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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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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早期的智识骚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年轻一代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巨大兴趣，20世纪20年代，它们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了激进变革的主导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忽视无政府主义在一般性地塑造中国激进主义时的中心作用。两者的历史叙述都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吸引力，从而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许多联系都未能加以展示。个人自主的观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革命教育中的核心信仰，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对帝国主义的彻底谴责，对科学、进步与文明的尊敬，对“互助”与公共团结的强调，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以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界限的渴望，乃至阶级斗争的语汇——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无政府主义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毛泽东早期绝大部分最激进的观念中，都显露着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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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无政府主义几乎就是激进主义的核心定义。这并不是说绝大多数政治激进分子都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很少有人支持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结构的总体拒斥。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在一个革命话语正在成型的时期，无政府主义观念把一些为中国革命烙上持久印记的关切引了进来，以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相对较小的团体，进入其他革命者的思想体系之中。”[37]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西方激进哲学中，无政府主义是唯一被巨细无遗地翻译为汉语的一种；1911年前，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文本已由在东京与巴黎的流亡者组成的两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翻译了过来。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渠道提出和传播（后者对前者影响深远），这也同样应该是清晰明白的。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数量可能从来没有超过几千，他们的组织也通常是昙花一现，不过，他们靠着自己的出版物、讲演以及组织工人与农民的努力，看起来好像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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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妇女与工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鼓舞了激进组织。此类团体的成员自认为是被压迫者，并将理论反省与政治行动看作个人义务。有两个主题引人注目：“互助”的观念以及对劳动的理想化。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的第一批计划中的一项就是送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北京的预备学校中，学生们要自己做维修与清洗工作；在法国，则要一边工作，一边上课。该计划虽然于1920年最终失败，但已教育了成千上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派往法国的华工。学生中则包括中国一些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领导人邓小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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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还在中国创建了各种各样旨在促进社会道德的志愿团体。成员根据所要戒断的恶习分等，立誓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食肉、不染其他社会恶行。不过，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发誓绝不当政客，但仍继续吃肉。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创立了这样一个团体，并马上吸收了超过1000名学生。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蔡元培自己就是位明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邀请中国无政府主义巴黎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了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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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早期，最著名的（甚至是卡里斯玛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刘师复（1884—1915）。1912年，刘师复与几位同人一起创建了晦鸣学社，他支持辛亥革命并参加了同盟会，在一次试制炸弹时炸掉了一只手，并曾入狱两年。但是，到1912年，他指出，革命存在缺陷——试图建立新政府，却自然地生成了袁世凯。刘师复创造新社会道德的努力始于个人的自我革新，他甚至因为不肯压迫人类同伴而不乘坐人力车。刘师复相信国家与资本主义将一同崩溃。“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39]由此，刘师复规划了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乌托邦，生产与消费都将在公共的基础上进行，货币将被废弃。科学与技术将把人们从令人不快的必然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旦政府与压迫性的经济制度被废止，人类合作的源泉将不再被阻塞，良好的社会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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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信奉的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信条，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信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信条，热情地推进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团体是好的（事实上，它对人性来说是自然的），不过，像政府这样的强制性团体则是不道德与有害无益的。他们乐观地认为，个人的解放恰就将使得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变为可能。因此，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与同路人。他们同样是反资本主义者。事实上，此时对“共产主义”的最通行理解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最早的联系工农的团体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且获得了某些地方性的成功。其目标不是去“领导”民众，而是去教育与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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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复的晦鸣学社事实上成了一个公社：共同居住、学习与劳动的雏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刘师复理想中的高标准，某些支持者回忆说，他们在拜访刘师复时就坐着黄包车，不过，一定会在还剩几个街区时下车，步行最后一段路。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晚期，旨在由学生与农民一起建立新农业公社的“新村”运动仍更多只是理论而非实践，不过，尽管一般都缺乏必要的资金，但他们仍进行了某些改革村塾的尝试。像胡适这样的批评者指责该运动是避世主义的，然而，毛泽东与当时的其他学生却发现其理念很吸引人。该运动的终极灵感来自托尔斯泰东正教农村公社式的和平主义，更近的日本公社试验也为当时提供了典范。不过，核心观念仍然是：社会改革必须伴随以新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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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至1921年，公社试验在工读互助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受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以及新村运动的影响，学生结成小团体共同居住，在工厂、餐馆或洗衣店做工。他们将资源集中在一起（有些人拿出了全部财产），甚至到了集中衣物的程度。“我们那时的理想——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一名公社成员后来回忆道，“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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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主义”与互助观念传布到了无政府主义公社之外。在1918年的一个演讲中，蔡元培呼劳工为“神圣”，因为它既能打破传统上儒家对治者与被治者的区分，也能消灭资本家与地主的经济剥削。工权的观念将各式各样的激进分子团结在了一起。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刘师复的晦鸣学社、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及孙中山的追随者（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间发生了一场自由的三方争论。刘师复与江亢虎（1883—1954）共享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国际革命、废除家庭、平等教育以及其他种种平等主义社会制度的时代即将来临。孙中山则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江亢虎与孙中山共享着一个在1911年前就普遍存在的信念：既然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那么就能够用社会主义来预防作为西方社会标志的紧张而暴烈的阶级斗争。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也相信中国需要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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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最后十年，江亢虎在袁世凯手下从事教育改革。在留学欧洲后，1911年，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回国。袁世凯于1913年取缔中国社会党，随后，江亢虎赴美旅行，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教授。不过，在1911年至1913年间，江亢虎组织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作为其政党的基础）。他有些夸张地宣称该党拥有40万名成员。江亢虎并不否认他的社会主义是相当温和的，他试图控制个人主动性，并主张在共和政体下，社会主义能被最好地实现。因此，与刘师复不同，他接受基本的政府机构。至于孙中山，他也继续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不过显然，他更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他攻击重新分配财产的观念，反对“社会革命”。此时，他的社会主义大致不过就是征收财产税以及靠国家来建设主要的工业与基础设施。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早期争论预示了一代人后共产主义的胜利。他们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最初）也需要遵从的思考方式。更广而言之，对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甚至那些远离激进圈子的人）来说，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阶级间的公平关系以及社会照顾其成员的责任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似乎开始成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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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知识背景的一般性研究，参见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pp.203-279（第6章）;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以及Yüsheng Lin（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Timothy B.Weston（魏定熙），“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1913-1917，” Modern China vol.24，no.3（July 1998），pp.255-284，该文对民国初年尤有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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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引自 E-tu Zen Sun（孙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14”，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373（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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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p.210-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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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度与孙毓筠，载《政府公报》第76册，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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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云沛，载《政府公报》第76册，第1304号（1915年12月25日），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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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公报》第75册，第1293号（1915年12月13日），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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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度：《君宪救国论》，见《杨度集》，5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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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Liang Qichao and the No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Armonk，NY
:M.E.Sharpe，1997），pp.23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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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公报》第75册，第1293号（1915年12月13日），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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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起筹安会宣言书》（1915年8月14日）。引自Jerome Chen（陈志让），Yuan Shih-k’ai（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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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民国日报》，1917年1月7日。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4（修订版）。还可参见R.Keith Schoppa（萧邦奇），“Province and Nation：The Chekiang Provincial Autonomy Movement，1917-192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6，no.4（August 1977），pp.66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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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Prasenjit Duara（杜赞奇），“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Harumi Befu（栗田靖之）编：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Representationand Identity（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9-3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77-204（第6章）；Jean Chesneaux（谢诺），“The Federalist Movement in China”，收入Jack Gray编：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96-137；以及 Leslie H.Chen（陈定炎），“Chen Jiongming（1878-1933） and the Chinese Federalist Movement，” Republican China vol.17，no.1（November 1991），pp.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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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515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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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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