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99559
城市发展：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
1706699560
1706699561
中国日益被拉入世界经济，商人出口茶叶与生丝以换取白银与鸦片，逐渐发展为既从事制造业也从事贸易的资产阶级。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直接为西方公司工作（ 在1900年，这类“买办”的数量大约为两万）；在与西方商业利益的合作中，许多人发了财，另一些人则直接与它们竞争。到1912年，“商人阶级中最富裕与最受尊敬的那部分（包括其家庭成员）的数量应该为150万到200万强，占总人口的0.5%”[4]。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办公室文员与助理、社会地位更低的店员、个体街道小贩，以及剃头匠与妓女之类的服务人员）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到1912年，商会计有20万会员，虽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但却处在能施加经济政治压力的战略性位置上。如我们在第四章指出的， 中国经济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一新兴的资产阶级从西方对原材料与农产品的需求中大赚了一笔。随着1918年战争结束与贸易复苏，向满目疮痍的欧洲的出口额甚至进一步上升，中国的贸易赤字则相应地下降。
1706699562
1706699563
直到最近，西方历史学家仍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太过弱小，无法实现它的同类在西欧曾经发挥过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批评资产阶级未能挫败封建主义（乡村地主所有制）与帝国主义势力。在这里，就这些观点是否奠基于对19世纪的欧洲发展的恰当描述的问题，我们无须多费笔墨，或许，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度——成年选民普选、群众性政党与平民主义修辞——都更多地归功于工人与社会主义运动而非真正资产阶级的古典自由主义。 无论如何，很明显，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像法国资产阶级塑造19世纪的法国那样塑造中国的民族政治。不过，当前研究多较少询问资产阶级“应该做”什么，而更多探讨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上海尤其受到了大量学术兴趣的集中关注。尽管上海的国际重要性意味着它不可能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中国城市，但它确实一般性地提示了看待城市的新方法。[5]资产阶级的假定性历史角色被作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消费与生产的中介物的文化角色所取代，它纵使没有直接领导一场革命，也确实引领了日常实践与态度的变革。
1706699564
1706699565
另一路向是询问资产阶级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各主要商人一般都试图与外部强权——军阀、洋人、革命者或土匪，视情况而定——达成妥协，不过，同时，他们也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自觉，并开始参与到民众运动乃至非正式治理中来。 尽管在1912年早些时候，资产阶级支持过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但他们对袁世凯担任总统同样持欢迎态度。袁世凯承诺：承认南京政府的债务，赔付革命期间造成的某些损失，削减出口税，统一货币，并废除讨厌的厘金。最重要的是，他承诺了和平与秩序。随着军阀时期的到来，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同情于激进的民族主义，不过，仍对社会混乱心存恐惧。激进民族主义学生与城市商业社群的暂时联合植根于他们部分地共享着一项政治议题：两个群体都憎恨外国帝国主义，都愿意支持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抵制外货运动。尽管某些商人与日本人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感受到了日本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带来的竞争。英国与美国的权益同样令人厌恶，列强又往往联合起来维护不平等条约、低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此类的“原则”事项。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对白人的社会排他性感到愤怒。他们支持抵制外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一种“购买国货”的普遍感情开始出现，事实上，整个广告运动都建立在购买国货的重要性上，如南洋兄弟牌香烟的广告就将美丽女性与爱国主义联系了起来。
1706699566
1706699567
虽说如此，资产阶级同样支持国际主义，承认自由贸易、外国资本与技术与他们利益相关。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拉扯之下， 坚定的变革欲望出现了。中国商人（有时受西式教育）接受了几分美国式的对进步、自由企业、竞争以及打破工会的信念。如果说传统的中国商人致力于实现长期垄断，并临时性地做些慈善（一种固定形象）， 那么现代资产阶级感兴趣的则是改进商业、提升技术，以及对国家在税收、货币供给与关税定额方面的政策施加影响。
1706699568
1706699569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由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不同的方向上同时拉扯，资产阶级对掠夺性的军阀队伍带来的破坏、横征暴敛以及市场扭曲深恶痛绝，却又与现实中的政治力量谨慎灵活地协商并达成妥协。更积极地说，资产阶级将自己视作坚定的进步分子。中国需要什么？如我们所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是以工业救亡！最后，资产阶级想要一个有充分共识的政府，许多商人都把自己中介者的地位以及社会责任看得很重。[6]但是，资产阶级的有限家长制并不能满足城市平民的真正需要。民族主义冲动也不可能永远把利益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与工人绑在一起。
1706699570
1706699571
资产阶级依然是个脆弱的阶级。它对国家权力的兴趣在对1912年的后革命政治的参与中显示了出来。然而，它只能在地方一级对新政府施加影响。资产阶级没有任何政党代表，事实上，在它与孙中山的支持者之间迅速出现了分歧，这同等地削弱了两方在与袁世凯的关系中的地位。袁世凯对独立实业家与金融家可以为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评价不高，他更喜欢与自己从上而下的统治方式相一致的“官僚资本主义”。在整个民国时期，甚至在省一级， 资产阶级也依然从属于军事与官僚当局。此外，外国资本支配着现代部门（造船、银行、纺织与其他制造业，甚至也包括采矿业），不过，外国资本只占整个经济的10%，农业仍然是最主要的。
1706699572
1706699573
然而，资产阶级仍在继续扩大，并经常能成功地与外国公司竞争。在技术要求不高的领域（外国资本与资源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如香烟制造）中，中国公司表现出色。机器印刷业在上海获得发展，不仅支配了中国市场，而且支配了整个东亚（包括日本）与东南亚市场。[7]不过，除了在纯地方层面，资产阶级并未能把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由于缺乏政治权力，在改善物质或商业基础设施方面，他们做不了什么，更不用说抵抗军阀劫掠了。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实现农业活动现代化，以满足成百上千万农民的消费需求。由于乡村停滞不前，现代部门就是在踩着刹车前行。不过，资产阶级对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这些变化包括知识界与激进学生运动的兴起、城市财富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教育与出版机构的扩展。
1706699574
1706699576
新兴社会力量：工人
1706699577
1706699578
随着现代工业的成长，国人为工作来到了城市。慢慢地，无产阶级诞生了。长久以来，工人们就为中国提供着手工制品——“工”是个受人尊敬的儒家社会范畴。不过，此类手工艺者有着与现代工厂工人不同的技艺与态度。20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船舶、铁路、电力与燃煤工厂以及机床厂之类的现代部门中工作的工人增长到超过150万人。此外，像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工人的数量很少，但却分布于关键性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的工厂工人中，极少有一辈子做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经常返家帮助秋收或参加亲属的婚礼与葬礼。与其他工业化初期社会一样，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糟糕，报酬低下（不过数额尚足以从衰落中的农业体系下吸引工人），普遍雇用女工与童工。绝大部分工人受到包工头（为工厂募工，并在整个雇用期内保持着凌驾其上的威势）的掠夺。不过，虽说如此，中国工人仍能够进行持久而有效的组织。
1706699579
1706699580
工人既不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试图组织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职业政治家的工具，也不是孤立且与政治无关的乌合之众。 在政治组织者登场之前很久，中国工人已发展出集体行动的传统——停工、休工、怠工与罢工。
1706699581
1706699582
乡村移民利用其乡籍纽带（以及族群与亚族群认同），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得更平顺些。以上海为例，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利用同乡会找工作，获得一定的福利与保险以及某种社群感。 在很大程度上，专业化与乡籍一致，熟练木工来自广州，织工来自上海周围，而非熟练的人力车夫与搬运工则来自上海以北的贫瘠腹地。家庭成员经常跟着亲戚来到城市。
1706699583
1706699584
同省人（雇主与雇工两者）都倾向于在城市的同一片街区中工作与生活。包工头一般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工人，他们向家长与其女儿（工厂招募的通常是年轻女性）许诺在上海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她们，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作“摘桑叶”。在城市里，他们与工人们形成庇护关系，往往将其工资装入自己的腰包，而只供给工人们近乎监狱条件的食物与居舍。工人帮会间互相竞争，为增加各自的工作机会而打斗并不少见；不过，工人阶级内的区隔并未妨碍集体行动。正相反，如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一个重要研究中所展示的，乡籍团结造就了表现战斗性的基本社会单位。[8]在适当的环境下，族群区隔促进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可能联合，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家长式的关心，乃至根本上的阶级意识。
1706699585
1706699586
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电力与燃煤工厂创造出了全新的环境，这是一个与小而促狭的家庭作坊（就在那些规模巨大的新部门的旁边）大不相同的世界。虽然无产阶级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发展出阶级意识以及对工人身份的认同——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开始不再认同于其祖居地，而是将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像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乡。工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乡村纽带，他们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阶级意识不仅限于有组织的劳工抗议，在这个新的城市世界里，工人应对自己无权处境的各种策略都有助于共同境遇感的形成。罢工会导致被解雇，怠工则是更有效的。有时，成群结伙的工人（或与有组织帮会有联系的工人）会把工头打一顿。终生做工的全职工人越来越多。但同时，他们往往仍保持着地方认同，方言、着装、菜系与习俗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友区别了开来。不过，尽管甚至到今天，这些亚族群区分——往往相互间抱有敌意——也仍然存在，但地方主义并未对更广泛认同的出现造成障碍。工人阶级意识并没有压倒其他的团结形式，而是与后者相伴出现。
1706699587
1706699588
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阶级冲突论说已清晰可见。江南制造局（一所政府经营的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想要将自己与非熟练工人区别开来；不过，工人与资本家间的对立更为强烈。1912年，他们宣称：“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江南制造局）比资本家。”[9]现代工会组织缓慢出现。自19世纪末以来，工人阶级就为争取更多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怠工、休工与罢工；同时，甚至在1911年前，反帝国主义情绪就已引发了集体行动。早在1831年，广州附近的织工就发起过一次抵制英国纱线的运动。以上海市著名的宁波墓地事件（经常被历史学家当作中国首次爱国罢工）为例，1874年，法国当局决定建一条路，穿过宁波同乡会照看下的一座邻近法租界的墓地。在抗议与骚乱后，法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但到1878年，他们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宁波工人攻击所有法国雇员，宁波本地人则抵制所有西方货物与商人。面对这样一群以共同体与阶级为号召、拼死保卫一个神圣场所的民众，法国人再次退缩了，宁波工人与商人取得了胜利。到1920年，约一半的现代中国工人受雇于外国人所有的工厂。
1706699589
1706699590
罢工乃至工会都是非法的。不过，由店主、工匠师傅以及一般学徒组成的行会越来越像工会般行动——代表工人面对所有者。辛亥革命使许多工人政治化了，教会了他们用民族命运的措辞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公民社会的一般性扩展把工人（或至少受过教育且技术熟练的工人）包括了进来。虽然民国政府极少同情工人，但革命同样清除了清朝的反罢工法。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当工匠们与更保守、生活更优裕的行会主管者发生不一致时，他们会自行集会或以多数投票解决问题。他们成立了不包括老板在内的分支行会。
1706699591
1706699592
如果说熟练工人与工匠是自己选择来到城市，并自视为现代公民，那么非熟练工人则经常是为逃荒而被迫来到此地。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每年有将近十万名“苦力”被贩运到海外，不过，在中国城市中寻找工作的人更多。非熟练工人缺少行会，挣的比工匠少得多，且可以轻易被换掉。他们也最愿意回乡。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能够迅速进行罢工。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上海有记录的50次罢工中，纺织厂的非熟练女工罢工占了其中的70%。
1706699593
1706699594
非熟练工人依靠的是帮会关系。19世纪后期，上海帮会已从贩卖鸦片扩展到其他犯罪活动，青帮在1911年支持过革命力量，就此成为包括劳工市场在内的上海经济的中心。[10]帮会首领经营着商业机构，范围从妓院、人力车行到码头与工厂，主要依靠的是有帮会关系的包工头。尽管他们自己就剥削工人，但若对雇主不满意，他们也会领导工人出来罢工。就其性质来说，非熟练工人罢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对如削减工资等的反应，而不是要改进什么。不过，在上海，成千上万的棉业工人加入了青帮（否则他们就可能找不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某些成功。
1706699595
1706699596
社会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on）指出，在整个晚清与民国时期，罢工行动的高峰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来的，这些运动包括戊戌变法（1898—1899）、抵制美货（1904—1906）、辛亥革命（1909—1913）、“五四”民族主义运动（1917—1919）以及国民大革命（1925—1927）。[11]不过，同时，不满仍然是“地方性的”，指向的是通货膨胀与个别工厂的问题。工作条件恶劣，牢骚很多。每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一天连续工作14小时到16小时（中间没有正式间歇）也很常见。普遍使用童工，女工与童工的薪水只有男工的一半或更少。帮会分子与工头用强奸威胁女工。工人一年最少工作340天。工资的增额通常被通货膨胀与币值波动所吞蚀。招工者与老板截扣工人的部分（达50%）工资，根本就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工头任意克扣工钱，殴打、羞辱与解雇工人。
1706699597
1706699598
劳动立法少得可怜，也基本上不被实施。纺织厂与卷烟厂充斥着灰尘，棉纺车间与缫丝厂潮湿闷热——蚕茧须用水煮，高湿度对纱线有保护作用。中暑最为常见，主要的苦难则是肺结核。中暑的工人会被拖到门口，并扔在那里，直到他们恢复到足以重新工作为止。不满并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往往集中在劳工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所说的“尊严问题”上：被称呼名字的权利、使用厕所的权利以及饭歇的权利。[12]
1706699599
1706699600
某些行业仍维持着学徒制度，新工人在三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拿不到一分钱。机器印刷厂里的学徒每天工作18小时或19小时，伺候师傅，睡在机器底下，机油就滴到他们身上。[13]他们每月付给12个铜钱，其中一个人用反讽的口吻说：
1706699601
1706699602
那个时候，六个铜板就能理个发。每天出工，全身油腻。要洗手洗面，需要买块肥皂，再费四个铜板。这样，只剩两个铜板……那个时候，最便宜的澡堂子要十二个铜板……只要省六个月的钱，就能洗个澡。所以，一年到头也洗不了澡。多剩下两个铜板，就买碗馄饨，算是“开荤”。
1706699603
1706699604
工舍或附近的贫民区与棚户区居住条件恶劣，上工往返时间很长，工人们要走长达两个小时的路，以在早晨六点前到达工厂。多个家庭共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厕所，居住空间狭小。在一名记者笔下，天津工人住房是如此破旧，以至于“屋子因为年久失修缘故，顶上泥片，漱漱的堕落，苇把和木架，也多宣告仳离。四壁缝裂，到处窟窿，下雨时，好比露天，炎热时，臭气四溢。逢到隆冬的季节，整天的在北风底下，抖颤呻吟”[14]。工人们通常以廉价谷物、开水以及蔬菜碎叶勉强度日，只有过节时才吃肉。
1706699605
1706699606
因此，有趣的是，投身最激烈形式的劳工运动的反而是熟练工人。如水手、机修工以及那些出自工匠传统的成年男工最早组织了现代工会。20世纪20年代，他们与信仰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职业组织家紧密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未来领导人陈云曾在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在那里，他协助组织了激进工会，植根于较早的印刷工行会。在世界其他地区，由“工人贵族”掌握工运领导权也颇为常见。他们是最早定居于城市中的一批，相对富足与较高的教育水准也赋予其将自身利益置于更宽广社会经济与政治语境中的时间、资源与人脉。当然，比起非熟练工人，解雇威胁对熟练工人要更为有效。
1706699607
[
上一页 ]
[ :1.7066995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