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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社会力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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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的成长，国人为工作来到了城市。慢慢地，无产阶级诞生了。长久以来，工人们就为中国提供着手工制品——“工”是个受人尊敬的儒家社会范畴。不过，此类手工艺者有着与现代工厂工人不同的技艺与态度。20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船舶、铁路、电力与燃煤工厂以及机床厂之类的现代部门中工作的工人增长到超过150万人。此外，像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工人的数量很少，但却分布于关键性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的工厂工人中，极少有一辈子做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经常返家帮助秋收或参加亲属的婚礼与葬礼。与其他工业化初期社会一样，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糟糕，报酬低下（不过数额尚足以从衰落中的农业体系下吸引工人），普遍雇用女工与童工。绝大部分工人受到包工头（为工厂募工，并在整个雇用期内保持着凌驾其上的威势）的掠夺。不过，虽说如此，中国工人仍能够进行持久而有效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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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既不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试图组织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职业政治家的工具，也不是孤立且与政治无关的乌合之众。 在政治组织者登场之前很久，中国工人已发展出集体行动的传统——停工、休工、怠工与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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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移民利用其乡籍纽带（以及族群与亚族群认同），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得更平顺些。以上海为例，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利用同乡会找工作，获得一定的福利与保险以及某种社群感。 在很大程度上，专业化与乡籍一致，熟练木工来自广州，织工来自上海周围，而非熟练的人力车夫与搬运工则来自上海以北的贫瘠腹地。家庭成员经常跟着亲戚来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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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省人（雇主与雇工两者）都倾向于在城市的同一片街区中工作与生活。包工头一般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工人，他们向家长与其女儿（工厂招募的通常是年轻女性）许诺在上海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她们，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作“摘桑叶”。在城市里，他们与工人们形成庇护关系，往往将其工资装入自己的腰包，而只供给工人们近乎监狱条件的食物与居舍。工人帮会间互相竞争，为增加各自的工作机会而打斗并不少见；不过，工人阶级内的区隔并未妨碍集体行动。正相反，如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一个重要研究中所展示的，乡籍团结造就了表现战斗性的基本社会单位。[8]在适当的环境下，族群区隔促进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可能联合，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家长式的关心，乃至根本上的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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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电力与燃煤工厂创造出了全新的环境，这是一个与小而促狭的家庭作坊（就在那些规模巨大的新部门的旁边）大不相同的世界。虽然无产阶级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发展出阶级意识以及对工人身份的认同——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开始不再认同于其祖居地，而是将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像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乡。工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乡村纽带，他们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阶级意识不仅限于有组织的劳工抗议，在这个新的城市世界里，工人应对自己无权处境的各种策略都有助于共同境遇感的形成。罢工会导致被解雇，怠工则是更有效的。有时，成群结伙的工人（或与有组织帮会有联系的工人）会把工头打一顿。终生做工的全职工人越来越多。但同时，他们往往仍保持着地方认同，方言、着装、菜系与习俗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友区别了开来。不过，尽管甚至到今天，这些亚族群区分——往往相互间抱有敌意——也仍然存在，但地方主义并未对更广泛认同的出现造成障碍。工人阶级意识并没有压倒其他的团结形式，而是与后者相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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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阶级冲突论说已清晰可见。江南制造局（一所政府经营的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想要将自己与非熟练工人区别开来；不过，工人与资本家间的对立更为强烈。1912年，他们宣称：“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江南制造局）比资本家。”[9]现代工会组织缓慢出现。自19世纪末以来，工人阶级就为争取更多的工资与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怠工、休工与罢工；同时，甚至在1911年前，反帝国主义情绪就已引发了集体行动。早在1831年，广州附近的织工就发起过一次抵制英国纱线的运动。以上海市著名的宁波墓地事件（经常被历史学家当作中国首次爱国罢工）为例，1874年，法国当局决定建一条路，穿过宁波同乡会照看下的一座邻近法租界的墓地。在抗议与骚乱后，法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计划；但到1878年，他们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宁波工人攻击所有法国雇员，宁波本地人则抵制所有西方货物与商人。面对这样一群以共同体与阶级为号召、拼死保卫一个神圣场所的民众，法国人再次退缩了，宁波工人与商人取得了胜利。到1920年，约一半的现代中国工人受雇于外国人所有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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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乃至工会都是非法的。不过，由店主、工匠师傅以及一般学徒组成的行会越来越像工会般行动——代表工人面对所有者。辛亥革命使许多工人政治化了，教会了他们用民族命运的措辞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公民社会的一般性扩展把工人（或至少受过教育且技术熟练的工人）包括了进来。虽然民国政府极少同情工人，但革命同样清除了清朝的反罢工法。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当工匠们与更保守、生活更优裕的行会主管者发生不一致时，他们会自行集会或以多数投票解决问题。他们成立了不包括老板在内的分支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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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熟练工人与工匠是自己选择来到城市，并自视为现代公民，那么非熟练工人则经常是为逃荒而被迫来到此地。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每年有将近十万名“苦力”被贩运到海外，不过，在中国城市中寻找工作的人更多。非熟练工人缺少行会，挣的比工匠少得多，且可以轻易被换掉。他们也最愿意回乡。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能够迅速进行罢工。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上海有记录的50次罢工中，纺织厂的非熟练女工罢工占了其中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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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熟练工人依靠的是帮会关系。19世纪后期，上海帮会已从贩卖鸦片扩展到其他犯罪活动，青帮在1911年支持过革命力量，就此成为包括劳工市场在内的上海经济的中心。[10]帮会首领经营着商业机构，范围从妓院、人力车行到码头与工厂，主要依靠的是有帮会关系的包工头。尽管他们自己就剥削工人，但若对雇主不满意，他们也会领导工人出来罢工。就其性质来说，非熟练工人罢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对如削减工资等的反应，而不是要改进什么。不过，在上海，成千上万的棉业工人加入了青帮（否则他们就可能找不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方面获得了某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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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on）指出，在整个晚清与民国时期，罢工行动的高峰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来的，这些运动包括戊戌变法（1898—1899）、抵制美货（1904—1906）、辛亥革命（1909—1913）、“五四”民族主义运动（1917—1919）以及国民大革命（1925—1927）。[11]不过，同时，不满仍然是“地方性的”，指向的是通货膨胀与个别工厂的问题。工作条件恶劣，牢骚很多。每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一天连续工作14小时到16小时（中间没有正式间歇）也很常见。普遍使用童工，女工与童工的薪水只有男工的一半或更少。帮会分子与工头用强奸威胁女工。工人一年最少工作340天。工资的增额通常被通货膨胀与币值波动所吞蚀。招工者与老板截扣工人的部分（达50%）工资，根本就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工头任意克扣工钱，殴打、羞辱与解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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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立法少得可怜，也基本上不被实施。纺织厂与卷烟厂充斥着灰尘，棉纺车间与缫丝厂潮湿闷热——蚕茧须用水煮，高湿度对纱线有保护作用。中暑最为常见，主要的苦难则是肺结核。中暑的工人会被拖到门口，并扔在那里，直到他们恢复到足以重新工作为止。不满并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往往集中在劳工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所说的“尊严问题”上：被称呼名字的权利、使用厕所的权利以及饭歇的权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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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业仍维持着学徒制度，新工人在三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拿不到一分钱。机器印刷厂里的学徒每天工作18小时或19小时，伺候师傅，睡在机器底下，机油就滴到他们身上。[13]他们每月付给12个铜钱，其中一个人用反讽的口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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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六个铜板就能理个发。每天出工，全身油腻。要洗手洗面，需要买块肥皂，再费四个铜板。这样，只剩两个铜板……那个时候，最便宜的澡堂子要十二个铜板……只要省六个月的钱，就能洗个澡。所以，一年到头也洗不了澡。多剩下两个铜板，就买碗馄饨，算是“开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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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舍或附近的贫民区与棚户区居住条件恶劣，上工往返时间很长，工人们要走长达两个小时的路，以在早晨六点前到达工厂。多个家庭共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厕所，居住空间狭小。在一名记者笔下，天津工人住房是如此破旧，以至于“屋子因为年久失修缘故，顶上泥片，漱漱的堕落，苇把和木架，也多宣告仳离。四壁缝裂，到处窟窿，下雨时，好比露天，炎热时，臭气四溢。逢到隆冬的季节，整天的在北风底下，抖颤呻吟”[14]。工人们通常以廉价谷物、开水以及蔬菜碎叶勉强度日，只有过节时才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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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趣的是，投身最激烈形式的劳工运动的反而是熟练工人。如水手、机修工以及那些出自工匠传统的成年男工最早组织了现代工会。20世纪20年代，他们与信仰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职业组织家紧密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未来领导人陈云曾在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在那里，他协助组织了激进工会，植根于较早的印刷工行会。在世界其他地区，由“工人贵族”掌握工运领导权也颇为常见。他们是最早定居于城市中的一批，相对富足与较高的教育水准也赋予其将自身利益置于更宽广社会经济与政治语境中的时间、资源与人脉。当然，比起非熟练工人，解雇威胁对熟练工人要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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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而言，木工与织工这样的工匠多来自华南，一般会与共产党或激进主义者建立联系；而非熟练工人则多来自华北，与青帮以及后来的国民党联系密切。另一个重要的区隔是性别等级制——妇女几乎总是做着技术含量更低、报酬更微薄的工作，这使她们对城市与工会的投入也较少。不过，所有群体都会在涉及工作车间问题的抗议中联合起来。自然，其他认同——如行业、乡籍、族群与民族——与工人阶级“意识”混合在了一起，不过，这并未对无产阶级化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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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社会力量：学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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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青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像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那样，确切说来，学生——有男有女——并不是一个新社会群体。传统儒家经典已考虑到了青年教育与妇女的适当位置的问题。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意义上的“阶级”。不过，性别与代际都成了自我的重要标识。虽然少数人出身于农民中相对较富裕的那部分（毛泽东就是一个），但学生几乎一直都属于特权阶级。不过，在这一动荡时期，甚至来自“好”家庭的学生也无法获得成为真正精英的保证。谁也不知道新的中国需要的是怎样的才能。学生是对中国社会的激进批判——尤其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家庭与儒家学说的偶像破坏式攻击——的主要听众，他们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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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革命”与各式各样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示威游行与运动中，学生都担当了突击队的角色。他们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却拥有道德权威。在适当的形势下，他们能够促使资产阶级与工人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虽转而反对儒家传统，但保持着传统士人为整个共同体担责的道德义务。宋代的范仲淹就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5]。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一整套新教育制度被建立了起来。据估计，在科举制被废除的1905年，有4222所公立或私立学校；而到1911年，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到52348所。[16]到20世纪20年代末，有约40所国立或省立大学，同时还有教会学院与大学、侧重农业与工程的省立高校、军校以及师范学校。精英学生往往到日本或欧洲留学。尽管对中国学生来说，赴美留学要比赴日花费更多，但随着辛亥革命后反日情绪的上扬以及美国传教士与奖学金对学生的引导与吸引，后者取代日本，成为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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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院与中学成了天生的激进主义中心。比起革命，绝大多数学生可能对法律与工程更感兴趣。大学生活的标志就是学生兴趣、学术追求以及教育管理方式的多样性。[17]学生断掉了与乡村中国的联系。相较于与普通村民共享着同一个象征性宇宙的传统士绅，城居青年正日益变得世界化与“外国化”。乡下青年被高等教育拉入城市——上海、北京与南京这三个城市造就了四分之三的大学毕业生。比起粗粝的乡村生活，学生了解更多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比起传统神灵，学生更加熟悉的是欧式几何学与英语。他们的世界观与兴趣日益远离乡村社会。尽管一些官员与学校管理者百般努力，“革命气氛”仍弥漫于中学与大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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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20世纪早期妇女运动，其发展植根于如教育普及这样的长期社会变化之中。直到清末，女性教育才开始被精英们普遍接受。 当然，在清中叶之前，许多精英家族就会教育他们的女儿，女诗人比比皆是。与绣工与针工一起，文化教养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女性技能，对某些家族来说，女方若未受教育，就不考虑纳为儿媳。普遍认为母亲是儿子们的第一位老师，不仅负责教其礼貌，而且也教其基本读写。不过，对精英家族来说，送自己的女儿去学校是个令人恐惧的想法，教育是在家里的，由家庭教师完成。然而，到了晚清，在激进青年眼中，这一方式似乎完全陈旧过时了。以秋瑾为例，她曾接受过某些读写教育（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但她想要接受现代教育，这就不那么常见了——她不得不远赴日本，以逃脱家庭压力。家庭教师教授读写，这一模式已经不够了。女孩子们想要学习现代学问（本被认为只属于她们的兄弟们），而不是去做早些世代的“才女”。事实上，晚清女性作家倾向于背离她们在明、清两代的先驱者们，认为后者不过是在腐败社会中接受了自身低下地位的诗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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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在围绕民族主义主题形塑出的政治话语中，城市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女性主义政治；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作为一场自觉的运动，现代中国女性主义脱胎于晚清的维新与革命潮流。康有为是反缠足会的先锋，该会成员发誓自己的儿子将只娶“天足”女性。梁启超与其他人则主张说，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需要健康、强壮、聪敏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梁启超在其广为人知的《变法通议》（作于1896—1897年间）中，明确攻击“妇人无才即是德”的古老谬说。[19]女性教育有了两大功能，都旨在强化民族。梁启超想让女性在经济上变为生产性的，并成为更好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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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性在经济上变成生产性的这一观念与维新主义者对国家“富强”的关怀联系在一起。正如梁启超所从反面说：“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他支持职业教育，因为这会让女性为出来工作做好准备，并使她们变成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梁启超：《变法通议》）当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妇女在经济上都是生产性的，不过，这一点因为她们的劳动是在家庭内而为人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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