军张作霖盘踞东北，形成“奉系”；袁世凯的前部下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前控制着“直系”，之后该系由曹锟与吴佩孚掌握；袁世凯的另一位前部下段祺瑞控制着“皖系”，该系在1920年被直系击败。东南（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尤其是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被互相争斗的小军阀所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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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