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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二部 民族主义与革命（191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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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国家政权的重组引人注目。在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政党诞生了。国共两党并不是竞选意义上的“党”组织，而是建立在民众、军事与根据地支持之上的政治组织。国共两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既试图争取城市与农村群体，也想要让他们掌握权力。在国民党1927年转而暴力镇压共产党之前，它们一直通力合作，动员民众力量。民众社会运动传播了公民权与公共参与的观念。批评性的新闻界、教育机构、工人组织以及农民运动，所有这些都建立于晚清以来的发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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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军阀横行，帝国主义的压力持续增加，经济萧条。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标志就是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城市工权运动的推进与乡村农民运动的兴起，伴随以女性与学生的社会、政治诉求，共同创造出一个民主传统（尽管不是民主制度）。个体权利、团体相对国家的自主、国家的法律界限、多数决定原则、“救国”以及经济正义（此类观念受到了广泛的讨论），随着深层的社会变革逐次展开。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代议政府软弱不堪，许多公共职能（包括维持秩序与征税）依赖地方精英执行。[1]商会的议事厅几乎从未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不过，他们经常激烈地批评政府——有时是因为干涉他们，有时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们，也有时是因为出卖国权。出于对某一事业（尤其是反帝运动）的支持，商人间或会与学生群体联合起来。反帝不仅是要呼吁国家统一，也是要批判与外国合作的中国领导人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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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完全缺乏宪法保护，政治异见分子很容易被拘捕与暗杀；不过，20世纪20年代，政府相对软弱且极度分裂，难以将整个运动镇压下去。因此，它只偶尔想要镇压，其他时间则只试图吸纳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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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社会团体尝试在可能的范围内与政府合作：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甚至教师与教授）很少直接挑战国家；商人总体上围绕着政府工作，以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系。这些群体既想要改善他们自身的状况，也想要通过自己的技术以及经济活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贡献。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在城市与某些乡村中，民众动员开始出现，街头政治也开始兴起，且伴随着政党组织的农民抗争。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与西方帝国主义施以越来越尖锐的批判，加深了新兴反对派社会团体对敌人性质的理解。在20世纪之交，公共舆论被正当化，它可以在公共领域中传播，“范围从寺院、妓院到公园与剧院……旧习俗仍引导着公共行为（如在茶馆会面，进行调停与密谋），它与新意识形态及组织（如工会主义，以及政治俱乐部与党派）结合，支撑着政治参与的激进扩展”[2]。在民国早期，不仅可以看到新闻与教育的扩展，也可以看到新式公园与游憩用地的出现——它们成了游行示威、集会与演讲的焦点所在。新式街道被加宽且铺平，游行者则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中国政府的邮政检查效率低下，要控制电话与电报则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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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一种新政治出现了，军阀时代被带向了尽头。或至少，军阀割据改换了面目，被吸纳进了新兴的国民党政府的框架内。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宣布北伐成功，实现了国家统一。纵使未能击败所有军阀（相反，他邀请了许多军阀加入国民党，并给予他们地方自主权），但这确实是在军阀制度开始仅20年后就摧毁了它。 国民党已与共产党分裂，还镇压了后者领导的工人与农民运动。它创始自孙中山的革命愿景，后者希望领导第二次国民革命以建立一个统一进步的中国，抵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结果则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国民党有了相当大的收获（尤其是在华中地区以及城市里），但它始终无法渗透到绝大部分乡村地区。大体上，在抵抗政府从乡村中抽取财富的企图上，农村精英与非精英有着共同的利益。“土豪劣绅”护卫着村庄，将政府代理人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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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930年以后，乡村状况日益恶化，国民党政府却既缺乏资源也缺乏意愿去改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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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以观，很清楚，乡村中国有着巨大的革命潜能，它不是等待被进步中的城市操弄与塑造的一潭死水，而是有着自己历史的积极能动者。中国农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迈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绝不消极接受国民党的慷慨赐予，而是积极寻求决定自己的命运。迟钝的“锄把子”——这一顺从形象从不适合中国农民，他们在落草为匪、暴动反抗官府、威胁地主或躲避征税时都毫不犹疑。1927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几乎已被摧毁；之后，他们在偏远的山区获得了重生。正是在这一转向“荒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通过社会革命将农民的愤怒与能量动员起来、如何组建军队与地方政权、如何对离心倾向保持集中控制。正是在农村发展阶段，毛泽东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大权。他似乎比任何其他中国政治领导人都更了解：承诺分配土地与实现社会正义并不仅仅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宣传技巧，而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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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国民党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此外，西方列强大致承认（至少是在原则上），在中国满足特定条件后，它们将放弃自己的特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随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之上，帝国主义的压力（至少那些最直接的）减弱了。不过，随着日本扩张其东亚霸权，它日益将中国的政治失序与民族主义当作同等的威胁。日本领导人并不相信军阀割据（这证明中国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已于1928年结束。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8—1937）被日本侵华所终结；不过，在这十年的一开始，日本在东北与华北日益增长的压力就使得国民党的战略机动空间几近于无，并削弱了它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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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失败与成功都有助于政治领域的成长。国民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改善教育体系并促进商业，就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时期尚可算是成功的。虽然城市商人尝试与政府合作，但是，学生与知识分子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政府未能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尤其是）不能更有力地抵抗日本侵略。尤其重要的是，农村的压力继续上升。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遭遇了军事失败，但它仍挑战着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更有力地回击日本的侵略。 在城市中，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抗议活动显示着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愿景。然而，不顾日本压力日增的事实，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逐步右转，集中其资源“围剿”共产党。在左派与右派、呼吁坚决抵抗日本与更倾向于暂时对日妥协以待中国更强大时再抵抗的人们之间，政治两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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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Strand（全大伟），“‘Civil Society’and‘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A Perspective on Popular Movements in Beijing，1919-1989，” 亚太研究工作论文（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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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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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八章 五四运动中的政治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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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指的是学生在1919年的那一天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和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主要涉及如何处置欧洲的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问题。不过，它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山东会被返还给中国。北京政府试图镇压示威游行，但紧接着，抗议活动从首都传播到其他城市、从学生传播到其他阶级（尤其是沿海城市中的工人与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事件”是指最初的学生示威游行，而五四“运动”是指接下来几个月的罢工与抵制日货运动，五四“时代”则是指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民众的觉醒。该运动代表了一种主要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全新类型的基层政治。不过，“五四”所意味的已超出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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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五四”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讨论中，已成了一个极端重要却意义多重的概念。共产党人（有时）会走到将起源追溯到五四的程度，认为五四代表着进步、爱国，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导向了“文化革命”，就此而言，五四被当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条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因五四运动）觉悟了的学生青年、智识青年们发起的。”[1]国民党人对五四抱着矛盾的情绪，不过，越是国民党中的改革分子，就越认同五四“启蒙”主题。五四运动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继者，它代表着互相冲突的时代思潮，如共产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盛行、理性与现代性、科学与民主、国家统一、少年中国的觉醒、劳工以及对传统的拒斥。它的口号是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与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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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自身而言，新文化运动（在第七章单独介绍过）应被理解为相对较小的一群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袁世凯统治时期形势的反应。尽管五四运动与它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但前者是由稍年轻且更加激进的一代所领导的。事实上，五四运动代表着向政治的回归，而这则是之前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所否定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可以说胡适代表着基本上不赞成学生示威者的那些群体。至少，胡适认为，他们如果返回课堂，就长远来看，将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知识分子中支持学生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事实上，他成了新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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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五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作为新文化智识趋向的进化，更是因为它被当作有意识地吸引不同社会团体的更激进政治运动的开始。不过，现在有一个将五四当作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的趋势。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目的论——历史从黑暗、可耻的过去迈向光辉、开明的未来，或者说从封建制度到现代世界——这一说法本身是重要的。在共产党的准官方历史叙述中，就历史分期而论，五四运动标志着“现代史”的开端，而鸦片战争则标志着“近代史”的开端。显然，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根源至少应被回溯到晚清（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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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四运动确实标志着一种新级别的公共行动。它以某种方式浓缩了积聚几十年的对无能的中国政府的绝望：不能提供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压力的高效、诚信与合法的管理。此时，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巨大的希望与同样巨大的绝望互相角逐。在为其第一部小说集所作的自传性序言中，鲁迅（1881—1936）表达了他的无力与厌倦感。他讲述了自己试图“麻醉自己的灵魂”，不是靠毒品或性爱，而是通过学术性的古物研究——抄古碑。《新青年》的编辑者之一钱玄同询问他为何不做文章，鲁迅后来回忆起他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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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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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指的自然就是中国。鲁迅成了中国革命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对该革命，这却是一个冷嘲性的注解。尽管他确实有着英雄般的壮志（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意识），但他的悲观主义、冷漠、疏离与革命者的态度正好相反。不过，他表示，不管希望多么渺茫，都会推进行动，而逻辑需要希望。[3]铁屋必须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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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鲁迅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在一位狂人的想象中，旧社会与旧道德都完全是以吃人为基础的。经典所讲的是“孝”，但他从字缝里看出来它们实际上说的是“吃人”。敌人是明确的。在1919年，被辛亥革命的失败所短暂玷污的革命观念再次现身，不仅含义更加宽广（指向意为“文化”的所有旧风俗与旧习惯），而且焦点更加集中（锁定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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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19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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